常生春，陝西富平縣人，一九三三年參加陝甘邊遊擊隊任陝甘邊革命委員會政治保衛隊經濟員。是年初夏，在照金蘇區陳家坡戰鬥中負傷。“文化大革命”時，造反派硬說他負傷被俘投敵。為此，多次來人來函要習仲勛作證明。一九六七年九月和十二月，還在西安被軍管的習仲勛，兩次寫材料詳細說明陳家坡戰鬥的情況和常生春參加革命及加入團組織的經過，證明常生春沒有什麽問題。時過六年之後，造反派仍抓住這個問題不放，再次要求他寫證明材料。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和八日，習仲勛又寫了兩份證明材料。在十一月一日的證明中寫道：“陳家坡戰鬥發生在一九三三年初夏。當時我和黃子文率領遊擊隊前往耀縣白區打土豪，行到陳家坡中敵埋伏，戰鬥一開始，黃即先行撤退，直到我負傷被俘和最後跳崖脫險，這一時刻中，未見到常生春，後來才知道他鑽進梢林撤走了。常生春在陳家坡戰鬥中沒有問題，不久就派到婦女遊擊隊擔任領導工作。”在十一月八日的證明末尾還補充寫了一段話：“常生春一九三三年在照金蘇區與敵作戰中確曾負過傷(右臂或左臂)。這次戰鬥除有負傷人員外，沒有陣亡的，也沒有失蹤的。所謂被俘的四五人，都僅半個小時就脫離了敵人，這說明這些人中沒有投敵叛變的。當時在敵人隊伍中，還有我們的黨團員，所有這些情況，都能夠隨時得到他們的證明。因此，常在這次戰鬥中是沒有問題的。即使他被俘過，也無投敵之嫌，否則，我不會和他談話並分配工作。對被俘迴來的戰士，當時都要經過嚴格審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對小說《劉誌丹》案作出批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布釋放，免予追究。”但是，康生對毛澤東的批示，採取了消極拖延的態度。
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後，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開始對各條戰線全麵整頓，許多老幹部被解放出來，全國出現了一派生機。三月，重病中的周恩來，在接受第三次手術前想到許多亟待處理的積案，他和秘書一起清理出來，並提出具體意見，囑咐秘書抓緊辦理。在此之前，周恩來審查閱改汪東興、紀登奎寫給黨中央的《關於專案審查對象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時提出，由中央專案所管的六百七十名審查對象，“大多數人的問題已經整體查清”，“這些人凡是專案組能夠作結論的，應作出結論，一時還不能作結論的，應先放出來。”這樣，長期遭到監禁的彭真、安子文、薄一波、楊尚昆和黃克誠等人陸續被釋放。
習仲勛多次要求給毛澤東寫信，卻每每被專案人員無理拒絕。一九七五年春節後，迫於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有關指示，專案組突然通知習仲勛說，可向毛澤東寫一封簡訊。並說：“最多不能超過四頁，越少越好。”專案組還特別指明了要寫的幾個問題。當天，習仲勛就把給毛澤東的信寫好交給專案組轉呈。他在信中匯報了“文化大革命”中經受鍛鍊和考驗的情況，認為自己“總算隨著時代的進程熬過來了”，“使我真心接觸到改造自己思想的實際，提高了想問題和看書學習的自覺性，特別是自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我認真地讀了一些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懂得了一點馬克思主義，下決心堅持下去。”
事隔兩天，專案組負責人到監護所向習仲勛宣布：你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恢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結論”。還特別對他說，你“犯有嚴重錯誤，所謂嚴重錯誤，就是寫《劉誌丹》那本書是反黨性質的錯誤”。來人接著說，根據以上結論，可以解除監護，但是中央決定讓你“換一個環境，休息養病”。
十三年漫長的審查、批鬥和監護，仍然沒有摘去“反黨”性質的帽子。此時，習仲勛雖感茫然和悲傷，但仍然堅信冤屈終有洗雪之日。
■流放洛陽
“換一個環境，休息養病”，與其說是八年“監護”的結束，還不如說是異地流放。專案組給習仲勛選擇的“休息養病”地點還是洛陽。之後，習仲勛在這裏又度過了三個春秋。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晚，習仲勛離開監護所的第五天，還來不及與兒女們見上一麵，便由河南省公安部門兩位處長陪護乘火車到了洛陽。與上次不同的是，這次讓夫人齊心與他同去，以照顧生活。當晚，他們住在洛陽市區的一個旅社。習仲勛提出最好住到離市區較遠而又靠近農村的地方，以便接觸工農群眾，還想迴到洛陽礦山機器廠去。
習仲勛這次到洛陽，由於問題的性質同上次不同，沒有讓他去洛陽礦山機器廠，而是將他“安置在礦山機器廠附近的耐火材料廠裏，同工人住在一起，交給一個造反派頭頭管製，仍繼續監視行動，但總算有了一定的自由”。從此，他繼續過起“既不是黨員，又沒有工作”的生活。
洛陽耐火材料廠位於洛陽礦山機器廠南側，中州西路從這兩個廠中間穿過。這個廠是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為發展冶金工業而自行設計、自行建設的我國第一座大型耐火材料生產企業。一九五八年建廠投產，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已成為生產工藝比較先進、設備齊全、技術力量雄厚、頗具規模的中、高檔耐火材料生產基地。“文化大革命”中，這個企業是“重災區”。一九六七年六月因武鬥全麵停產，持續一年多時間，一九六八年恢複生產後又出現嚴重虧損。此後，廠裏派仗不斷，鬥爭激烈，生產一度陷入癱瘓，隻能完成國家下達任務的百分之二十幾。
習仲勛對這個廠是熟悉的，他曾於一九六o年五月到這裏考察工作，並對當時正在修建的廠辦公樓提出過建議。
習仲勛夫婦被安置在洛陽耐火材料廠生活區，住在一棟住宅樓的二層西房，麵積僅有二十四平方米。房內南側隔出了一問臥室，外麵半間是過廳兼廚房，西麵牆上有一個窗戶。夏季。由於西曬室內溫度特別高，習仲勛身體較胖，本來就怕熱，因而格外難熬;嚴冬，室內溫度很低，靠蜂窩煤爐取暖做飯，屋裏充滿煙油味，十分嗆人。特別是窗外不遠的電桿上架著的高音喇叭，整天響個不停，使他難以正常休息，心神非常煩躁。這一時期，習仲勛的工資已被停發，每月從廠裏借二百元生活費，和其他工人一樣，從糧站買迴每人每月供給的二十九斤標準糧和五兩食油。對習仲勛的這種不公待遇，廠裏一些工人群眾憤憤不平，而他卻笑著說：“我看這就不錯了，總比監護時住監獄好多了。”
與習仲勛相鄰的民兵連長、電工師傅劉學忠，是習仲勛家的常客，有空也幫著幹些活。但是，他還負有一項“特殊使命”，就是按照廠裏的布置，監視習仲勛的日常活動，發現情況隨時向廠組織部報告。許多年後，劉學忠說：“那時也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我是廠裏的基幹民兵，要聽從指揮，服從領導。但是，我很快發現這位鄰居是個好老頭。他關心工人生活，平易近人，說話辦事都在理上。雖然遭受了十多年磨難，卻從沒聽見他發過一句怨言。時間長了，我對他的感情也深了，從心底裏同情他，熱愛他，因而就難以履行監視職責了。”其實，真正負責監管習仲勛的是洛陽耐火材料廠黨委副書記郭永太。郭永太原是廠裏的一個普通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成了群眾組織頭頭，後又當上廠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黨委副書記。開始他對習仲勛態度傲慢，說話打官腔，不時流露出造反派習氣。習仲勛很看不慣這一套作風，經常給他講道理，教育他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之後，郭永太對習仲勛敬畏起來，遇事常向他討教。在習仲勛的教育和影響下，郭永太立場逐步發生變化，很快與造反派分道揚鑣。一次，習仲勛問郭永太：“如果林彪集團上了台，我要上山打遊擊，我要你給我帶路，你帶嗎?”郭說：“我帶。”習仲勛又說：“你如果報告上去，也不過把我押起來，一下子還殺不了頭。而你頂多隻能做這個廠的一把手，再也上不去。上去了，你也沒有這個本事，你說對不對?”郭永太連聲說道：對，對。習仲勛把監管他的人教育成好朋友的事，在洛陽耐火材料廠流傳至今。一九七八年六月，郭永太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錯誤而被免除職務。但是，已恢複工作的習仲勛沒有嫌棄這位犯有錯誤的人，很長時間還與他保持著聯繫。當組織調查郭永太在監管習仲勛期間的表現時，習仲勛肯定了他的進步，給予了客觀、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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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對小說《劉誌丹》案作出批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布釋放，免予追究。”但是，康生對毛澤東的批示，採取了消極拖延的態度。
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後，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開始對各條戰線全麵整頓，許多老幹部被解放出來，全國出現了一派生機。三月，重病中的周恩來，在接受第三次手術前想到許多亟待處理的積案，他和秘書一起清理出來，並提出具體意見，囑咐秘書抓緊辦理。在此之前，周恩來審查閱改汪東興、紀登奎寫給黨中央的《關於專案審查對象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時提出，由中央專案所管的六百七十名審查對象，“大多數人的問題已經整體查清”，“這些人凡是專案組能夠作結論的，應作出結論，一時還不能作結論的，應先放出來。”這樣，長期遭到監禁的彭真、安子文、薄一波、楊尚昆和黃克誠等人陸續被釋放。
習仲勛多次要求給毛澤東寫信，卻每每被專案人員無理拒絕。一九七五年春節後，迫於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有關指示，專案組突然通知習仲勛說，可向毛澤東寫一封簡訊。並說：“最多不能超過四頁，越少越好。”專案組還特別指明了要寫的幾個問題。當天，習仲勛就把給毛澤東的信寫好交給專案組轉呈。他在信中匯報了“文化大革命”中經受鍛鍊和考驗的情況，認為自己“總算隨著時代的進程熬過來了”，“使我真心接觸到改造自己思想的實際，提高了想問題和看書學習的自覺性，特別是自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我認真地讀了一些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懂得了一點馬克思主義，下決心堅持下去。”
事隔兩天，專案組負責人到監護所向習仲勛宣布：你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恢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結論”。還特別對他說，你“犯有嚴重錯誤，所謂嚴重錯誤，就是寫《劉誌丹》那本書是反黨性質的錯誤”。來人接著說，根據以上結論，可以解除監護，但是中央決定讓你“換一個環境，休息養病”。
十三年漫長的審查、批鬥和監護，仍然沒有摘去“反黨”性質的帽子。此時，習仲勛雖感茫然和悲傷，但仍然堅信冤屈終有洗雪之日。
■流放洛陽
“換一個環境，休息養病”，與其說是八年“監護”的結束，還不如說是異地流放。專案組給習仲勛選擇的“休息養病”地點還是洛陽。之後，習仲勛在這裏又度過了三個春秋。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晚，習仲勛離開監護所的第五天，還來不及與兒女們見上一麵，便由河南省公安部門兩位處長陪護乘火車到了洛陽。與上次不同的是，這次讓夫人齊心與他同去，以照顧生活。當晚，他們住在洛陽市區的一個旅社。習仲勛提出最好住到離市區較遠而又靠近農村的地方，以便接觸工農群眾，還想迴到洛陽礦山機器廠去。
習仲勛這次到洛陽，由於問題的性質同上次不同，沒有讓他去洛陽礦山機器廠，而是將他“安置在礦山機器廠附近的耐火材料廠裏，同工人住在一起，交給一個造反派頭頭管製，仍繼續監視行動，但總算有了一定的自由”。從此，他繼續過起“既不是黨員，又沒有工作”的生活。
洛陽耐火材料廠位於洛陽礦山機器廠南側，中州西路從這兩個廠中間穿過。這個廠是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為發展冶金工業而自行設計、自行建設的我國第一座大型耐火材料生產企業。一九五八年建廠投產，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已成為生產工藝比較先進、設備齊全、技術力量雄厚、頗具規模的中、高檔耐火材料生產基地。“文化大革命”中，這個企業是“重災區”。一九六七年六月因武鬥全麵停產，持續一年多時間，一九六八年恢複生產後又出現嚴重虧損。此後，廠裏派仗不斷，鬥爭激烈，生產一度陷入癱瘓，隻能完成國家下達任務的百分之二十幾。
習仲勛對這個廠是熟悉的，他曾於一九六o年五月到這裏考察工作，並對當時正在修建的廠辦公樓提出過建議。
習仲勛夫婦被安置在洛陽耐火材料廠生活區，住在一棟住宅樓的二層西房，麵積僅有二十四平方米。房內南側隔出了一問臥室，外麵半間是過廳兼廚房，西麵牆上有一個窗戶。夏季。由於西曬室內溫度特別高，習仲勛身體較胖，本來就怕熱，因而格外難熬;嚴冬，室內溫度很低，靠蜂窩煤爐取暖做飯，屋裏充滿煙油味，十分嗆人。特別是窗外不遠的電桿上架著的高音喇叭，整天響個不停，使他難以正常休息，心神非常煩躁。這一時期，習仲勛的工資已被停發，每月從廠裏借二百元生活費，和其他工人一樣，從糧站買迴每人每月供給的二十九斤標準糧和五兩食油。對習仲勛的這種不公待遇，廠裏一些工人群眾憤憤不平，而他卻笑著說：“我看這就不錯了，總比監護時住監獄好多了。”
與習仲勛相鄰的民兵連長、電工師傅劉學忠，是習仲勛家的常客，有空也幫著幹些活。但是，他還負有一項“特殊使命”，就是按照廠裏的布置，監視習仲勛的日常活動，發現情況隨時向廠組織部報告。許多年後，劉學忠說：“那時也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我是廠裏的基幹民兵，要聽從指揮，服從領導。但是，我很快發現這位鄰居是個好老頭。他關心工人生活，平易近人，說話辦事都在理上。雖然遭受了十多年磨難，卻從沒聽見他發過一句怨言。時間長了，我對他的感情也深了，從心底裏同情他，熱愛他，因而就難以履行監視職責了。”其實，真正負責監管習仲勛的是洛陽耐火材料廠黨委副書記郭永太。郭永太原是廠裏的一個普通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成了群眾組織頭頭，後又當上廠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黨委副書記。開始他對習仲勛態度傲慢，說話打官腔，不時流露出造反派習氣。習仲勛很看不慣這一套作風，經常給他講道理，教育他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之後，郭永太對習仲勛敬畏起來，遇事常向他討教。在習仲勛的教育和影響下，郭永太立場逐步發生變化，很快與造反派分道揚鑣。一次，習仲勛問郭永太：“如果林彪集團上了台，我要上山打遊擊，我要你給我帶路，你帶嗎?”郭說：“我帶。”習仲勛又說：“你如果報告上去，也不過把我押起來，一下子還殺不了頭。而你頂多隻能做這個廠的一把手，再也上不去。上去了，你也沒有這個本事，你說對不對?”郭永太連聲說道：對，對。習仲勛把監管他的人教育成好朋友的事，在洛陽耐火材料廠流傳至今。一九七八年六月，郭永太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錯誤而被免除職務。但是，已恢複工作的習仲勛沒有嫌棄這位犯有錯誤的人，很長時間還與他保持著聯繫。當組織調查郭永太在監管習仲勛期間的表現時，習仲勛肯定了他的進步，給予了客觀、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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