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周恩來的努力是有限的，“監護”仍難以使習仲勛習擺脫被林彪、“四人幫”操縱的專案審查、非法審訊和政治迫害。
習仲勛在“監護”期間度過了一段漫長而又難熬的日子。他被關押在北京北新橋交通幹校，住在一間狹窄的小屋裏。除監護人員送飯和有事來找外，很少能見到其他人，幾乎與世隔絕。這裏還住了些什麽人，習仲勛一無所知。他仍然要接受專案人員的審查訊問，無休止地寫交代材料。所幸的是，監護所為他每天送來《人民日報》，可以了解一些情況，有時還可以在指定地點散散步，洗洗澡。習仲勛後來與人交談時說：“監護所內的浴室也很特殊，每個噴頭都用木板隔成單間，高達三米多，但下麵卻離地麵約一尺，使洗澡者互不見麵，防止‘串聯’和相互通氣。洗澡時隻能看見小腿和腳，這種被監護人員的特殊‘見麵’，誰也不知對方是誰。”為了鍛鍊身體，習仲勛就在小屋裏轉圈子，一邊轉，一邊數，常常轉到好幾千圈，又倒迴來。這七八年來，小屋成了他磨鍊意誌的小天地。
在監護期間，林彪、“四人幫”和康生以及他們直接操縱的專案組加緊對習仲勛的審訊和“定案”。習仲勛迴憶說：“監護中悠長的歲月也是不容易度過的，林彪、‘四人幫’和那個‘顧問’還不放過我，想方設法折磨我。”有一次，專案人員找習仲勛談話，指責他寫的材料不真實，交代問題態度不老實，並誣衊他和台灣某人有聯繫，是裏通外國分子。這兩句用心險惡的話，引起了習仲勛的高度警惕。在那個特殊年代，如果被認定有裏通外國問題，是完全可能被置於死地的。他意識到，這是有預謀的政治陷害，頓時抑製不住激動的情緒，憤而為自己辯護說，這純屬誣陷。
專案人員在審訊時透露出其中原委。原來他們出於給習仲勛定上“特務”、“裏通外國分子”罪名的目的，從敵特報刊和所謂群眾揭發中搜羅到兩件很正常的工作上的事情，有意無限上崗，欲置習仲勛於死地。【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一件事是，習仲勛少年時代的同學陳建中(原名程建文)，一九四九年隨蔣介石逃到台灣後擔任了國民黨評議委員，曾在台灣電台發表過策反講話。陳建中與習仲勛既是同學又是同鄉，早年一起參加革命，後來陳建中投靠國民黨，兩人分道揚鑣，徹底決裂。“四人幫”、康生控製的專案組卻借題發揮，逼迫習仲勛承認與陳建中有聯繫，搞特務活動。習仲勛義正詞嚴地說，過去的關係是曆史形成的，無法改變。對敵特報刊的挑撥離間，不加分析就予以相信，這正好上了敵人的當。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隨朱德和習仲勛到東歐訪問的一個工作人員，在“文化大革命”中揭發習仲勛在民主德國參觀柏林圍牆時，想越牆叛國投敵。專案組抓住這子虛烏有的事情，要習仲勛“老實交代”。習仲勛對這天方夜譚般的政治誣陷怒不可遏。他迴憶了代表團訪問的經過，連聲說道：純屬無中生有!代表團的活動，完全受所在國政府的安排和保護，有眾多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陪同，這怎麽可能呢?簡直荒謬絕倫!
習仲勛對這兩件誣陷他的事，義正詞嚴，據理力爭，專案人員隻好不了了之。
在漫長監護的日子裏，習仲勛渴望看到外麵的世界。他思念昔日朝夕相處的同誌和戰友，也十分惦念妻子和兒女。然而，他沒有和他們見麵的自由，隻能望牆興嘆。他迴憶訪說：“我獨處鬥室，斷絕了和一切人往來，連直係親屬也看不到，更不知道外邊的真實情況。”
八年過去了，他沒有妻子和孩子們的任何音訊，更不知道他們的境況，上次見麵還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那時正在北京郊區參加“四清”運動的妻子齊心，在習仲勛赴洛陽前專門請了一天假看望他，此後兩人再沒見麵。他惦念著齊心，齊心也掛念著他。“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齊心的處境更加困難，因與習仲勛沒有“劃清界限”，被康生列人五百人黑名單之中受到審查，在“五七”幹校勞動長達七年之久。當時四個孩子都尚未成年。三個稍大一點的孩子，橋橋到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勞動鍛鍊，安安到山西省運城地區臨猗縣臨晉公社雲沖大隊插隊，近平到陝北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小兒子遠平和媽媽在一起，去了“五七”幹校上“五七”中學，初中畢業後，就被剝奪了繼續升學的權利，到工廠當車工學徒。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齊心於一九七二年冬給周恩來寫信，請求解決生活上的實際困難，希望能與習仲勛見麵。她在信中說，我和孩子們已經多年沒有見到仲勛了，請總理讓我們母子早日見到他;我們在北京已無住處，請組織解決住房問題;存款也早已凍結，希望能解凍一部分維持生活。周恩來很快做出批示，要求有關方麵予以落實。
之後不久，習仲勛被專案組帶到北京城裏的一個地方，齊心和孩子早已等候在那裏。見到習仲勛，孩子們一下子圍了上來，親熱地叫著：爸爸、爸爸。他八年沒有見過孩子了，頓時熱淚盈眶。麵對兩個女兒，他已經分不出哪個是橋橋，哪個是安安，看著兩個長大了的兒子，竟然完全不認識了。習仲勛離開家時，近平十一歲，遠平八歲，這時已分別是十九歲和十六歲的大小夥子了。此時此景使他想起唐朝詩人賀知章的詩句：“少小離家老大迴，鄉音未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詩中描寫的是離鄉老人迴家時的感慨，這時他卻是因為長時間未見孩子而不認識了。二十五年後，習近平頗為感慨地談起了這次相見時的情景：“他看見我們就哭了，我趕忙給他遞了一支煙，也同時給自己點燃了一支。他就問我，你怎麽也抽菸了?我說，‘思想上苦悶，這些年，我們也是從艱難困苦中走過來的。’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你抽菸我批準了’。到第二次再見到我時，他竟然把自己用的一個菸鬥給了我，並說：‘我知道你沒有條件抽紙菸，迴去以後就用這個菸鬥抽旱菸。’這是他在困難境地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一直保存到現在。”
孩子們關切地問這問那，還問到他在西安遭受批鬥的情況，習仲勛破涕為笑，隻說了一句話：“鬥得不輕，但我的待遇最好。”
臨別時，齊心特別告訴習仲勛說，這次能見你是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和安排的。一九七九年春，習仲勛談到當時聽完這句話後的心情說：“我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簌簌流下了淚珠。恩來同誌處境困難，日理萬機，卻這樣無微不至地關懷在監護中的革命老幹部，讓我和久別的家人相見。”同時，“也愛護年輕一代，讓他們在困難的環境裏茁壯成長，這對在監護中的我是多麽大的安慰和鼓舞啊!”
習仲勛在被監護期間，除了接受專案組審查、沒完沒了地寫“檢查”外，還要為其他人的“外調”提供證言。這些外調材料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負責人，也包括曆史上和他有過某種關係的人。習仲勛在寫證言時，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嚴肅認真的態度。對一些無理要求，他或嚴詞拒絕，或幹脆緘口不語。有人要他提供整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的材料，他看出這些人的險惡用心，堅決頂了迴去。他對來自地方和基層信函調查的迴覆，更是一絲不苟，實話實說，決不見風使舵，不為政治壓力所屈服。身陷囹圄的習仲勛，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先後四次為富平縣委副書記常生春寫“證言”，其高度負責的精神和正直的人格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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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在“監護”期間度過了一段漫長而又難熬的日子。他被關押在北京北新橋交通幹校，住在一間狹窄的小屋裏。除監護人員送飯和有事來找外，很少能見到其他人，幾乎與世隔絕。這裏還住了些什麽人，習仲勛一無所知。他仍然要接受專案人員的審查訊問，無休止地寫交代材料。所幸的是，監護所為他每天送來《人民日報》，可以了解一些情況，有時還可以在指定地點散散步，洗洗澡。習仲勛後來與人交談時說：“監護所內的浴室也很特殊，每個噴頭都用木板隔成單間，高達三米多，但下麵卻離地麵約一尺，使洗澡者互不見麵，防止‘串聯’和相互通氣。洗澡時隻能看見小腿和腳，這種被監護人員的特殊‘見麵’，誰也不知對方是誰。”為了鍛鍊身體，習仲勛就在小屋裏轉圈子，一邊轉，一邊數，常常轉到好幾千圈，又倒迴來。這七八年來，小屋成了他磨鍊意誌的小天地。
在監護期間，林彪、“四人幫”和康生以及他們直接操縱的專案組加緊對習仲勛的審訊和“定案”。習仲勛迴憶說：“監護中悠長的歲月也是不容易度過的，林彪、‘四人幫’和那個‘顧問’還不放過我，想方設法折磨我。”有一次，專案人員找習仲勛談話，指責他寫的材料不真實，交代問題態度不老實，並誣衊他和台灣某人有聯繫，是裏通外國分子。這兩句用心險惡的話，引起了習仲勛的高度警惕。在那個特殊年代，如果被認定有裏通外國問題，是完全可能被置於死地的。他意識到，這是有預謀的政治陷害，頓時抑製不住激動的情緒，憤而為自己辯護說，這純屬誣陷。
專案人員在審訊時透露出其中原委。原來他們出於給習仲勛定上“特務”、“裏通外國分子”罪名的目的，從敵特報刊和所謂群眾揭發中搜羅到兩件很正常的工作上的事情，有意無限上崗，欲置習仲勛於死地。【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一件事是，習仲勛少年時代的同學陳建中(原名程建文)，一九四九年隨蔣介石逃到台灣後擔任了國民黨評議委員，曾在台灣電台發表過策反講話。陳建中與習仲勛既是同學又是同鄉，早年一起參加革命，後來陳建中投靠國民黨，兩人分道揚鑣，徹底決裂。“四人幫”、康生控製的專案組卻借題發揮，逼迫習仲勛承認與陳建中有聯繫，搞特務活動。習仲勛義正詞嚴地說，過去的關係是曆史形成的，無法改變。對敵特報刊的挑撥離間，不加分析就予以相信，這正好上了敵人的當。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隨朱德和習仲勛到東歐訪問的一個工作人員，在“文化大革命”中揭發習仲勛在民主德國參觀柏林圍牆時，想越牆叛國投敵。專案組抓住這子虛烏有的事情，要習仲勛“老實交代”。習仲勛對這天方夜譚般的政治誣陷怒不可遏。他迴憶了代表團訪問的經過，連聲說道：純屬無中生有!代表團的活動，完全受所在國政府的安排和保護，有眾多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陪同，這怎麽可能呢?簡直荒謬絕倫!
習仲勛對這兩件誣陷他的事，義正詞嚴，據理力爭，專案人員隻好不了了之。
在漫長監護的日子裏，習仲勛渴望看到外麵的世界。他思念昔日朝夕相處的同誌和戰友，也十分惦念妻子和兒女。然而，他沒有和他們見麵的自由，隻能望牆興嘆。他迴憶訪說：“我獨處鬥室，斷絕了和一切人往來，連直係親屬也看不到，更不知道外邊的真實情況。”
八年過去了，他沒有妻子和孩子們的任何音訊，更不知道他們的境況，上次見麵還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那時正在北京郊區參加“四清”運動的妻子齊心，在習仲勛赴洛陽前專門請了一天假看望他，此後兩人再沒見麵。他惦念著齊心，齊心也掛念著他。“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齊心的處境更加困難，因與習仲勛沒有“劃清界限”，被康生列人五百人黑名單之中受到審查，在“五七”幹校勞動長達七年之久。當時四個孩子都尚未成年。三個稍大一點的孩子，橋橋到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勞動鍛鍊，安安到山西省運城地區臨猗縣臨晉公社雲沖大隊插隊，近平到陝北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小兒子遠平和媽媽在一起，去了“五七”幹校上“五七”中學，初中畢業後，就被剝奪了繼續升學的權利，到工廠當車工學徒。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齊心於一九七二年冬給周恩來寫信，請求解決生活上的實際困難，希望能與習仲勛見麵。她在信中說，我和孩子們已經多年沒有見到仲勛了，請總理讓我們母子早日見到他;我們在北京已無住處，請組織解決住房問題;存款也早已凍結，希望能解凍一部分維持生活。周恩來很快做出批示，要求有關方麵予以落實。
之後不久，習仲勛被專案組帶到北京城裏的一個地方，齊心和孩子早已等候在那裏。見到習仲勛，孩子們一下子圍了上來，親熱地叫著：爸爸、爸爸。他八年沒有見過孩子了，頓時熱淚盈眶。麵對兩個女兒，他已經分不出哪個是橋橋，哪個是安安，看著兩個長大了的兒子，竟然完全不認識了。習仲勛離開家時，近平十一歲，遠平八歲，這時已分別是十九歲和十六歲的大小夥子了。此時此景使他想起唐朝詩人賀知章的詩句：“少小離家老大迴，鄉音未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詩中描寫的是離鄉老人迴家時的感慨，這時他卻是因為長時間未見孩子而不認識了。二十五年後，習近平頗為感慨地談起了這次相見時的情景：“他看見我們就哭了，我趕忙給他遞了一支煙，也同時給自己點燃了一支。他就問我，你怎麽也抽菸了?我說，‘思想上苦悶，這些年，我們也是從艱難困苦中走過來的。’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你抽菸我批準了’。到第二次再見到我時，他竟然把自己用的一個菸鬥給了我，並說：‘我知道你沒有條件抽紙菸，迴去以後就用這個菸鬥抽旱菸。’這是他在困難境地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一直保存到現在。”
孩子們關切地問這問那，還問到他在西安遭受批鬥的情況，習仲勛破涕為笑，隻說了一句話：“鬥得不輕，但我的待遇最好。”
臨別時，齊心特別告訴習仲勛說，這次能見你是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和安排的。一九七九年春，習仲勛談到當時聽完這句話後的心情說：“我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簌簌流下了淚珠。恩來同誌處境困難，日理萬機，卻這樣無微不至地關懷在監護中的革命老幹部，讓我和久別的家人相見。”同時，“也愛護年輕一代，讓他們在困難的環境裏茁壯成長，這對在監護中的我是多麽大的安慰和鼓舞啊!”
習仲勛在被監護期間，除了接受專案組審查、沒完沒了地寫“檢查”外，還要為其他人的“外調”提供證言。這些外調材料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負責人，也包括曆史上和他有過某種關係的人。習仲勛在寫證言時，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嚴肅認真的態度。對一些無理要求，他或嚴詞拒絕，或幹脆緘口不語。有人要他提供整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的材料，他看出這些人的險惡用心，堅決頂了迴去。他對來自地方和基層信函調查的迴覆，更是一絲不苟，實話實說，決不見風使舵，不為政治壓力所屈服。身陷囹圄的習仲勛，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先後四次為富平縣委副書記常生春寫“證言”，其高度負責的精神和正直的人格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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