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時分，當習仲勛被押上臨時搭建的批鬥台時，數千雙眼睛都朝他望去，盡管帶領唿口號的人聲嘶力竭，但響應的聲音卻是七零八落。參加批鬥會的除有打著寫有各自組織名稱的紅色旗幟的造反派外，更多的是從鄉下趕來的農民群眾，他們不是來批鬥的，而是要目睹一下這位傳奇人物。許多人看到年過半百、善良慈祥的習仲勛時，都搖頭嘆息，不相信他會“反黨反社會主義”，隨後便紛紛離開會場。
習仲勛和周敦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分別站在台前左右兩角。由於天氣悶熱，習仲勛不時地擦著臉上的汗水。批鬥會開始前，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周敦問造反派說：“習仲勛這樣的人物，怎麽能讓我陪鬥，怕不夠格吧?”造反派迴答：“你是習仲勛的黑爪牙。”周敦又說：“如果是爪和牙，都不應隻有一個。你看牙齒上下有多少個?兩隻手有多少個爪子，你們怎麽隻揪了我一個?”話音一落，台下緊繃著臉的人們都忍不住地笑了起來。
造反派的代表依次發言批判，也都是念一些從報刊和傳單上抄來的空洞詞句。有一個人發言時，習仲勛打斷他的話說，你們要講事實，弄得這個造反派張口結舌，不知如何是好。上麵有人領著唿口號，下麵多數人隻舉拳頭不出聲，更有一些人在口號聲中發出不滿的議論。他們麵向台上的人不滿地說，你們喊什麽，一九六二年鬧春荒時，不是他說了話，放開政策讓老百姓到陝北馱糧自救，還不知道餓死多少人呢!
三十年後，周敦迴憶說：“我當時和他分別站在台子的一角，多年不見了，我很想走過去問候他，但是造反派不允許。我隻能時不時地望上一眼，他低著頭，頭發明顯變白了，臉上的汗水流下時，他拿出手帕擦一擦，手又放了下來。讓人不覺內心一陣酸楚。”一九八九年二月，習仲勛在西安人民大廈見到周敦時，高興地向隨行人員介紹說：“這是我的小老鄉，一九六七年曾跟我一起受批鬥。”他接著問：“周敦，那年在富平挨批判時，你都想了些什麽?”周敦迴答說：“開始站在台子前叫人批，覺得丟人，後來習慣了，就無所謂了。”習仲勛說：“我當時想，隻要把我批不死就行。”
故鄉的山水哺育了習仲勛，身處逆境中的他，在踏上故土的時候，還是感到了縷縷鄉情。他後來迴憶說：“在迤山中學批鬥我，因為天熱，怕把我曬昏了，還有人給我打了一把傘。會後，我告訴他們說，我迴來了，你們要讓我吃上頓家鄉飯。他們就給做了扁豆沫糊、紅豆麵條等風味小吃。”
十月十日下午三時，陝西師範大學“八一”戰鬥隊和河南“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再次與習仲勛“拚刺刀”。造反派遣逼他交代一九五九年河南、陝西調查研究和參加廬山會議的情況。習仲勛據實迴答，許多觀點反映了他對中國社會的遠見卓識，現在讀來猶覺是錚錚忠言。他在談到糾正“大躍進”問題時說：“我講過，現在對農民小自由太少，沒有小自由，自留地沒有了。路子要越走越寬，農民是路越走越窄，越走越死。幹部比農民自由多一點，農民自由太少了。我認為，有小自由不怕，在大自由領導下，有些小自由也不怕，如果有危險，可以控製它。”“我們現在農村糧食緊，共產黨有崇高威信，群眾會原諒我們。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就會鬧亂子，農民就會用扁擔砸我們。”在談到廬山會議時，他坦率地說自己對“大躍進”的看法和彭德懷是相同的，認為高指標、共產風是“左”的東西，“左”比右更危險。在他說這些話時，造反派不時高唿“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口號，以施加精神壓力。批判結束時，造反派又向他發出繼續交代問題的“勒令”。十一月七日下午，這兩個造反派組織又舉行了一次“拚刺刀”大會，再次追問習仲勛的曆史問題。
在這期間，鹹陽造反派還把習仲勛拉到國棉一廠、二廠、西北橡膠廠、西藏民族學院批鬥。不管造反派怎樣批鬥他、侮辱他，他始終不發火，不和群眾對立 在這種無休止的批鬥會、“拚刺刀”的折磨下，習仲勛感到自己“身體有些支持不住了”，便懷著十分複雜的心情，於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初兩次寫信，一封是寫給毛澤東的，一封是寫給周恩來並毛澤東、林彪和中央常委的。
周恩來得知習仲勛在西安的處境後，決定由北京衛戍區對習仲勛實行監護，採取特殊方式予以保護。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周恩來派飛機把習仲勛接迴北京，結束了他整整一年被批鬥的日子，開始了漫長的監護生活。
第28章 堅持與期待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進入第三年。從這年年初到一九七八年初，整整十年。期間，習仲勛先是在北京衛戊區被“監護”，之後又被下放到洛陽監管，過著既無黨的組織生活，又無具體工作、監外監護的“流放生活”。在孤獨的歲月中，他依然篤信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以頑強的意誌，認真學習理論，堅持鍛鍊身體，相信自己的問題一定能夠得到公正解決。
■監護歲月
一九六七年以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的領導，地方各級黨政負責人絕大多數被打成“走資派”，受到衝擊“靠邊站”，無政府主義泛濫，一些不顧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野心家和壞分子，乘機煽動操縱群眾組織，致使“派性”膨脹，派仗不息，武鬥迭起，全國混亂局麵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原來預計三年結束，但是隨著事態的發展，毛澤東又說：“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了兩派，搞大規模武鬥，沒有想到過”當時，毛澤東的內心是矛盾的，他想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但事情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由於無政府主義泛濫，難以在短時間內實現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了《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麵勝利》的社論。社論提出，要在新的一年中實現從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勝利。同時，指出要打倒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派性。
對習仲勛實行“監護”，是周恩來深思熟慮採取的特殊保護措施，他用這個辦法保護了一大批領導幹部。在此前的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間，周恩來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三年算一次吧，已經是相當長了，就夠我們鍛鍊的了。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年發動，兩年勝利，三年掃尾。基於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認識，周恩來覺得必須利用自己有限的權力，製止造反派組織對所謂“走資派”的任意批鬥和擅自“定性”，以結束許多老同誌人身遭受摧殘、安全得不到起碼保證的狀況。一九六八年前後，幾乎與習仲勛同時被監護的許多老同誌對此都有切身的體會。萬裏曾感慨地說，“文化大革命”中，幸虧總理把我“監護”起來，否則，早就被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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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和周敦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分別站在台前左右兩角。由於天氣悶熱，習仲勛不時地擦著臉上的汗水。批鬥會開始前，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周敦問造反派說：“習仲勛這樣的人物，怎麽能讓我陪鬥，怕不夠格吧?”造反派迴答：“你是習仲勛的黑爪牙。”周敦又說：“如果是爪和牙，都不應隻有一個。你看牙齒上下有多少個?兩隻手有多少個爪子，你們怎麽隻揪了我一個?”話音一落，台下緊繃著臉的人們都忍不住地笑了起來。
造反派的代表依次發言批判，也都是念一些從報刊和傳單上抄來的空洞詞句。有一個人發言時，習仲勛打斷他的話說，你們要講事實，弄得這個造反派張口結舌，不知如何是好。上麵有人領著唿口號，下麵多數人隻舉拳頭不出聲，更有一些人在口號聲中發出不滿的議論。他們麵向台上的人不滿地說，你們喊什麽，一九六二年鬧春荒時，不是他說了話，放開政策讓老百姓到陝北馱糧自救，還不知道餓死多少人呢!
三十年後，周敦迴憶說：“我當時和他分別站在台子的一角，多年不見了，我很想走過去問候他，但是造反派不允許。我隻能時不時地望上一眼，他低著頭，頭發明顯變白了，臉上的汗水流下時，他拿出手帕擦一擦，手又放了下來。讓人不覺內心一陣酸楚。”一九八九年二月，習仲勛在西安人民大廈見到周敦時，高興地向隨行人員介紹說：“這是我的小老鄉，一九六七年曾跟我一起受批鬥。”他接著問：“周敦，那年在富平挨批判時，你都想了些什麽?”周敦迴答說：“開始站在台子前叫人批，覺得丟人，後來習慣了，就無所謂了。”習仲勛說：“我當時想，隻要把我批不死就行。”
故鄉的山水哺育了習仲勛，身處逆境中的他，在踏上故土的時候，還是感到了縷縷鄉情。他後來迴憶說：“在迤山中學批鬥我，因為天熱，怕把我曬昏了，還有人給我打了一把傘。會後，我告訴他們說，我迴來了，你們要讓我吃上頓家鄉飯。他們就給做了扁豆沫糊、紅豆麵條等風味小吃。”
十月十日下午三時，陝西師範大學“八一”戰鬥隊和河南“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再次與習仲勛“拚刺刀”。造反派遣逼他交代一九五九年河南、陝西調查研究和參加廬山會議的情況。習仲勛據實迴答，許多觀點反映了他對中國社會的遠見卓識，現在讀來猶覺是錚錚忠言。他在談到糾正“大躍進”問題時說：“我講過，現在對農民小自由太少，沒有小自由，自留地沒有了。路子要越走越寬，農民是路越走越窄，越走越死。幹部比農民自由多一點，農民自由太少了。我認為，有小自由不怕，在大自由領導下，有些小自由也不怕，如果有危險，可以控製它。”“我們現在農村糧食緊，共產黨有崇高威信，群眾會原諒我們。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就會鬧亂子，農民就會用扁擔砸我們。”在談到廬山會議時，他坦率地說自己對“大躍進”的看法和彭德懷是相同的，認為高指標、共產風是“左”的東西，“左”比右更危險。在他說這些話時，造反派不時高唿“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口號，以施加精神壓力。批判結束時，造反派又向他發出繼續交代問題的“勒令”。十一月七日下午，這兩個造反派組織又舉行了一次“拚刺刀”大會，再次追問習仲勛的曆史問題。
在這期間，鹹陽造反派還把習仲勛拉到國棉一廠、二廠、西北橡膠廠、西藏民族學院批鬥。不管造反派怎樣批鬥他、侮辱他，他始終不發火，不和群眾對立 在這種無休止的批鬥會、“拚刺刀”的折磨下，習仲勛感到自己“身體有些支持不住了”，便懷著十分複雜的心情，於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初兩次寫信，一封是寫給毛澤東的，一封是寫給周恩來並毛澤東、林彪和中央常委的。
周恩來得知習仲勛在西安的處境後，決定由北京衛戍區對習仲勛實行監護，採取特殊方式予以保護。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周恩來派飛機把習仲勛接迴北京，結束了他整整一年被批鬥的日子，開始了漫長的監護生活。
第28章 堅持與期待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進入第三年。從這年年初到一九七八年初，整整十年。期間，習仲勛先是在北京衛戊區被“監護”，之後又被下放到洛陽監管，過著既無黨的組織生活，又無具體工作、監外監護的“流放生活”。在孤獨的歲月中，他依然篤信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以頑強的意誌，認真學習理論，堅持鍛鍊身體，相信自己的問題一定能夠得到公正解決。
■監護歲月
一九六七年以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的領導，地方各級黨政負責人絕大多數被打成“走資派”，受到衝擊“靠邊站”，無政府主義泛濫，一些不顧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野心家和壞分子，乘機煽動操縱群眾組織，致使“派性”膨脹，派仗不息，武鬥迭起，全國混亂局麵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原來預計三年結束，但是隨著事態的發展，毛澤東又說：“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了兩派，搞大規模武鬥，沒有想到過”當時，毛澤東的內心是矛盾的，他想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但事情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由於無政府主義泛濫，難以在短時間內實現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了《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麵勝利》的社論。社論提出，要在新的一年中實現從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勝利。同時，指出要打倒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派性。
對習仲勛實行“監護”，是周恩來深思熟慮採取的特殊保護措施，他用這個辦法保護了一大批領導幹部。在此前的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間，周恩來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三年算一次吧，已經是相當長了，就夠我們鍛鍊的了。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年發動，兩年勝利，三年掃尾。基於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認識，周恩來覺得必須利用自己有限的權力，製止造反派組織對所謂“走資派”的任意批鬥和擅自“定性”，以結束許多老同誌人身遭受摧殘、安全得不到起碼保證的狀況。一九六八年前後，幾乎與習仲勛同時被監護的許多老同誌對此都有切身的體會。萬裏曾感慨地說，“文化大革命”中，幸虧總理把我“監護”起來，否則，早就被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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