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批判《海瑞罷官》盡管沒有觸及習仲勛，但是，日益緊張的政治局勢，使關心他的人和企圖整他的人都不能不聯想到他與彭德懷的關係。隨著局勢的發展，習仲勛被康生點名批判，關心他的人們則為他的處境擔憂。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並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重大改組這兩次中央會議，是全麵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標誌。
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的當天，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寫信，表明支持他們的造反精神，從而使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出通知，要求各地組織大中學校學生代表、教職工代表到北京接受毛澤東檢閱。從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北京先後八次接見了一千一百多萬紅衛兵和大中學校師生，使紅衛兵和學校師生大串連走向高潮。在“中央文革小組”煽起的所謂捍衛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狂潮下，一場嚴重破壞社會秩序、踐踏民主和法製的大動亂，迅速在全國城鄉蔓延開來。各地紅衛兵衝擊文化教育界和黨政機關，揪鬥“走資派”，橫掃“牛鬼蛇神”，大字報鋪天蓋地。在“破舊”、“立新”、清除所謂“封、資、修”的口號聲中，文化設施和文物古蹟遭到嚴重破壞，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和黨政機關的大小領導幾乎都被揪鬥，有的甚至受到侮辱和毆打，不少人還被抄家，以至遊街示眾。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洛陽也陷入混亂之中。高音喇叭的喧囂聲，遊行集會的口號聲不絕於耳，各種各樣的大字報、小字報、傳單和標語貼滿大街小巷。新聞媒體傳播著歌頌“文化大革命”、動員群眾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左”的觀點和主張。這時的洛陽礦山機器廠，盡管也受到了大氣候的衝擊和影響，但作為一個大型生產企業，工廠生產和工作秩序仍然比較正常，廣大工人群眾對一些“左”的做法抱有很大的懷疑和反感。這年春天，洛陽礦山機器廠接受了國務院一機部下達的四百套大鍋錐和七十一台火箭生產任務，並動員部分職工到農村支援抗旱，挑水灌溉麥田。五六月間，洛陽礦山機器廠先後自行設計、成功製造出我國第一台鑽頭直徑為一百九十毫米的(zl一1型)牙輪鑽機，完成了國家重點產品七百鉗式行星軋機。七月，圓滿順利舉行了第四屆第四次職工代表會議。習仲勛對廠裏安定團結的形勢、緊張有序的生產和取得的一係列成績，感到高興和欣慰，因為這其中包含了自己作為普通勞動者所付出的心血，也使他親身體驗到工人階級的創造精神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在這種情況下，抱有良好願望的習仲勛產生了用群眾的革命熱情來促進生產發展的想法，這也是當時大多數幹部和工人群眾的共識。“文化大革命”初期，習仲勛是通過內部傳達文件、聽廣播看報紙了解“文化大革命”動態的，緣於對黨的無限忠誠和信賴，因而對前景還抱有良好的願望。他期望能夠通過“文化大革命”，徹底革除黨和國家內部的各種積弊，整肅黨員、國家工作人員的思想和作風，煥發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精神，推動祖國建設大業。那時他說：“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係列的偉大勝利，實在鼓舞人心，使我十分振奮，更使我下定決心，在這場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中，把自己改造過來。”他還在寫給子女的信中說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什麽時候才能燒到我卷的身上”，期望能在運動中得到洗禮和進步。
一次廠裏召開黨委擴大會，休息時習仲勛和廠《礦機報》的負責人有過一段簡短的談話，很能說明他是從有利改進工作的積極意義去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他說：“這是一場文化方麵的大革命，誰也沒經曆過，既然是一場革命，那就要革去舊的東西，樹立新的東西。所以我們不要怕，在精神和思想上要做好各種準備，積極投入到這場大革命中去。對於群眾在大字報中提出的意見要持正確態度。這和我們過去延安整風一樣，也像毛主席說的，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嘛!文化大革命業是一場群眾運動，群眾運動起來了是好事，要支持，要正確對待，不能潑冷水，更不能有敵對情緒。”
但是，形勢的發展和變化並沒有像習仲勛想像的那樣，大量的事實使他對這場運動產生了懷疑，認識也開始發生變化。他看到社會上一些人以“破四舊”為名，把商店許多煙、酒、衣物當街焚毀時，憂慮地說，這怎麽能行呢?商品是國家、人民的財產，燒了多可惜呀!他還告訴廠裏領導說：“你們向上麵反映反映，這樣搞怎麽說也不是革命行為。”八月，他看到紅衛兵隨意給一些人掛牌上街遊行時說： “運動搞得過火了，這樣下去會搞亂的。”他還出麵勸過一些年輕人說，搞文化革命不要損壞國家財產，這些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不料這些人不僅不聽勸阻，還聲言這是“革命行動”，指責他“多管閑事”，有的還要查他的身份，批鬥他。
習仲勛非常關心“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時常上街看大字報，聽群眾的議論。一次，他看到大字報上公開點名批判共青團中央的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時，他對身邊的人和許多工人群眾說：“這樣隨意點名批判中央領導同誌是不妥當的。胡耀邦等同誌，我了解，他們都不是壞人。”
有人問鄧拓是不是叛徒，他迴答說：“鄧拓過去在晉察冀搞報紙工作，解放後在人民日報社當副社長、副總編輯，坐過監獄，我沒有聽說有叛變行為。”又有人追問鄧拓的根子是不是彭真，習仲勛肯定地迴答說：“不會是。一九五九年研究鄧拓工作時，我參加了，在北京經常見麵。”
在此期間，洛陽礦山機器廠黨委政治部發出向焦裕祿學習的號召，要求全廠職工以焦裕祿為榜樣，為建設大慶式的洛陽礦山機器廠而奮鬥。焦裕祿曾在洛陽礦山機器廠工作過八年，在廠裏留下了許多感人的故事。習仲勛認為，在當時社會秩序日益混亂，工廠生產受到嚴重幹擾的情況下，大力提倡焦裕祿精神是非常適時的。習仲勛無論是在車間勞動還是開會，或與大家閑聊，都大力宣傳焦裕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要職工群眾堅守生產崗位，排除無政府主義思潮幹擾，當好社會主義企業的主人。
十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批判了所謂壓製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後，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在全國掀起，“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開始流行，無政府主義狂潮泛濫。大權在握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始終沒有忘記詆毀習仲勛，多次在不同場合誣衊他，說小說《劉誌丹》反黨，為高崗翻案，大肆煽風點火。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洛陽的學生和職工群眾也相繼卷人，紛紛成立紅衛兵、戰鬥隊等造反組織，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揭批、揪鬥現象隨處可見。洛陽礦山機器廠盡管沒有出現大的動亂，但廠區也貼滿了大字報，不時召開批判會、辯論會。此時，關於習仲勛“反黨罪行”的流言蜚語，也傳得沸沸揚揚。【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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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並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重大改組這兩次中央會議，是全麵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標誌。
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的當天，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寫信，表明支持他們的造反精神，從而使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出通知，要求各地組織大中學校學生代表、教職工代表到北京接受毛澤東檢閱。從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北京先後八次接見了一千一百多萬紅衛兵和大中學校師生，使紅衛兵和學校師生大串連走向高潮。在“中央文革小組”煽起的所謂捍衛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狂潮下，一場嚴重破壞社會秩序、踐踏民主和法製的大動亂，迅速在全國城鄉蔓延開來。各地紅衛兵衝擊文化教育界和黨政機關，揪鬥“走資派”，橫掃“牛鬼蛇神”，大字報鋪天蓋地。在“破舊”、“立新”、清除所謂“封、資、修”的口號聲中，文化設施和文物古蹟遭到嚴重破壞，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和黨政機關的大小領導幾乎都被揪鬥，有的甚至受到侮辱和毆打，不少人還被抄家，以至遊街示眾。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洛陽也陷入混亂之中。高音喇叭的喧囂聲，遊行集會的口號聲不絕於耳，各種各樣的大字報、小字報、傳單和標語貼滿大街小巷。新聞媒體傳播著歌頌“文化大革命”、動員群眾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左”的觀點和主張。這時的洛陽礦山機器廠，盡管也受到了大氣候的衝擊和影響，但作為一個大型生產企業，工廠生產和工作秩序仍然比較正常，廣大工人群眾對一些“左”的做法抱有很大的懷疑和反感。這年春天，洛陽礦山機器廠接受了國務院一機部下達的四百套大鍋錐和七十一台火箭生產任務，並動員部分職工到農村支援抗旱，挑水灌溉麥田。五六月間，洛陽礦山機器廠先後自行設計、成功製造出我國第一台鑽頭直徑為一百九十毫米的(zl一1型)牙輪鑽機，完成了國家重點產品七百鉗式行星軋機。七月，圓滿順利舉行了第四屆第四次職工代表會議。習仲勛對廠裏安定團結的形勢、緊張有序的生產和取得的一係列成績，感到高興和欣慰，因為這其中包含了自己作為普通勞動者所付出的心血，也使他親身體驗到工人階級的創造精神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在這種情況下，抱有良好願望的習仲勛產生了用群眾的革命熱情來促進生產發展的想法，這也是當時大多數幹部和工人群眾的共識。“文化大革命”初期，習仲勛是通過內部傳達文件、聽廣播看報紙了解“文化大革命”動態的，緣於對黨的無限忠誠和信賴，因而對前景還抱有良好的願望。他期望能夠通過“文化大革命”，徹底革除黨和國家內部的各種積弊，整肅黨員、國家工作人員的思想和作風，煥發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精神，推動祖國建設大業。那時他說：“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係列的偉大勝利，實在鼓舞人心，使我十分振奮，更使我下定決心，在這場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中，把自己改造過來。”他還在寫給子女的信中說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什麽時候才能燒到我卷的身上”，期望能在運動中得到洗禮和進步。
一次廠裏召開黨委擴大會，休息時習仲勛和廠《礦機報》的負責人有過一段簡短的談話，很能說明他是從有利改進工作的積極意義去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他說：“這是一場文化方麵的大革命，誰也沒經曆過，既然是一場革命，那就要革去舊的東西，樹立新的東西。所以我們不要怕，在精神和思想上要做好各種準備，積極投入到這場大革命中去。對於群眾在大字報中提出的意見要持正確態度。這和我們過去延安整風一樣，也像毛主席說的，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嘛!文化大革命業是一場群眾運動，群眾運動起來了是好事，要支持，要正確對待，不能潑冷水，更不能有敵對情緒。”
但是，形勢的發展和變化並沒有像習仲勛想像的那樣，大量的事實使他對這場運動產生了懷疑，認識也開始發生變化。他看到社會上一些人以“破四舊”為名，把商店許多煙、酒、衣物當街焚毀時，憂慮地說，這怎麽能行呢?商品是國家、人民的財產，燒了多可惜呀!他還告訴廠裏領導說：“你們向上麵反映反映，這樣搞怎麽說也不是革命行為。”八月，他看到紅衛兵隨意給一些人掛牌上街遊行時說： “運動搞得過火了，這樣下去會搞亂的。”他還出麵勸過一些年輕人說，搞文化革命不要損壞國家財產，這些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不料這些人不僅不聽勸阻，還聲言這是“革命行動”，指責他“多管閑事”，有的還要查他的身份，批鬥他。
習仲勛非常關心“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時常上街看大字報，聽群眾的議論。一次，他看到大字報上公開點名批判共青團中央的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時，他對身邊的人和許多工人群眾說：“這樣隨意點名批判中央領導同誌是不妥當的。胡耀邦等同誌，我了解，他們都不是壞人。”
有人問鄧拓是不是叛徒，他迴答說：“鄧拓過去在晉察冀搞報紙工作，解放後在人民日報社當副社長、副總編輯，坐過監獄，我沒有聽說有叛變行為。”又有人追問鄧拓的根子是不是彭真，習仲勛肯定地迴答說：“不會是。一九五九年研究鄧拓工作時，我參加了，在北京經常見麵。”
在此期間，洛陽礦山機器廠黨委政治部發出向焦裕祿學習的號召，要求全廠職工以焦裕祿為榜樣，為建設大慶式的洛陽礦山機器廠而奮鬥。焦裕祿曾在洛陽礦山機器廠工作過八年，在廠裏留下了許多感人的故事。習仲勛認為，在當時社會秩序日益混亂，工廠生產受到嚴重幹擾的情況下，大力提倡焦裕祿精神是非常適時的。習仲勛無論是在車間勞動還是開會，或與大家閑聊，都大力宣傳焦裕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要職工群眾堅守生產崗位，排除無政府主義思潮幹擾，當好社會主義企業的主人。
十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批判了所謂壓製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後，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在全國掀起，“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開始流行，無政府主義狂潮泛濫。大權在握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始終沒有忘記詆毀習仲勛，多次在不同場合誣衊他，說小說《劉誌丹》反黨，為高崗翻案，大肆煽風點火。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洛陽的學生和職工群眾也相繼卷人，紛紛成立紅衛兵、戰鬥隊等造反組織，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揭批、揪鬥現象隨處可見。洛陽礦山機器廠盡管沒有出現大的動亂，但廠區也貼滿了大字報，不時召開批判會、辯論會。此時，關於習仲勛“反黨罪行”的流言蜚語，也傳得沸沸揚揚。【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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