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習仲勛除了開會、學習和閱讀文件外，很少到廠部辦公。他分管的安全技術科和動力生產科有事時，常常找到車問和他商談。他目睹工廠生產日漸滑坡，工人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的情況，愈來愈感到“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並不是自己想像中的那樣正確和有序，而是無政府主義日益泛濫，社會明顯陷入動亂，一時陷人費解和迷惑之中。特別是聽到有人把小說《劉誌丹》與“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時，他又一次陷人了深思。
十二月，洛陽礦山機器廠黨委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宣布洛陽礦山機器廠“文化大革命”開始，領導幹部被造反派任意戴高帽子遊街，人身權利受到侵犯，工廠生產處於停頓狀態。對此，習仲勛表現出“緘默”的態度，但內心卻十分焦慮不安。他一改往日工作生活的習慣，幾乎足不出戶，不接待來訪，不發表評論。由真誠的擁護到困惑懷疑，再到保持“緘默”，反映出他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改變。他以冷靜理智的觀察和思考，關注著國內政治風雲的變幻。
習仲勛在洛陽礦山機器廠掛職鍛鍊共一年零二十七天。在半年後盡管遇到“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對這段經曆的記憶卻是深刻的。一九八六年四月，他撰寫了《我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一年》，反映出他對這段勞動鍛鍊的態度和收穫：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到洛礦擔任副廠長，大約一個年頭，盡管時間不長，這裏的一切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迴憶起來，猶感振奮不已。我在洛礦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過的一段不同尋常的經曆，我要時刻珍惜它，藉以砥礪自己。
我在洛礦的一年，實際上是上了一年的工業大學。我走出廠部，直接下到車間，與工人在一起，參加生產勞動;與工程師、技術員打交道，學習求教，這使我的眼界大開，增長了許多工業生產和管理方麵的知識。同時，我在工人師傅的幫助指導下，還學會掌握了一些具體的操作技術，用自己的雙手參加產品的組裝。通過與工人的共同勞動和交往，更使我親身感受到工人階級高尚品質和優良作風。他們維護團結，遵守紀律，熱情豪爽，坦率真誠，說實話，幹實事，肯鑽研，講效率。他們是我的好老師，好朋友，是他們給我上了必要的一課。
洛礦自建廠以來，在各級領導和全體職工的努力下，積極發揮了大型骨幹企業的作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其所以如此，關鍵在這個廠的各級領導班子的同心同德，團結合作，工作做得紮實而有成效。我突出地感到有幾點：一是重視思想政治工作。除了政工幹部的努力外，主要依靠工人自己來教育自己，管理自己。二是既抓生產，又抓安全，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三是積極辦好技工學校和業餘學校，大力培訓技工人才。四是抓好集體福利工作，活躍群眾文化。現在盡管麵臨的形勢和任務與過去不同，但是上述的基本經驗還是需要好好總結提高，並把它推廣運用於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日月之中。
■身陷囹圄
一九六七年新年伊始，中國的政治氣候持續升溫，“文化大革命”發生急劇變化，席捲全國的階級鬥爭愈演愈烈，整個社會更加動蕩和無序。
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社論，以格外引人注目的措詞，向全國傳達了非同尋常的信號：“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是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是一鬥、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年”。
同日出版的《紅旗》雜誌刊登了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的長篇文章，三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公開點名批判周揚和小說《劉誌丹》，不點名地誣陷習仲勛等，說周揚“夥同一小撮反黨野心家，積極支持並鼓勵為反黨分子高崗翻案的反黨小說《劉誌丹》的出版。他親自接見寫這本書的反黨分子，親自審閱了這部小說，稱讚這本書‘做了一個模範’、‘樹立了一個榜樣’。他們企圖假借這部小說，洗刷高崗的反黨罪惡，篡改黨史，推翻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正確結論。”文章舊事重提，又一次把未出版的小說《劉誌丹》拿出來作為“罪證”，矛頭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把毛澤東“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的話用來說明所謂“鬥爭”的嚴重性。之後，上海掀起“一月風暴”，造反派向各級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奪權，以“全麵奪權”為標誌的政治風暴迅速在全國颳起。
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組領導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公然發表攻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的言論，蠱惑群眾，一夜之間，“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標語貼滿北京的大街小巷。六日，清華大學紅衛兵編造劉少奇女兒出車禍的謊言，將劉少奇、王光美夫婦騙出中南海，由於警衛保護，劉少奇得以脫身，王光美則在清華大學受到批鬥。隨後，大批紅衛兵和造反派在中南海門前集會，發表演說，唿喊口號，散發傳單，刷寫標語，要求“揪出”和批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毅、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餘秋裏等黨和國家領導人。
早已被貶職的習仲勛也在劫難逃。
一月四日晚，喧鬧了一天的洛陽礦山機器廠逐漸平靜下來。當大多數人家熄燈就寢時，習仲勛宿舍的燈還亮著，他尚未休息，正在讀書學習。十一點時，一幫人突然猛敲習仲勛宿舍的房門。秘書範民新剛打開門，十幾個戴著紅衛兵袖章的人就一擁而進，衝到習仲勛麵前。麵對不速之客，習仲勛先是一愣，但馬上鎮靜下來。一個領頭的指著習仲勛聲色俱厲地說：我們是西北大學的紅衛兵，你是“反黨野心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在西北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們要把你揪迴西安批鬥。你要向西北人民低頭認罪。原來，這些人是西北大學“文化大革命臨時委員會”的紅衛兵，專程來洛陽揪習仲勛迴西安批鬥，以壯大自己組織的聲勢。此時，習仲勛意識到問題複雜了，預感將會失去人身自由，等待他的可能是更大的磨難。但對去陝西，他不安的心情還有幾分慰藉。畢竟他在那裏生活工作過三十九個春秋，那裏又是養育他的桑梓之地，有許多戰爭年代生死相依的戰友和群眾。習仲勛幾十年後對子女說：“那時西安的造反派批鬥我，我要是往照金或武字區、心字區等地一跑，他們就會找不到我的。那裏的老百姓和我們是魚水相依呀!”
習仲勛對來人說：“能否向廠裏匯報一下，做些準備，天明再走?”紅衛兵蠻橫地說：“現在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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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洛陽礦山機器廠黨委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宣布洛陽礦山機器廠“文化大革命”開始，領導幹部被造反派任意戴高帽子遊街，人身權利受到侵犯，工廠生產處於停頓狀態。對此，習仲勛表現出“緘默”的態度，但內心卻十分焦慮不安。他一改往日工作生活的習慣，幾乎足不出戶，不接待來訪，不發表評論。由真誠的擁護到困惑懷疑，再到保持“緘默”，反映出他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改變。他以冷靜理智的觀察和思考，關注著國內政治風雲的變幻。
習仲勛在洛陽礦山機器廠掛職鍛鍊共一年零二十七天。在半年後盡管遇到“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對這段經曆的記憶卻是深刻的。一九八六年四月，他撰寫了《我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一年》，反映出他對這段勞動鍛鍊的態度和收穫：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到洛礦擔任副廠長，大約一個年頭，盡管時間不長，這裏的一切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迴憶起來，猶感振奮不已。我在洛礦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過的一段不同尋常的經曆，我要時刻珍惜它，藉以砥礪自己。
我在洛礦的一年，實際上是上了一年的工業大學。我走出廠部，直接下到車間，與工人在一起，參加生產勞動;與工程師、技術員打交道，學習求教，這使我的眼界大開，增長了許多工業生產和管理方麵的知識。同時，我在工人師傅的幫助指導下，還學會掌握了一些具體的操作技術，用自己的雙手參加產品的組裝。通過與工人的共同勞動和交往，更使我親身感受到工人階級高尚品質和優良作風。他們維護團結，遵守紀律，熱情豪爽，坦率真誠，說實話，幹實事，肯鑽研，講效率。他們是我的好老師，好朋友，是他們給我上了必要的一課。
洛礦自建廠以來，在各級領導和全體職工的努力下，積極發揮了大型骨幹企業的作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其所以如此，關鍵在這個廠的各級領導班子的同心同德，團結合作，工作做得紮實而有成效。我突出地感到有幾點：一是重視思想政治工作。除了政工幹部的努力外，主要依靠工人自己來教育自己，管理自己。二是既抓生產，又抓安全，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三是積極辦好技工學校和業餘學校，大力培訓技工人才。四是抓好集體福利工作，活躍群眾文化。現在盡管麵臨的形勢和任務與過去不同，但是上述的基本經驗還是需要好好總結提高，並把它推廣運用於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日月之中。
■身陷囹圄
一九六七年新年伊始，中國的政治氣候持續升溫，“文化大革命”發生急劇變化，席捲全國的階級鬥爭愈演愈烈，整個社會更加動蕩和無序。
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社論，以格外引人注目的措詞，向全國傳達了非同尋常的信號：“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是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是一鬥、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年”。
同日出版的《紅旗》雜誌刊登了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的長篇文章，三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公開點名批判周揚和小說《劉誌丹》，不點名地誣陷習仲勛等，說周揚“夥同一小撮反黨野心家，積極支持並鼓勵為反黨分子高崗翻案的反黨小說《劉誌丹》的出版。他親自接見寫這本書的反黨分子，親自審閱了這部小說，稱讚這本書‘做了一個模範’、‘樹立了一個榜樣’。他們企圖假借這部小說，洗刷高崗的反黨罪惡，篡改黨史，推翻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正確結論。”文章舊事重提，又一次把未出版的小說《劉誌丹》拿出來作為“罪證”，矛頭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把毛澤東“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的話用來說明所謂“鬥爭”的嚴重性。之後，上海掀起“一月風暴”，造反派向各級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奪權，以“全麵奪權”為標誌的政治風暴迅速在全國颳起。
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組領導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公然發表攻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的言論，蠱惑群眾，一夜之間，“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標語貼滿北京的大街小巷。六日，清華大學紅衛兵編造劉少奇女兒出車禍的謊言，將劉少奇、王光美夫婦騙出中南海，由於警衛保護，劉少奇得以脫身，王光美則在清華大學受到批鬥。隨後，大批紅衛兵和造反派在中南海門前集會，發表演說，唿喊口號，散發傳單，刷寫標語，要求“揪出”和批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毅、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餘秋裏等黨和國家領導人。
早已被貶職的習仲勛也在劫難逃。
一月四日晚，喧鬧了一天的洛陽礦山機器廠逐漸平靜下來。當大多數人家熄燈就寢時，習仲勛宿舍的燈還亮著，他尚未休息，正在讀書學習。十一點時，一幫人突然猛敲習仲勛宿舍的房門。秘書範民新剛打開門，十幾個戴著紅衛兵袖章的人就一擁而進，衝到習仲勛麵前。麵對不速之客，習仲勛先是一愣，但馬上鎮靜下來。一個領頭的指著習仲勛聲色俱厲地說：我們是西北大學的紅衛兵，你是“反黨野心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在西北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們要把你揪迴西安批鬥。你要向西北人民低頭認罪。原來，這些人是西北大學“文化大革命臨時委員會”的紅衛兵，專程來洛陽揪習仲勛迴西安批鬥，以壯大自己組織的聲勢。此時，習仲勛意識到問題複雜了，預感將會失去人身自由，等待他的可能是更大的磨難。但對去陝西，他不安的心情還有幾分慰藉。畢竟他在那裏生活工作過三十九個春秋，那裏又是養育他的桑梓之地，有許多戰爭年代生死相依的戰友和群眾。習仲勛幾十年後對子女說：“那時西安的造反派批鬥我，我要是往照金或武字區、心字區等地一跑，他們就會找不到我的。那裏的老百姓和我們是魚水相依呀!”
習仲勛對來人說：“能否向廠裏匯報一下，做些準備，天明再走?”紅衛兵蠻橫地說：“現在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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