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五日，毛澤東在華東、華中組會議上開始吹風。六日，毛澤東即正式在大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接著又在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和二十日的六次中心小組會議上講話或插話，繼續闡發他在八月六日講話的觀點。他把黨內認識上的一些分歧，當做社會上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把他不同意而實際上又比較符合客觀情況的一些意見，看成是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表現，斥之為“黑暗風”、“單幹風”。由此，會議即轉為著重討論階級鬥爭問題和批判“黑暗風”、“單幹風”。這個題目也就必然成了九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主題。
習仲勛沒有參加北戴河會議，在此期間他受周恩來委託，在北京主持召開全國中等工業城市座談會。周恩來還特別關照習仲勛，讓他在座談會結束後去北戴河休息一段日子。
全國中等工業城市座談會，是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召開的，於七月三十日開始，八月二十四日結束。八月七日，周恩來到會講話。他在講話中分析了城市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指出解決的辦法“首先是恢複正常生產”，隻有工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有效地支持了農業和市場以後，人民生活才會改善。會議結束時，討論通過了為中央起草的《關於當前城市工作若幹問題的指示》代擬稿。
全國中等工業城市座談會結束後，習仲勛即到北戴河休息。同一天，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結束。
這時，習仲勛萬萬沒有想到，一場政治厄運已降臨到他的頭上。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已開始給習仲勛羅織罪名，並把他與廬山會議受到批判的彭德懷聯繫在一起，以“翻案風”的罪名加以批判。
彭德懷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遭到了錯誤批判處理而在後來貫徹調整政策，為“反右傾”中被錯誤批判打打擊的幹部進行甄別平反的過程中，彭德懷的問題卻沒有得到平反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還重提所謂彭懷“裏通外國”。
彭德懷沒有參加七千人大會，當他知道在會上再次受到批判後，拍案而起，怒不可遏，連聲喊道：“誣衊!誣衊!”他不得不對強加給自己“裏通外國”的這一險惡罪名進行辯解和申訴。四月十六日，彭德懷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遞交了一封很長的申訴信，即所謂“八萬言書”。在這封信中，他不承認自己有“陰謀篡黨”的問題，不承認存在“彭德懷、高崗聯盟問題”，不承認存在“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問題，不承認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抓軍隊建設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結論。八月二十二日，即北戴河會議結束的前兩天，彭德懷再次致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重申不存在所謂“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同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問題。這兩封信，被認為是彭德懷利用當前國際階級鬥爭激烈的形勢和國內發生的困難而鬧翻案，是向黨新的進攻。
會議開到第十二天，即八月五日，毛澤東在講話中點名批評彭德懷說，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十一日，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議上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十三日，他又針對對彭德懷的信說，我們隻堅決反對背後搞鬼的，不怕搞陽謀的。特別是彭德懷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二封信發出以後，一此人認為，這是逼著中央全會來討論他的問題，是向中央挑戰。由此引發出一場其氣勢不亞於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長達兩個月的對彭德懷“翻案風”的激烈批判。
在八月二十四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自命為“理論權威”的康生，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覺，利用一些捕風捉影的材料，公然誣陷習仲勛“勾結”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和他的愛人李建彤同誌，授意炮製“反黨小說”《劉誌丹》，為高崗翻案。並說習仲勛是“翻案風”中的又一個“掛帥人物”。當天，康生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寫信，說小說《劉誌丹》“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性”的問題，並要求中央書記處處理這個問題。
由此，習仲勛的人生開始了一段坎坷漫長的審查、批鬥、下放、關押和監護的歲月。
■小說《劉誌丹》冤案
八月二十六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在北京舉行。
習仲勛在北戴河僅休息了兩天，便趕迴北京參加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緊張忙碌後的短暫放鬆，使他心情非常愉快。對於康生在北戴河會議上將矛頭對準自己的情況及其險惡用心，他還一無所知，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的前期，重點討論關於農村問題的兩個文件，並批評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所謂的“單幹風”。接著，會議又討論國際形勢和《關於有計劃有步驟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的決定》、《關於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等文件。九月六日、七日，分組討論轉入批判彭德懷“翻案風”。八日，康生借小說《劉誌丹》在西南組會議上提出“現在中心的問題是為什麽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康生的發言刊登在全會“總七十二號簡報”上，引起爆炸性轟動。習仲勛成為批判彭德懷“翻案風”的另一個活靶子。
從九月中旬開始，各組在批判彭德懷的同時，也展開了對小說《劉誌丹》的批判。隨著批判的不斷升溫，習仲勛、賈拓夫和劉景範等也被打成“反黨集團”，小說《劉誌丹》被說成是他們的反黨綱領，進而誣陷習仲勛是“反黨大陰謀家、大野心家”，是“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這真是晴天霹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在這場不正常的批判中，性格剛直的習仲勛鄭重地向黨中央寫信，說明自己與小說《劉誌丹》的關係。
事情還要追溯到一九五六年前後。當時工人出版社約李建彤創作一部記述劉誌丹革命生平的長篇小說。李建彤是劉誌丹胞弟劉景範的妻子，也是在延安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同誌，當時擔任國務院監察部第二司中級監察專員。因為小說的
第27章 “文革”遭劫
習仲勛到洛陽之初，度過了一段較為平靜的日子。然而，準也沒有料到，等待他的卻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習仲勛再次被捲入政治風暴的漩渦之中。
■暴風雨襲來的時候
在習仲勛去洛陽之前，“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就已經在北京颳起。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這篇文章對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曆史學家吳晗進行了嚴厲的政治批判。不久，又有文章把《海瑞罷官》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聯繫起來。康生提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是為彭德懷鳴不平。毛澤東又一次支持了這一說法，並在小範圍內談話說：“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從而，更進一步加重了批判《海瑞罷官》的政治分量。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這一批判已發展到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形成思想文化領域廣泛的大批判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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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沒有參加北戴河會議，在此期間他受周恩來委託，在北京主持召開全國中等工業城市座談會。周恩來還特別關照習仲勛，讓他在座談會結束後去北戴河休息一段日子。
全國中等工業城市座談會，是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召開的，於七月三十日開始，八月二十四日結束。八月七日，周恩來到會講話。他在講話中分析了城市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指出解決的辦法“首先是恢複正常生產”，隻有工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有效地支持了農業和市場以後，人民生活才會改善。會議結束時，討論通過了為中央起草的《關於當前城市工作若幹問題的指示》代擬稿。
全國中等工業城市座談會結束後，習仲勛即到北戴河休息。同一天，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結束。
這時，習仲勛萬萬沒有想到，一場政治厄運已降臨到他的頭上。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已開始給習仲勛羅織罪名，並把他與廬山會議受到批判的彭德懷聯繫在一起，以“翻案風”的罪名加以批判。
彭德懷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遭到了錯誤批判處理而在後來貫徹調整政策，為“反右傾”中被錯誤批判打打擊的幹部進行甄別平反的過程中，彭德懷的問題卻沒有得到平反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還重提所謂彭懷“裏通外國”。
彭德懷沒有參加七千人大會，當他知道在會上再次受到批判後，拍案而起，怒不可遏，連聲喊道：“誣衊!誣衊!”他不得不對強加給自己“裏通外國”的這一險惡罪名進行辯解和申訴。四月十六日，彭德懷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遞交了一封很長的申訴信，即所謂“八萬言書”。在這封信中，他不承認自己有“陰謀篡黨”的問題，不承認存在“彭德懷、高崗聯盟問題”，不承認存在“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問題，不承認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抓軍隊建設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結論。八月二十二日，即北戴河會議結束的前兩天，彭德懷再次致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重申不存在所謂“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同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問題。這兩封信，被認為是彭德懷利用當前國際階級鬥爭激烈的形勢和國內發生的困難而鬧翻案，是向黨新的進攻。
會議開到第十二天，即八月五日，毛澤東在講話中點名批評彭德懷說，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十一日，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議上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十三日，他又針對對彭德懷的信說，我們隻堅決反對背後搞鬼的，不怕搞陽謀的。特別是彭德懷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二封信發出以後，一此人認為，這是逼著中央全會來討論他的問題，是向中央挑戰。由此引發出一場其氣勢不亞於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長達兩個月的對彭德懷“翻案風”的激烈批判。
在八月二十四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自命為“理論權威”的康生，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覺，利用一些捕風捉影的材料，公然誣陷習仲勛“勾結”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和他的愛人李建彤同誌，授意炮製“反黨小說”《劉誌丹》，為高崗翻案。並說習仲勛是“翻案風”中的又一個“掛帥人物”。當天，康生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寫信，說小說《劉誌丹》“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性”的問題，並要求中央書記處處理這個問題。
由此，習仲勛的人生開始了一段坎坷漫長的審查、批鬥、下放、關押和監護的歲月。
■小說《劉誌丹》冤案
八月二十六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在北京舉行。
習仲勛在北戴河僅休息了兩天，便趕迴北京參加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緊張忙碌後的短暫放鬆，使他心情非常愉快。對於康生在北戴河會議上將矛頭對準自己的情況及其險惡用心，他還一無所知，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的前期，重點討論關於農村問題的兩個文件，並批評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所謂的“單幹風”。接著，會議又討論國際形勢和《關於有計劃有步驟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的決定》、《關於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等文件。九月六日、七日，分組討論轉入批判彭德懷“翻案風”。八日，康生借小說《劉誌丹》在西南組會議上提出“現在中心的問題是為什麽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康生的發言刊登在全會“總七十二號簡報”上，引起爆炸性轟動。習仲勛成為批判彭德懷“翻案風”的另一個活靶子。
從九月中旬開始，各組在批判彭德懷的同時，也展開了對小說《劉誌丹》的批判。隨著批判的不斷升溫，習仲勛、賈拓夫和劉景範等也被打成“反黨集團”，小說《劉誌丹》被說成是他們的反黨綱領，進而誣陷習仲勛是“反黨大陰謀家、大野心家”，是“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這真是晴天霹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在這場不正常的批判中，性格剛直的習仲勛鄭重地向黨中央寫信，說明自己與小說《劉誌丹》的關係。
事情還要追溯到一九五六年前後。當時工人出版社約李建彤創作一部記述劉誌丹革命生平的長篇小說。李建彤是劉誌丹胞弟劉景範的妻子，也是在延安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同誌，當時擔任國務院監察部第二司中級監察專員。因為小說的
第27章 “文革”遭劫
習仲勛到洛陽之初，度過了一段較為平靜的日子。然而，準也沒有料到，等待他的卻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習仲勛再次被捲入政治風暴的漩渦之中。
■暴風雨襲來的時候
在習仲勛去洛陽之前，“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就已經在北京颳起。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這篇文章對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曆史學家吳晗進行了嚴厲的政治批判。不久，又有文章把《海瑞罷官》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聯繫起來。康生提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是為彭德懷鳴不平。毛澤東又一次支持了這一說法，並在小範圍內談話說：“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從而，更進一步加重了批判《海瑞罷官》的政治分量。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這一批判已發展到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形成思想文化領域廣泛的大批判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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