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國務院發出《關於保護西安城牆的通知》:“國務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見,請陝西省人民委員會研究辦理。”九月二十六日,陝西省人民委員會把國務院的通知轉發給西安市人民委員會,希即根據通知精神研究具體辦法,對西安城牆妥為保護。中共西安市委和西安市人民委員會經過認真研究,開始採取有效措施保護西安城牆,並於十二月二十八日發布公告:“自即日起嚴禁拆取城磚、挖取城土以及其他破壞城牆的行為。”


    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經國務院批準,西安古城牆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第二次是進一步保護西安古城牆。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第二八五二期刊載了新華社記者卜昭文撰寫的《我國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封建古城垣遇到嚴重破壞》一文,反映西安古城牆遭受破壞的情況。文中在列舉了西安古城牆遭破壞的情況後,從兩個方麵指出存在的問題:一、沒有把保護文物古蹟作為“保護精神文明,建設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如四個城門的甕城被機關單位和居民長期占用的事,已經喊了十幾年,遲遲得不到解決。解放後,國家曾投資數十萬元修繕的南城門,被市人防辦占用;現在對外賓開放的西門甕城被市消防隊占有,並在甕城內蓋了一座三層樓房,與古建築風格極不協調。城門洞成了車庫,甕城內是消防車輛的停車場。這裏還修建了各種生活和工作用房,甕城幾乎沒有空間,而且衛生情況極糟。更為嚴重的是,消防隊修建了與城牆等高的兩處煙囪,彩繪一新的城樓,被黑煙日夜熏蝕,變得非常陳舊。到西城門的國內外遊客無不驚訝和嘆息。西安市人民政府早就作出了搬過的決定,但占用的狀況長期沒有改變。二、與管理城牆有關的單位相互扯皮、製約,各行其是,使保護城牆的工作不能落實。環城公園的建設由市園林局負責;環城路的建設由市政建設局負責;護城河的管理由市環保局負責;城牆內側的違章建築由市城建局管理;沿城牆的土地所有權由市房地產管理局負責登記。由於沒有統一協調的機構,城牆管理所無法管理,上述單位各搞各的,侵占城牆內外的空地。有關部門建議,西安市城牆管理所應該成為一個協調機構,成為一個有實權的單位。城牆應由文物部門統一管理。


    習仲勛仔細閱讀了這篇文章,非常著急,立即讓秘書給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打電話,讓他們查證。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按照習仲勛的批示,於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形成了《請加強西安城牆保護工作的意見》,致函陝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三項措施:一是希望按照國務院《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規定的精神,責成西安市人民政府切實做好保管工作。要劃出必要的保護範圍,豎立保護標誌與說明,並且建立科學記錄檔案,設置專門的文物保管機構。二是應有一個統一的規劃方案,製定維修保護辦法。所有的占用單位要限期遷出。今後城牆的保護由專門機構負責管理,並將保護維修納入城市規劃建設之中。三是以政府名義公布保護城牆的命令或條例。自命令公布之日起,嚴禁亂拆城磚,亂挖牆角的破壞行為。如有故犯者,不論大小機關、公私人等,均應依法懲處,為首者應予嚴懲。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陝西省人民政府將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的《請加強西安城牆保護工作的意見》以送閱件下發。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西安市人民政府發布了《關於保護西安城牆的通告》。一九八三年二月,西安環城建設委員會成立,西安古城牆的保護工作從此走上正軌。


    一九八三年以後,按照時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馬文瑞和曆屆省市主要領導的要求,陝西省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對西安古城牆進行大規模修繕,清理了占用甕城的單位和居民,修複了東門、北門箭樓,補建了南門閘樓、吊橋,並建成環城公園,從而使這座當今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古城牆重放光彩,和護城河、環城公園、環城路四位一體,成為西安一大旅遊景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西安環城建設委員會的負責人先後兩次看望習仲勛,向他匯報西安古城牆的保護和建設情況。當時西安古城牆除了西安火車站廣場處沒有修補連接外,其餘全部整修完畢。習仲勛非常高興,要看望他的負責人代他向戰鬥在一線的文物工作者問好,鼓勵文物工作者繼續做好城牆的保護工作。他說,城市的曆史要延續下去,應該留下一些曆史符號,沒有實實在在的東西就是空的。中國是文明古國,一定要把老祖先留下來的東西保護好,不然人家外國人不相信你是文明古國,因為你沒有實物。把這個事情做好了,也可以對人民群眾進行曆史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給子孫們留下教育的實物。要把剩下的那些豁口都連起來,不連起來就不算完整,連起來才能叫完整的城牆,再過兩百年也是文物嘛!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西安古城牆最後一個豁口即西安火車站廣場處通過橋型城牆連接起來,習仲勛的心願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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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章 飛來的橫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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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習仲勛為國民經濟調整日夜操勞而緊張工作的時候,一場巨大的政治災難卻悄悄向他襲來。一九六二年初,中國共產黨內部對國內形勢的判斷和恢複農業生產政策所存在的不同意見凸顯出來。毛澤東以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眼光來觀察問題,在七八月間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和隨後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鬥爭,使全國的政治形勢逐步向著“左”的方向發展。習仲勛成為這場“左”的鬥爭最早的受害者之一,被加上“習仲勛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等種種莫須有罪名,批判審查長達十六年之久,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得以徹底平反。


    ■蒙受不白之冤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又在北京召開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全會召開之前,還召開了二十九天的預備會議。所以,毛澤東在全會第一天的講話中說,這次會議實際上已開了兩個月。北戴河會議,是在中共中央連續召開七千人大會、“西樓會議”和五月北京中央工作會議,採取比較實事求是、各方麵都退夠的調整方針,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之時召開的。這時,黨內對年初以來恢複農業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調整的分歧意見依然沒有消除。


    北戴河會議按大區編為六個組,原定議題是討論農業、糧食、財貿、商業和國家支持農業,包括包產到戶等問題。重點是討論和修改中央提出的《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改進商業體製的決定(初稿)》、《中共中央關於有計劃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的決定》,以及關於市場和物價問題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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