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仍有一線機會，都必須堅持政治爭取工作。”
習仲勛在報告和講話中說：“在開展牧區工作的步驟上，是首先抓緊安定秩序，開展醫療、貿易工作，培養幹部三項基本任務，其他各項工作則依據情況，逐漸推進。”這就廓清了在牧區工作上的政策界限。他強調要用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處理黨在新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他說：“有很多事情，明天辦是好事，今天辦就是壞事。如定居比遊牧好，但在今天尚無定牧的條件下，組織牧民定居，便害了牧民，害了畜牧業。所以‘一切決定時間、地點和條件’，離開具體環境去觀察和解決任何問題，都是沒有準的。”他認為，一些領導幹部在看問題的思想方法上有片麵性，即“隻看到順利情況的一麵，忽視了困難情況的一麵;隻看到階級關係的一麵，忽視了民族關係的一麵;又不是從各少數民族當前的具體情況出發，而是搬用漢族地區的工作經驗去看那裏的階級關係;對於封建階級和上層分子，隻看到他們殘酷地壓迫、剝削群眾的一麵，忽視了他們多數人尚與群眾有某些聯繫、有共同民族情感的一麵;誇大了他們與群眾對立的共同性，忽視了這種對立有程度不同的差別性;對於牧主階級，隻看到它在政治上封建落後的一麵，否認了它在經濟上尚有積極作用的一麵;對於勞動群眾，又隻是看到少數先進分子的一麵，忽視了真正廣大群眾的一麵;隻看到了甚至是誇張了群眾要求進步的一麵，卻忽視了群眾尚被許多傳統的落後影響所束縛的一麵;對極複雜的宗教問題，也隻看到它在少數青年知識分子中影響衰退的一麵，而忽視它的滲透群眾生活的諸多方麵。這樣，便不能了解各少數民族當前發展階段的特點和全貌，不懂得必須在鞏固民族團結的基礎上逐步發展反封建階級的鬥爭，不能領會在反封建階級的鬥爭中，上層分子和分化敵人營壘的特殊重要性”
習仲勛還針對一些幹部在工作中，有時把宗教和封建製度混同起來的傾向，依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及國家之起源》一書中的分析，著重說明不能把宗教當做封建製度的一個組成部分的道理。他指出：人類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便已有了樸素的宗教觀念，宗教是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必然產物，是群眾麵對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不可抗衡的自然法則與社會法則而求助於神秘現象的表現。封建階級隻是利用了宗教，而不是由他們製造了宗教。因此，宗教不會隨著封建剝削製度的消滅而消滅。由此，他強調說明統一戰線在新疆工作中的極端重要性，黨在新疆的一切工作都離不開組織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與漢族地區比較，新疆的統一戰線工作更加廣泛，除開帝國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階級以外，各民族的各個階級、階層、集團、重要人物和地主階級分化出來的開明士紳，都是我們團結的對象。“而團結各民族的領袖人物、宗教界重要人物、牧區的部落頭人、知識分子，在目前時期有特殊的重要意義。”
八月五日，習仲勛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閉幕會議上講話，對這次會議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說：“這次會議的特點，就是充分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用耐心說服方法解決思想問題，不僅是講求方法，更重要的是講求效果。這次會議的效果很好。關內來的幹部和本地幹部都毫無拘束地講了話，大家都把事實擺出來，大家都開動腦筋，分析問題，辨別是非。”“這樣，問題弄清楚了，基本政策思想都一致了，結論也就容易做出來了，大家都提高了。”
會後，習仲勛專門就這次會議的情況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習仲勛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賞：“習仲勛同誌的報告很好。”
隨著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精神的貫徹，新疆牧區出現了新的局麵。由於政策對頭和積極爭取，阿山地區的謝爾德曼、胡爾曼兩股匪部五十二人向人民政府請降。一九五三年夏，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調查小組，在四個月的調查後寫出的《新疆牧區調查報告》，也證實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後“牧區社會秩序空前安定”的情況。報告以一個縣為例，說：“新疆情況最複雜的地區是富蘊及其周圍數縣，尤以富蘊最甚。我們在這個縣住了月半有餘，大部時間又住在遊牧部落。據知該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牧民曾經跟烏斯滿，去年八月前又有謝爾德曼、胡爾曼等叛亂，致生產停頓，牲畜減少，牧民生活困難，人心不安。解放後，尤其是去年分局黨代表會議端正牧區政策後，叛亂停止，秩序安定，大家都能安心生產。今秋和去年八月前相比，該縣人口從九千餘增至一萬九千餘，牲畜從三萬餘增至十萬餘(不完全是繁殖大部是從外地搬迴)，農田由大部荒廢到不僅全部恢複而且又擴大一倍。縣城商民由不足七十戶增至二百餘戶，由高價買不到麵粉、油、鹽等日常必需品，到基本上可以供應，並且價格降低一倍以上。去年八月前一市斤麵粉兩萬四千元(舊幣)還買不到，現在降至五千元一斤。牧民安定後，擴大生產，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去年至今春該縣對貧苦牧民又作了三次救濟。牧民享受這種安定生活，無不感激共產黨和人民政府。”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新疆》一書，對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是這樣評價的：“從以後新疆曆史的發展來看，這次會議就牧區工作所確定的方針和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會議提出在新疆工作中，應充分注意民族特點，加強民族團結，堅持慎重穩進的方針，對新疆各項事業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從“年輕有為”到“爐火純青”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及時了解全國各地社會政治經濟情況和中央方針政策貫徹執行情況，毛澤東要求各大區、各部門領導每兩個月至遲一個季度寫一次綜合報告。習仲勛模範遵循這一製度，每次報告都十分認真，親自動手，把中共中央西北局貫徹執行中央方針政策的情況，及時如實地匯報給中央。他寫的報告實事求是、簡明扼要，既有理論分析，也有具體事例和數字，經常受到毛澤東的表揚，並常常轉發各大區參考。從三年近二十份工作報告中，毛澤東對習仲勛又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
據薄一波迴憶，一九五二年初的一天，他到中南海毛澤東辦公室匯報工作。這時，毛澤東正在閱讀習仲勛從西安發來的《關於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會全體會議情況》的報告。這個報告總結了西北地區土地改革、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等問題，內容豐富，論述精闢，為中央了解西北情況，製定政治和社會改革各項工作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毛澤東問薄一波：“你講講，習仲勛這個同誌怎麽樣?”薄一波脫口而出：“年輕有為。”薄一波一直十分讚賞習仲勛，在延安時，他就聽到過毛澤東用這樣的話讚譽習仲勛。
那還是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要選擇一位年輕的同誌擔任西北局書記，就是習仲勸。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一九四五年十月，習仲勛擔任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併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這一年，他剛剛三十二歲。
</br>
習仲勛在報告和講話中說：“在開展牧區工作的步驟上，是首先抓緊安定秩序，開展醫療、貿易工作，培養幹部三項基本任務，其他各項工作則依據情況，逐漸推進。”這就廓清了在牧區工作上的政策界限。他強調要用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處理黨在新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他說：“有很多事情，明天辦是好事，今天辦就是壞事。如定居比遊牧好，但在今天尚無定牧的條件下，組織牧民定居，便害了牧民，害了畜牧業。所以‘一切決定時間、地點和條件’，離開具體環境去觀察和解決任何問題，都是沒有準的。”他認為，一些領導幹部在看問題的思想方法上有片麵性，即“隻看到順利情況的一麵，忽視了困難情況的一麵;隻看到階級關係的一麵，忽視了民族關係的一麵;又不是從各少數民族當前的具體情況出發，而是搬用漢族地區的工作經驗去看那裏的階級關係;對於封建階級和上層分子，隻看到他們殘酷地壓迫、剝削群眾的一麵，忽視了他們多數人尚與群眾有某些聯繫、有共同民族情感的一麵;誇大了他們與群眾對立的共同性，忽視了這種對立有程度不同的差別性;對於牧主階級，隻看到它在政治上封建落後的一麵，否認了它在經濟上尚有積極作用的一麵;對於勞動群眾，又隻是看到少數先進分子的一麵，忽視了真正廣大群眾的一麵;隻看到了甚至是誇張了群眾要求進步的一麵，卻忽視了群眾尚被許多傳統的落後影響所束縛的一麵;對極複雜的宗教問題，也隻看到它在少數青年知識分子中影響衰退的一麵，而忽視它的滲透群眾生活的諸多方麵。這樣，便不能了解各少數民族當前發展階段的特點和全貌，不懂得必須在鞏固民族團結的基礎上逐步發展反封建階級的鬥爭，不能領會在反封建階級的鬥爭中，上層分子和分化敵人營壘的特殊重要性”
習仲勛還針對一些幹部在工作中，有時把宗教和封建製度混同起來的傾向，依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及國家之起源》一書中的分析，著重說明不能把宗教當做封建製度的一個組成部分的道理。他指出：人類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便已有了樸素的宗教觀念，宗教是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必然產物，是群眾麵對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不可抗衡的自然法則與社會法則而求助於神秘現象的表現。封建階級隻是利用了宗教，而不是由他們製造了宗教。因此，宗教不會隨著封建剝削製度的消滅而消滅。由此，他強調說明統一戰線在新疆工作中的極端重要性，黨在新疆的一切工作都離不開組織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與漢族地區比較，新疆的統一戰線工作更加廣泛，除開帝國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階級以外，各民族的各個階級、階層、集團、重要人物和地主階級分化出來的開明士紳，都是我們團結的對象。“而團結各民族的領袖人物、宗教界重要人物、牧區的部落頭人、知識分子，在目前時期有特殊的重要意義。”
八月五日，習仲勛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閉幕會議上講話，對這次會議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說：“這次會議的特點，就是充分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用耐心說服方法解決思想問題，不僅是講求方法，更重要的是講求效果。這次會議的效果很好。關內來的幹部和本地幹部都毫無拘束地講了話，大家都把事實擺出來，大家都開動腦筋，分析問題，辨別是非。”“這樣，問題弄清楚了，基本政策思想都一致了，結論也就容易做出來了，大家都提高了。”
會後，習仲勛專門就這次會議的情況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習仲勛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賞：“習仲勛同誌的報告很好。”
隨著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精神的貫徹，新疆牧區出現了新的局麵。由於政策對頭和積極爭取，阿山地區的謝爾德曼、胡爾曼兩股匪部五十二人向人民政府請降。一九五三年夏，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調查小組，在四個月的調查後寫出的《新疆牧區調查報告》，也證實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後“牧區社會秩序空前安定”的情況。報告以一個縣為例，說：“新疆情況最複雜的地區是富蘊及其周圍數縣，尤以富蘊最甚。我們在這個縣住了月半有餘，大部時間又住在遊牧部落。據知該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牧民曾經跟烏斯滿，去年八月前又有謝爾德曼、胡爾曼等叛亂，致生產停頓，牲畜減少，牧民生活困難，人心不安。解放後，尤其是去年分局黨代表會議端正牧區政策後，叛亂停止，秩序安定，大家都能安心生產。今秋和去年八月前相比，該縣人口從九千餘增至一萬九千餘，牲畜從三萬餘增至十萬餘(不完全是繁殖大部是從外地搬迴)，農田由大部荒廢到不僅全部恢複而且又擴大一倍。縣城商民由不足七十戶增至二百餘戶，由高價買不到麵粉、油、鹽等日常必需品，到基本上可以供應，並且價格降低一倍以上。去年八月前一市斤麵粉兩萬四千元(舊幣)還買不到，現在降至五千元一斤。牧民安定後，擴大生產，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去年至今春該縣對貧苦牧民又作了三次救濟。牧民享受這種安定生活，無不感激共產黨和人民政府。”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新疆》一書，對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是這樣評價的：“從以後新疆曆史的發展來看，這次會議就牧區工作所確定的方針和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會議提出在新疆工作中，應充分注意民族特點，加強民族團結，堅持慎重穩進的方針，對新疆各項事業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從“年輕有為”到“爐火純青”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及時了解全國各地社會政治經濟情況和中央方針政策貫徹執行情況，毛澤東要求各大區、各部門領導每兩個月至遲一個季度寫一次綜合報告。習仲勛模範遵循這一製度，每次報告都十分認真，親自動手，把中共中央西北局貫徹執行中央方針政策的情況，及時如實地匯報給中央。他寫的報告實事求是、簡明扼要，既有理論分析，也有具體事例和數字，經常受到毛澤東的表揚，並常常轉發各大區參考。從三年近二十份工作報告中，毛澤東對習仲勛又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
據薄一波迴憶，一九五二年初的一天，他到中南海毛澤東辦公室匯報工作。這時，毛澤東正在閱讀習仲勛從西安發來的《關於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會全體會議情況》的報告。這個報告總結了西北地區土地改革、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等問題，內容豐富，論述精闢，為中央了解西北情況，製定政治和社會改革各項工作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毛澤東問薄一波：“你講講，習仲勛這個同誌怎麽樣?”薄一波脫口而出：“年輕有為。”薄一波一直十分讚賞習仲勛，在延安時，他就聽到過毛澤東用這樣的話讚譽習仲勛。
那還是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要選擇一位年輕的同誌擔任西北局書記，就是習仲勸。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一九四五年十月，習仲勛擔任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併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這一年，他剛剛三十二歲。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