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換星移，從那時起轉眼又過了七年。習仲勛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任上又兼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率軍赴朝後，習仲勛實際上擔負起西北地區黨政軍主要領導者的重任，經常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請示匯報工作。他看問題全麵、客觀、深刻、穩重，具有前瞻性，對同誌寬容大度，所有這些都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
聽了薄一波對習仲勛的評價，毛澤東不假思索地說：“如今他已經‘爐火純青’。”
確實，在解放後的幾年中，習仲勛在主持西北工作期間，正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一切從西北實出發，順利完成了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鎮反、剿匪反霸、支援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各項社會改革工作，妥善處理了西北地區複雜的民族宗教問題，培養了大批漢族和少數民族幹部，在較短時間內恢複和發展了西北地區的國民經濟，走在了全國前列。他統攬全局，得心應手，表現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領導魄力，深受西北地區廣大幹部和各族群眾的稱讚。
經常同毛澤東晤談、與習仲勛一起在西北軍政委員會共事的張治中先生，“每談到習仲勛時，對他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政策水平之高，處理大政方針的果斷，為人處事作風的謙虛、謹慎、細緻、全麵，讚不絕口，內心傾服”。
“爐火純青”四個字，是毛澤東對習仲勛在西北這幾年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同樣，在中國共產黨內和其他各大區、各條戰線，也都匯聚了像習仲勛這樣一批優秀的高級幹部。正是這批幹部從各地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執行中共中央各項方針政策，在解放後短短的三年時間，治癒了戰爭的創傷，勝利地進行了各項社會改革，迅速恢複和發展了國民經濟，為全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準備了條件。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中央決定習仲勛和幾個大區的主要負責人調中央工作。
這時，習仲勛還在迪化處理新疆問題。之後，他和劉格平等路經蘭州，考察了西北民族學院，接見和設宴招待了已歸順的項謙。十四日，習仲勛迴到西安。新疆之行，前後整整四十天時間。一路勞頓，對年輕的他來說，當然算不上什麽，但即將離開桑梓之地的心情卻難以平靜。由於工作繁忙，他沒有時間考慮這件事情，當務之急仍然是處理這些天積壓的工作。
二十日，習仲勛主持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八十一次行政會議，討論批準了西北軍政委員會司法部《關於改造與整頓西北各級人民法院》的報告。習仲勛在討論中肯定了三年來的司法工作，針對司法隊伍存在的問題指出：“進行司法改革，就是要堅決清除資產階級的舊法觀點以及貪贓枉法等危害人民利益的惡劣現象，樹立以無產階級為領導思想的法律觀點。對於那些違法亂紀、惡習甚深、民憤很大的分子，必須堅決清除，使思想改造和組織整頓相結合，以提高人民司法工作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純潔性，為今後長期的進行思想改造和建設人民司法工作打下基礎。”他要求各省市人民政府必須切實負責，有計劃、有領導、有重點地開展這一工作。按照習仲勛的指示，西北區司法改革工作有步驟地深入開展。九月一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向中共中央匯報了西北的司法改革工作，中共中央將《西北局關於司法改革工作的報告》轉發全國。
在即將離開西北緊張工作的日子中，習仲勛除在九月三日主持召開了全區林業工作會議並在會上作長篇講話外，還抓了西北的衛生工作。九月六日，他在西北人民廣播電台發表了《普遍深入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廣播詞，強調開展愛國衛生運動要和中心工作結合起來，廣泛開展，普遍深人，長期鞏固，消滅死角，建立和健全群眾衛生組織和衛生工作製度。經常由上而下又結合群眾由下而上地檢查督促，把成績鞏固下來繼續發展提高。他要求在九月前半個月內，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突擊工作，掀起愛國衛生運動的新高潮，爭取做到“家家衛生，人人清潔”。十四日，他主持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八十四次行政會議，總結半個月來衛生運動的進展情況，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並決定召開西北地區第一屆愛國衛生模範代表大會。
西北地區，尤其是陝西，曆史悠久，文物遺存很多。習仲勛一直關心著文物保護工作。剛一解放，經他提議，在新組建的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下麵設立文物處，負責重要文物機構的接管以及保護和發掘工作，敦煌、碑林、麥積山、炳靈寺等著名文物遺存，就是這個時候接收和保護下來的。當時陝西的碑林，地方很小，收集的很多文物難以展出，在習仲勛的支持下，把相鄰的孔廟交給碑林使用，東西兩邊的廂房闢作展室，使碑林成為初具規模的陝西曆史博物館，一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才搬到西安南郊的新址。著名畫家趙望雲時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非常了解習仲勛關心保護文物的情況。他的兒子趙振川迴憶說：當年父親經常講起習仲勛關心文物的事例，說習仲勛很注意聽取和採納專家的意見，為保護陝西的文物做了大量工作。他記得小時候，父親在碑林辦公，那裏的房子年久失修，幾乎成了危房，對文物造成很大威脅。父親反映後，立即得到習仲勛的重視。當時正值抗美援朝，國家非常困難，用錢的地方很多，財政十分緊張，習仲勛卻專門為此作出批示，撥出專款，用於碑林博物館的全麵維修，所有危房都換了屋頂，使文物得以保護和展出。習仲勛還關心石魯、趙望雲、何海霞等一批畫家的成長，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支持他們創作，使“長安畫派”在發展中形成，蜚聲海內外。4在去北京赴任前的十一月下旬，為貫徹中央人民政府《關於改變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機構與任務的決定》，習仲勛結合大區機構的改變，在西安主持召開了為期十天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擴大會議。十二月七日和八日，又主持召開了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習仲勛在這兩次會議的講話中，總結了三年來工作的經驗教訓，對西北地區今後的工作進行了全盤部署，“並著重研究了在進入經濟建設時期的領導作風問題”。他闡明了機構改革的必要性和有關幹部配備工作的原則。他說：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決定，軍政委員會改為行政委員會，宣布了軍事管製時期的結束，標誌著建設工作的開始。這次機構改變不是減輕了我們的責任，而是加強了我們的責任，以後的工作要做得更好更細緻。他著重強調了領導幹部的作風問題，說：
全黨三年來著重完成社會改革任務，一般地習慣於“大刀闊斧”的工作方式，而不習慣於“精雕細刻”的工作作風，但在進入經濟建設時期，領導思想上必須來個轉變。……尤其是在過去看不出是毛病的，但在搞計劃經濟的時候就漏洞百出，特別在黨內有一部分人滿足於過去的成績，看不見工作的缺點，更意識不到今後建設任務的繁重和艱苦，這是很危險的。目前工作中的主要缺點是形式主義很多，追求數量，不講質量，計劃性很差，粗打冒算，盲目辦事，形成到處緊張，疲憊不堪，浪費很大。……雖然經過“三反”運動，但下麵的官僚主義現象仍相當嚴重.這種情況如不加改變，就將造成今後發展中的很大困難。為此，今後必須明確中心任務，不是進入建設時期什麽都辦，而是要有重點，有主要次要，有先後緩急地去辦。今後一個最基本的中心任務就是經濟建設，即城市以工業建設特別是重工業建設為主，農村以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為主，並須穩步前進，講究質量。其他一切工作都圍繞這個中心，並為這個中心服務。明年的計劃必須根據可能與需要，務求切實，，不能太大，要有控製，做了一步再前進一步，不要平均主義地事事都辦，齊頭並進，而要集中主要力量用到必要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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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薄一波對習仲勛的評價，毛澤東不假思索地說：“如今他已經‘爐火純青’。”
確實，在解放後的幾年中，習仲勛在主持西北工作期間，正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一切從西北實出發，順利完成了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鎮反、剿匪反霸、支援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各項社會改革工作，妥善處理了西北地區複雜的民族宗教問題，培養了大批漢族和少數民族幹部，在較短時間內恢複和發展了西北地區的國民經濟，走在了全國前列。他統攬全局，得心應手，表現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領導魄力，深受西北地區廣大幹部和各族群眾的稱讚。
經常同毛澤東晤談、與習仲勛一起在西北軍政委員會共事的張治中先生，“每談到習仲勛時，對他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政策水平之高，處理大政方針的果斷，為人處事作風的謙虛、謹慎、細緻、全麵，讚不絕口，內心傾服”。
“爐火純青”四個字，是毛澤東對習仲勛在西北這幾年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同樣，在中國共產黨內和其他各大區、各條戰線，也都匯聚了像習仲勛這樣一批優秀的高級幹部。正是這批幹部從各地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執行中共中央各項方針政策，在解放後短短的三年時間，治癒了戰爭的創傷，勝利地進行了各項社會改革，迅速恢複和發展了國民經濟，為全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準備了條件。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中央決定習仲勛和幾個大區的主要負責人調中央工作。
這時，習仲勛還在迪化處理新疆問題。之後，他和劉格平等路經蘭州，考察了西北民族學院，接見和設宴招待了已歸順的項謙。十四日，習仲勛迴到西安。新疆之行，前後整整四十天時間。一路勞頓，對年輕的他來說，當然算不上什麽，但即將離開桑梓之地的心情卻難以平靜。由於工作繁忙，他沒有時間考慮這件事情，當務之急仍然是處理這些天積壓的工作。
二十日，習仲勛主持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八十一次行政會議，討論批準了西北軍政委員會司法部《關於改造與整頓西北各級人民法院》的報告。習仲勛在討論中肯定了三年來的司法工作，針對司法隊伍存在的問題指出：“進行司法改革，就是要堅決清除資產階級的舊法觀點以及貪贓枉法等危害人民利益的惡劣現象，樹立以無產階級為領導思想的法律觀點。對於那些違法亂紀、惡習甚深、民憤很大的分子，必須堅決清除，使思想改造和組織整頓相結合，以提高人民司法工作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純潔性，為今後長期的進行思想改造和建設人民司法工作打下基礎。”他要求各省市人民政府必須切實負責，有計劃、有領導、有重點地開展這一工作。按照習仲勛的指示，西北區司法改革工作有步驟地深入開展。九月一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向中共中央匯報了西北的司法改革工作，中共中央將《西北局關於司法改革工作的報告》轉發全國。
在即將離開西北緊張工作的日子中，習仲勛除在九月三日主持召開了全區林業工作會議並在會上作長篇講話外，還抓了西北的衛生工作。九月六日，他在西北人民廣播電台發表了《普遍深入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廣播詞，強調開展愛國衛生運動要和中心工作結合起來，廣泛開展，普遍深人，長期鞏固，消滅死角，建立和健全群眾衛生組織和衛生工作製度。經常由上而下又結合群眾由下而上地檢查督促，把成績鞏固下來繼續發展提高。他要求在九月前半個月內，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突擊工作，掀起愛國衛生運動的新高潮，爭取做到“家家衛生，人人清潔”。十四日，他主持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八十四次行政會議，總結半個月來衛生運動的進展情況，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並決定召開西北地區第一屆愛國衛生模範代表大會。
西北地區，尤其是陝西，曆史悠久，文物遺存很多。習仲勛一直關心著文物保護工作。剛一解放，經他提議，在新組建的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下麵設立文物處，負責重要文物機構的接管以及保護和發掘工作，敦煌、碑林、麥積山、炳靈寺等著名文物遺存，就是這個時候接收和保護下來的。當時陝西的碑林，地方很小，收集的很多文物難以展出，在習仲勛的支持下，把相鄰的孔廟交給碑林使用，東西兩邊的廂房闢作展室，使碑林成為初具規模的陝西曆史博物館，一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才搬到西安南郊的新址。著名畫家趙望雲時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非常了解習仲勛關心保護文物的情況。他的兒子趙振川迴憶說：當年父親經常講起習仲勛關心文物的事例，說習仲勛很注意聽取和採納專家的意見，為保護陝西的文物做了大量工作。他記得小時候，父親在碑林辦公，那裏的房子年久失修，幾乎成了危房，對文物造成很大威脅。父親反映後，立即得到習仲勛的重視。當時正值抗美援朝，國家非常困難，用錢的地方很多，財政十分緊張，習仲勛卻專門為此作出批示，撥出專款，用於碑林博物館的全麵維修，所有危房都換了屋頂，使文物得以保護和展出。習仲勛還關心石魯、趙望雲、何海霞等一批畫家的成長，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支持他們創作，使“長安畫派”在發展中形成，蜚聲海內外。4在去北京赴任前的十一月下旬，為貫徹中央人民政府《關於改變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機構與任務的決定》，習仲勛結合大區機構的改變，在西安主持召開了為期十天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擴大會議。十二月七日和八日，又主持召開了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習仲勛在這兩次會議的講話中，總結了三年來工作的經驗教訓，對西北地區今後的工作進行了全盤部署，“並著重研究了在進入經濟建設時期的領導作風問題”。他闡明了機構改革的必要性和有關幹部配備工作的原則。他說：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決定，軍政委員會改為行政委員會，宣布了軍事管製時期的結束，標誌著建設工作的開始。這次機構改變不是減輕了我們的責任，而是加強了我們的責任，以後的工作要做得更好更細緻。他著重強調了領導幹部的作風問題，說：
全黨三年來著重完成社會改革任務，一般地習慣於“大刀闊斧”的工作方式，而不習慣於“精雕細刻”的工作作風，但在進入經濟建設時期，領導思想上必須來個轉變。……尤其是在過去看不出是毛病的，但在搞計劃經濟的時候就漏洞百出，特別在黨內有一部分人滿足於過去的成績，看不見工作的缺點，更意識不到今後建設任務的繁重和艱苦，這是很危險的。目前工作中的主要缺點是形式主義很多，追求數量，不講質量，計劃性很差，粗打冒算，盲目辦事，形成到處緊張，疲憊不堪，浪費很大。……雖然經過“三反”運動，但下麵的官僚主義現象仍相當嚴重.這種情況如不加改變，就將造成今後發展中的很大困難。為此，今後必須明確中心任務，不是進入建設時期什麽都辦，而是要有重點，有主要次要，有先後緩急地去辦。今後一個最基本的中心任務就是經濟建設，即城市以工業建設特別是重工業建設為主，農村以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為主，並須穩步前進，講究質量。其他一切工作都圍繞這個中心，並為這個中心服務。明年的計劃必須根據可能與需要，務求切實，，不能太大，要有控製，做了一步再前進一步，不要平均主義地事事都辦，齊頭並進，而要集中主要力量用到必要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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