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在總結前兩年植樹造林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西北地區植樹造林的目標。他說:


    考查上述一切災害的成因,主要是由於草原和森林的破壞。要消滅這一切災害,就要恢複並且逐步發展森林。經驗證明:哪裏植樹造林哪裏就能製伏風沙的侵襲,同時也能防止水土的流失。所以各級人民政府及林業工作者應該多動腦筋考慮這個重要問題,依靠廣大的勞動群眾,在西北地區開展一個大規模的逐年發展的植樹造林運動。我們應該在三年來“普遍護林、重點造林、合理採伐”的基礎上,結合西北情況,把造林和護林並重起來。什麽時候能造,就什麽時候造:什麽地方能造,就什麽地方造。有計劃、有步驟地建造防風林、水源林、護堤護岸護路林。


    他充滿憧憬地指出:“我們要在數千裏的流沙線上,建造森林長城,要在滾滾河流的兩岸和紅土山上,到處種起樹來。這樣,我們的西北地區,就會變成綠蔭遍地、青山綠水、氣候良好,水旱風沙的災害就會被我們逐漸征服。”


    習仲勛在講話中,還以華夏祖先創造青山綠水,留下漢桂、唐槐和漢柏等故事來說明中華民族曆來是喜歡種樹的,希望林業工作者繼承和發揚這一優秀傳統,在應該造林的地方瑚植起森林。他最後強調:林業工作要貫徹群眾路線,切實做捌“一人一把種”,“一戶一畦苗”,“家家育苗”,“人人種樹”鑭使群眾懂得靠山吃山、吃山養山的道理,由群眾自己來打下酬年大計的基礎。他還提出:在農村日益發展的各種形式的勞製互助組織裏,要增加採種育苗、植樹造林這項任務。


    西北地區的綠化工作,在解放初的幾年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植樹造林是百年大計,需要數十年長期不懈的努力,而不是短期就能收到明顯成效的。遺憾的是後來的“大躍進”糊動和“文化大革命”,使綠化大西北工程受到嚴重挫折,森林植被遭受極大破壞。直到一九九八年八月,江澤民在國務院副總理薑春雲考察延安的報告上作出“再造一個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區”的批示後,綠化大西北工程又進入了一個大規模的發展階段。


    第22章 傾心祖國的統一和民族團結


    “民族問題是西北地區最大的實際問題”。這是習仲勛對西北地區區情的基本認識,也是他主持和領導西北工作首先考慮的問題。這不僅因為青海、甘肅、寧夏和新疆這四省民族問題複雜,而且藏族人數眾多,大部分地區又與西藏接壤,聯繫密切,互相影響。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許多政策的製訂和貫徹執行,不僅對團結西北各少數民族有決定性影響,而且對做好西藏工作,爭取西藏和平解放,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在中共中央的正確方針指導下,習仲勛與彭德懷一起,領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正確處理民族問題,為穩定西北局勢,爭取西藏和平解放發揮了重要作用。


    ■迎送十世班禪


    西藏自古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為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近代以來,由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入侵,清朝政府國力孱弱,對兩藏地方的統治效能降到最低點。中華民國建立後,對西藏的管理逐漸有所恢複。但由於內地一直處於不安定的戰爭狀態,加上英、美等帝國主義的挑唆,到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麵勝利之時,西藏上層集團在拉薩發動“驅漢事件,限令國民黨政府駐藏辦事處人員在兩周內離開拉薩”,並派出“親善使團”出使印度,準備前往英、美、法等國遊說,謀求“西藏獨立”。這時,美國直接插手,派出人員同西藏上層人士頻繁接觸。西藏麵臨著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危險。


    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審時度勢,及時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戰略決策。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習仲勛、張宗遜:“班禪現到蘭州,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並尊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對保護十世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藏民,作了周密安排,彭德懷還在此前到班禪駐地塔爾寺訪問,了解情況。


    按照中央的指示和意圖,習仲勛和彭德懷十分重視對十世班禪的統戰工作,指定由第一野戰軍政治部聯絡部部長範明具體負責。經過一段時間工作,十世班禪及其隨行人員由香日德返迴西寧,同中央人民政府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當天,十世班禪致電毛澤東和朱德,表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最初,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考慮把解放西藏的任務交給中共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戰軍來承擔。後來由於西北地區解放戰爭結束較早等原因,毛澤東又一度準備改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戰軍來擔負。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致彭德懷的電報中指出:“經營西藏問題請你提到西北局會議上討論一下”,“兩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於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現在情羽看來,應責成西北局擔負主要的責任,西南局則擔任第二位的責任。因為西北結束戰爭較西南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據有些人說平坦好走,班禪及其一群又在青海”。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彭德懷派人調查了解了經青海人藏的前路情況,並向毛澤東匯報說:“由青海、新疆人藏困難甚大,難以克服。”最終毛澤東權衡利弊,於一九五〇年初將進軍西藏的主要戰略方向由西北轉向西南,作出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由中共中央西南局擔負主要責任,中共中央西北局配合的決定。據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分別作出由西康、雲南、青海和新疆多路同時向西藏進軍,以軍事實力為基礎,努力開展和平爭取工作的部署。


    經過充分準備,西北軍區於六月和八月分別從青海、新疆派出部隊,向後藏和阿裏地區進軍,支援西南軍區第十八軍將於十月初發起的昌都戰役。與此同時,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加強對十世班禪的團結爭取工作。


    西藏民主改革前實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治製度,宗教在其政治經濟生活中居於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宗教領袖達賴和班禪受到西藏人民的高度信仰。這裏的階級矛盾與民族、宗教問題交織在一起,國內民族之間的隔閡又和祖國統一與分裂的鬥爭交織在一起,形成了西藏問題極其特殊的複雜性。因此,解放西藏,處理好宗教問題是一個關鍵。


    這時,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書記賀龍,正主持研究進軍西藏問題。他認為:國民黨在康藏所以失敗,是由於對西藏內部宗教問題處理得不好;而英國的勢力所以能夠伸張進去,也是從宗教問題著手的。因此,對現駐在青海的十世班禪的統戰工作,就成為解決西藏問題的一個重點。


    達賴和班禪,是在西藏宗教中占統治地位的黃教始祖宗喀巴的兩個弟子。幾百年來,各有其地位和統治地區,其中達賴的實力和影響占優勢;班禪則主要在後藏日喀則等三大寺院地區有影響,並比較多地傾向於中央政府。以後由於英帝國主義的挑唆,達賴和班禪兩位宗教領袖失和。一九二三年,九世班禪因懼怕達賴噶廈的加害而出走內地,十世班禪即位後仍未迴到西藏。在這種情況下,做好對十世班禪的統戰工作,有利於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實現祖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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