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蘭線原計劃一九五三年六月底完工。一九五一年底，寶天鐵路改進工程順利完成後，西幹局提出爭取天蘭線提前通車，並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就此事作了專題報告受到習仲勛和與會同誌的熱烈支持。提前通車的意見得到中央鐵道部批準後，習仲勛和西北軍政委員會當即致電西幹局全體職工：“我們聽了王世泰局長的發言，知道你們在愛國主義的實踐中，積極努力改進工作，獲得很大成績，並提出爭取在一九五二年內通車蘭州的計劃，我們感到十分愉快和興奮，特向你們致以熱烈的祝賀與慰問。希望你們在增產節約的總方針下，高度發揮積極性和創造性，為如期勝利完成你們的計劃而努力奮鬥。”
為了確保天蘭線提前通車計劃的實現，習仲勛深人施工第一線，了解情況，當看到工程組織得很好，工人幹勁很大時，他非常高興。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他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六十四次行政會議上說：“天蘭路工程進行得很好，工人的積極性很高，現正熱烈進行‘三反’運動，在去年的工作成績和‘三反’運動的勝利基礎上，今年底通車蘭州，是確有保證的。”
“在鐵道部、西北局、甘肅省委的正確領導下，天蘭路終千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九時，全線貫通，比原計劃提前了十個月鋪軌到達蘭州。”十月一日，天蘭鐵路舉行隆重的通車典禮，遠在朝鮮戰場的彭德懷發來賀電。習仲勛興奮地題寫了賀詞：“慶祝修成天蘭鐵路的偉大勝利!西北各族人民多年的願望，解放後三年就實現了，這是一件大喜事，我們必須繼續努力，為完成西北鐵路幹線及一切必須修築的鐵路工程而鬥爭。”
西北鐵路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公路建設也很有起色。一兒五〇年一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對修複被破壞的主要公路幹線作出安排，四五月間又作出了修築青藏公路的決定，組織以軍隊為主的施工隊伍參加築路。中國人民解放軍築路部隊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一麵進軍，一麵修路”的指示，和藏族同胞一起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曆經艱險，在世界屋脊上初步修築了青藏公路的部分路段，為後來修通青藏公路打下了基礎。
■提出和實施綠化西北的偉大工程
西北地區是我國風沙源頭之一，由於幹旱少雨，植被覆蓋率低，風沙嚴重，給當地人民以及黃河中下遊地區人民生產生活帶來極大危害。習仲勛生在陝西，長期在西北工作，對西北地區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深感綠化對西北建設和發展之重要。解放後，他十分重視綠化工作，倡導植樹造林運動，促進西北生態建設發展。到一九五二年，西北地區先後共植樹九千餘萬株，扭轉了數百年來西北森林亂砍濫伐的勢頭，並初步開始了西北防護林建設工程。
一九五〇年一月，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護與培植。”在實際工作中，習仲勛堅持這一方針，組織完成了一九五〇年植樹造林二千八百七十萬株的任務，推動了綠化大西北植樹造林運動的發展。
這時要開展大規模的植樹造林，首先要保護好現有的森林。隻有剎住亂砍濫伐之風，保護好現有森林，才能調動廣大群眾植樹造林的積極性。新中國成立之初，許多地方的社會秩序還沒有完全安定，一些人乘機亂砍濫伐樹木。“一九五〇年前半年，陝西秦嶺、馬欄，甘肅小隴山、洮河、興隆山、祁連山，新疆天山等林區，曾繼續遭到嚴重的破壞”，甚至在西安城南太乙宮一帶、華山等風景區也發生了嚴重的毀林事件。這些事件的發生：“大部由於社會上一般人存在著傳統的輕林思想，一些機關部隊從局部或本位利益出發，以伐木樵採或墾荒為便宜的生產對象，或由於解決建築木材需要，盲目採伐，加以木商牟利，競伐、濫伐、盜伐事情到處發生。‘拔大毛’、‘剃光頭’，造成森林加劇破壞的嚴重現象。”為了製止這種現象，西北軍政委員會於五月六日發出護林通令，指出：“近有少數機關部隊、群眾團體，濫伐森林，造成不少損失。此種行為應即嚴加糾正。”《通令》嚴格規定：“一、凡防風、防沙、護堤、護路、涵養水源等保安林及名勝古蹟、風景林木與土地磽薄、山勢險峻不易造林地區之現有林木，一律嚴禁砍伐。二、上列林木以外之森林，各機關、團體、人民亦有保護義務，不得擅自濫伐。三、個別地區駐紮部隊，如確因自用木材無法購得必須採伐時，須經當地省級以上政府或林業主管機資核準並派員指導在指定地區內作修枝、擇伐或疏伐。”《通今》還規定了擇伐或疏伐的具體原則，及群眾需要的柴山和放牧地區的管理原則，要求：“各地區、鄉人民政府應指導當地群眾，組織護林小組，訂立護林公約，經常進行護林工作”，“凡護林有功者分別獎勵，違法毀林者予以懲處。”
七月四日，習仲勛批示西北軍政委員會發出《關於宣傳教育組織群眾保護鐵路沿線林木的指示》，指出：“鐵路沿線樹木，關係鞏固路堤，防止水患，調節氣候，直接間接對於農林水利都有裨益。”但仍有部分居民對愛護路樹重視不夠，時常發生折枝、掘根、砍伐、剝皮、拔苗等事情，亟須注意防止。鐵路沿線各級人民政府要向居民作廣泛宣傳教育，禁止任總破壞，並應切實協助鐵路工作人員分段養護，凡對於保護路樹有功者呈報獎勵，破壞者定予嚴懲。
西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及各省人民政府遵照《通令》指不，嚴禁濫伐濫墾，“普遍進行宣傳，並逐步建立與健全林區管理機構。在行政領導配合技術指導下，發動群眾普遍展開護林運動”。到一九五。年底，“全區已建立林管站三十二個，組織群眾護林小組三百一十二個”。僅秦嶺林區一處，先後捌立八個管理站，一百八十一個護林小組，訂立民主護林公約爝參加護林群眾達二千四百九十五人。有些社會治安不好的地方，還組織了部隊武裝護林和民兵巡山。“在森林殘敗，護棚較有基礎地區更進一步開始了封山育林。如寧夏省在全省林業會議及各界代表會議上，通過自一九五一年起封育羅山與賀蘭山東側提案，新疆省在迪化及哈密山區封山三萬餘畝。”由於堅決執行護林政策，“在秦嶺北坡毀林最嚴重地區的破壞行為被停止”，“秦嶺南坡，甘肅洮河、祁連山及青海、寧夏大規模的破壞也基本上停止了”。 “這可說是西北森林有史以來，從濫伐破壞走向護育的轉折點，為西北林業工作樹立了一個重要的裏程碑。”“群眾普遍反映道：‘如今世事不一樣了，公家來管樹，我們也有心勁栽樹了’，因而激發了他們植樹造林的積極性。”西北軍政委員會因勢利導，組織群眾開展大規模的植樹造林運動。這一年“西北區共造林植樹三千七百零九萬株，超過原定計劃八百三十六萬株”。同時經過一年的工作，“比較精確地了解了林業情況，並積累了一些經驗，給今後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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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天蘭線提前通車計劃的實現，習仲勛深人施工第一線，了解情況，當看到工程組織得很好，工人幹勁很大時，他非常高興。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他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六十四次行政會議上說：“天蘭路工程進行得很好，工人的積極性很高，現正熱烈進行‘三反’運動，在去年的工作成績和‘三反’運動的勝利基礎上，今年底通車蘭州，是確有保證的。”
“在鐵道部、西北局、甘肅省委的正確領導下，天蘭路終千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九時，全線貫通，比原計劃提前了十個月鋪軌到達蘭州。”十月一日，天蘭鐵路舉行隆重的通車典禮，遠在朝鮮戰場的彭德懷發來賀電。習仲勛興奮地題寫了賀詞：“慶祝修成天蘭鐵路的偉大勝利!西北各族人民多年的願望，解放後三年就實現了，這是一件大喜事，我們必須繼續努力，為完成西北鐵路幹線及一切必須修築的鐵路工程而鬥爭。”
西北鐵路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公路建設也很有起色。一兒五〇年一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對修複被破壞的主要公路幹線作出安排，四五月間又作出了修築青藏公路的決定，組織以軍隊為主的施工隊伍參加築路。中國人民解放軍築路部隊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一麵進軍，一麵修路”的指示，和藏族同胞一起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曆經艱險，在世界屋脊上初步修築了青藏公路的部分路段，為後來修通青藏公路打下了基礎。
■提出和實施綠化西北的偉大工程
西北地區是我國風沙源頭之一，由於幹旱少雨，植被覆蓋率低，風沙嚴重，給當地人民以及黃河中下遊地區人民生產生活帶來極大危害。習仲勛生在陝西，長期在西北工作，對西北地區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深感綠化對西北建設和發展之重要。解放後，他十分重視綠化工作，倡導植樹造林運動，促進西北生態建設發展。到一九五二年，西北地區先後共植樹九千餘萬株，扭轉了數百年來西北森林亂砍濫伐的勢頭，並初步開始了西北防護林建設工程。
一九五〇年一月，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護與培植。”在實際工作中，習仲勛堅持這一方針，組織完成了一九五〇年植樹造林二千八百七十萬株的任務，推動了綠化大西北植樹造林運動的發展。
這時要開展大規模的植樹造林，首先要保護好現有的森林。隻有剎住亂砍濫伐之風，保護好現有森林，才能調動廣大群眾植樹造林的積極性。新中國成立之初，許多地方的社會秩序還沒有完全安定，一些人乘機亂砍濫伐樹木。“一九五〇年前半年，陝西秦嶺、馬欄，甘肅小隴山、洮河、興隆山、祁連山，新疆天山等林區，曾繼續遭到嚴重的破壞”，甚至在西安城南太乙宮一帶、華山等風景區也發生了嚴重的毀林事件。這些事件的發生：“大部由於社會上一般人存在著傳統的輕林思想，一些機關部隊從局部或本位利益出發，以伐木樵採或墾荒為便宜的生產對象，或由於解決建築木材需要，盲目採伐，加以木商牟利，競伐、濫伐、盜伐事情到處發生。‘拔大毛’、‘剃光頭’，造成森林加劇破壞的嚴重現象。”為了製止這種現象，西北軍政委員會於五月六日發出護林通令，指出：“近有少數機關部隊、群眾團體，濫伐森林，造成不少損失。此種行為應即嚴加糾正。”《通令》嚴格規定：“一、凡防風、防沙、護堤、護路、涵養水源等保安林及名勝古蹟、風景林木與土地磽薄、山勢險峻不易造林地區之現有林木，一律嚴禁砍伐。二、上列林木以外之森林，各機關、團體、人民亦有保護義務，不得擅自濫伐。三、個別地區駐紮部隊，如確因自用木材無法購得必須採伐時，須經當地省級以上政府或林業主管機資核準並派員指導在指定地區內作修枝、擇伐或疏伐。”《通今》還規定了擇伐或疏伐的具體原則，及群眾需要的柴山和放牧地區的管理原則，要求：“各地區、鄉人民政府應指導當地群眾，組織護林小組，訂立護林公約，經常進行護林工作”，“凡護林有功者分別獎勵，違法毀林者予以懲處。”
七月四日，習仲勛批示西北軍政委員會發出《關於宣傳教育組織群眾保護鐵路沿線林木的指示》，指出：“鐵路沿線樹木，關係鞏固路堤，防止水患，調節氣候，直接間接對於農林水利都有裨益。”但仍有部分居民對愛護路樹重視不夠，時常發生折枝、掘根、砍伐、剝皮、拔苗等事情，亟須注意防止。鐵路沿線各級人民政府要向居民作廣泛宣傳教育，禁止任總破壞，並應切實協助鐵路工作人員分段養護，凡對於保護路樹有功者呈報獎勵，破壞者定予嚴懲。
西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及各省人民政府遵照《通令》指不，嚴禁濫伐濫墾，“普遍進行宣傳，並逐步建立與健全林區管理機構。在行政領導配合技術指導下，發動群眾普遍展開護林運動”。到一九五。年底，“全區已建立林管站三十二個，組織群眾護林小組三百一十二個”。僅秦嶺林區一處，先後捌立八個管理站，一百八十一個護林小組，訂立民主護林公約爝參加護林群眾達二千四百九十五人。有些社會治安不好的地方，還組織了部隊武裝護林和民兵巡山。“在森林殘敗，護棚較有基礎地區更進一步開始了封山育林。如寧夏省在全省林業會議及各界代表會議上，通過自一九五一年起封育羅山與賀蘭山東側提案，新疆省在迪化及哈密山區封山三萬餘畝。”由於堅決執行護林政策，“在秦嶺北坡毀林最嚴重地區的破壞行為被停止”，“秦嶺南坡，甘肅洮河、祁連山及青海、寧夏大規模的破壞也基本上停止了”。 “這可說是西北森林有史以來，從濫伐破壞走向護育的轉折點，為西北林業工作樹立了一個重要的裏程碑。”“群眾普遍反映道：‘如今世事不一樣了，公家來管樹，我們也有心勁栽樹了’，因而激發了他們植樹造林的積極性。”西北軍政委員會因勢利導，組織群眾開展大規模的植樹造林運動。這一年“西北區共造林植樹三千七百零九萬株，超過原定計劃八百三十六萬株”。同時經過一年的工作，“比較精確地了解了林業情況，並積累了一些經驗，給今後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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