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還運用典型帶動和組織群眾的辦法，在西北農業戰線開展了愛國主義農業生產競賽運動。他支持陝西省興平縣張明亮等四十七個互助組，向西北和全國小麥產區各農業互助組提出夏收、夏選(選留小麥良種)的挑戰競賽。國家農業部對這一做法給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號召全國小麥產區：“應予以高度重視，在總結春耕生產的基礎上組織互助組應戰。”響應農業部的號召，陝西有三千三百個互助組，全國有八千五百個互助組積極應戰。此外，西北地區還開展了棉花愛國豐產競賽，造林、水利和畜牧的勞動競賽，這些活動“大大地發揮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愛國熱情，有力地推動農業生產迅速恢複和發展”，“創造了各種主要作物的豐產紀錄和全國小麥的最高豐產紀錄”。
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區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陝西增長了百分之十五。為了表彰農業戰線的先進模範人物，一九五二年新年剛過，按照習仲勛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了西北首屆農林、水利、畜牧勞動模範代表會議。西北五省一市，包括九個民族在內的農業、水利、畜牧業的先進人物及部分工人、榮譽軍人和機關代表等數百人，聚集一堂，交流農業等生產方麵的經驗。陝西小麥豐產能手史安福、陝北小型水利模範魯宗明寺在會上介紹經驗。
習仲勛在會議開幕式上作了《為爭取今年農業生產戰線上的偉大勝利而鬥爭》的講話。他指出：這次勞動模範代表會議，就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在西北來說是第一次。過去陝甘寧邊區曾經開過幾次這樣的會議，對於建設邊區，發展生產起過很大的推動作用，但從來沒有能夠像這次這樣，聚集了這麽多民族和各方麵的代表，開這樣一個盛大的會議。“今後這樣的會，還要召開，各省、市一直到區、鄉都要普遍召開”，“通過這樣的會議，交流並推廣好的生產經驗，檢查尋們的生產情況，加強我們的領導方法，為今年的大生產運動創造有利的條件”。他希望隨著國家和人民事業的發展，各行各業湧現更多的勞動模範。
習仲勛在講話中，對一九五二年農業生產做出全麵部署他指出：要更多的增加糧食，各方麵都應集中力量圍繞提高單位麵積產量來開展工作。有效方法就是增施肥料，用各種方法積肥，特別注意多養豬、羊和大牲畜，注意解決農具、耕畜魯問題。青海、甘肅、陝南等地農具奇缺，要繼續採取增加貸款、群眾互相調劑和相互合作的辦法去解決。他還指出：“西北多山地區，特別應該重視小型水利”，有計劃有重點地修建蓄水池。還要積極防治病蟲害，繼續貫徹“防重於治”的方針，推廣優良品種，確保糧棉增產目標的實現。
一月五日會議閉幕，習仲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會上提出了依據群眾自願互利原則，大力提倡組織農村合作互助運動的號召。一九五一年十月，全國第一次農業生產合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隨之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在全國逐步興起。西北地區也同全國一樣，一批農業互助合作組和互助合作社發展起來。一九五二年春陝西省米脂縣發展農業互助合作社六十三個，子洲縣發展二十三個。到六月，西北全區已組織起互助合作組六十二萬多個，其中有一百二十九個生產合作社，六百多萬農業勞動力參加了互助組，有互助合作曆史的陝北老區一些縣百分之八十的勞動力參加了互助組。
習仲勛十分關注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為了使運動向著健康的方向發展，一九五二年六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西北農業互助合作工作會議，分析運動發展的形勢，總結經驗，檢查存在的問題，提出互助合作運動發展的任務。六月六日會議結束時，習仲勛作了《西北地區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迴顧與前瞻》的總結報告。
習仲勛認為：土地改革後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是必然趨勢。他說：土地改革隻解決了農民生產的主要條件，即土地和一部分主要的生產資料，但並沒有解決農民生產上的全部問題。許多貧僱農甚至中農缺少牲口、大車和水車等主要生產農具，因此，“組織互助來解決生產中的困難已經成為農民的迫切需要”。陝西的一些事例也證明，組織起來有利於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能較快擺脫貧困落後狀態。習仲勛根據毛澤東關於組織起來的多次指示和列寧、史達林關於農業社會主義道路的經典論述指出：“把農民組織起來實行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或者任其自流發展，乃是兩條道路的問題。”習仲勛繼續說：但農業社會化需要一個較長的曆史時期，那些不願花“工夫”不願做“細心的工作”，不準備通過較長時間去逐步吸引農民參加集體化的人，是不了解農民，必然脫離農民群眾。他依據自己對農民的認識和深刻了解說：“群眾哪裏是可以去命令的呢?農民們說：‘秋後看’。要看事實，要經過他們自已切身的經驗。很明白，對於農民隻能‘逐步’‘吸引’。”習仲勛指出：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都要“以個體經濟為基礎”是“不破壞個體的私有的財產基礎的”，“離開個體經濟基礎它們也就不可能吸引農民過渡到集體化去。不照顧個體經濟過高過急地去要求農民，甚至粗暴地侵犯農民個體利益，當烈是錯誤的。”
習仲勛進一步分析形勢說：到一九五三年，土地改革就叄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後，必須將農村的全部工作集中到發展慈業生產和農村副業上。西北地區目前的農業生產狀況還很蒲後，有些條件在短期內很難有大的改變，必須努力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發揮組織起來的力量，再加上其他必要和司能的幫助，農村現有的生產能力就會得到提高，自身條件也會逐漸改善。隻要確實把農村的全部精力用在這方麵，四五年內使農業生產水平大體提高百分之五十是完全可能的。為此，農業互助合作應在兩三年內，爭取一般農業地區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勞動力確實組織起來;在互助組中，常年互助組爭取占到百分之二十左右;農業生產合作社則基本控製在試辦範圍內，每縣試辦一個到兩個。他認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無疑是將來由小農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集體農莊的基本形式或主要形式，“但是，發展這種農業生產合作社需要有一定的條件：群眾在生產中的需要、互助運動的基礎、領導的骨幹、群眾的積極性、並有充分的醞釀等”。
習仲勛強調：在今後兩三年內，應首先積極地、大量地在所有農村推廣目前在互助組中占百分之八九十的小型的、簡單的勞動互助組。“這是一種最初級的形式，但是適合農民原有的互助習慣，結合方便，也適應農民當前迫切需要，可以解決勞力或牲口或農具不夠的困難，可以應急趕時耕種、鋤草、滅蟲或收割等等，也可以拿出一些勞動力去從事其他生產。事實已經證明，這樣做大有好處，因此容易被最大多數的農民接受，便利大量發展。看不起這種互助組是不對的。”他要求，各級幹部對這種互助組應“不怕麻煩、不怕反覆地每年、每季都用很大的力量去進行工作，幫助它們解決各種困難。如果普遍地、確實地而不是形式地在兩三年內做到百分之六七十的農戶都組織到這種互助組來，就會給我們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繼續前進打好基礎”。習仲勛在講話中還提出了應注意的具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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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區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陝西增長了百分之十五。為了表彰農業戰線的先進模範人物，一九五二年新年剛過，按照習仲勛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了西北首屆農林、水利、畜牧勞動模範代表會議。西北五省一市，包括九個民族在內的農業、水利、畜牧業的先進人物及部分工人、榮譽軍人和機關代表等數百人，聚集一堂，交流農業等生產方麵的經驗。陝西小麥豐產能手史安福、陝北小型水利模範魯宗明寺在會上介紹經驗。
習仲勛在會議開幕式上作了《為爭取今年農業生產戰線上的偉大勝利而鬥爭》的講話。他指出：這次勞動模範代表會議，就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在西北來說是第一次。過去陝甘寧邊區曾經開過幾次這樣的會議，對於建設邊區，發展生產起過很大的推動作用，但從來沒有能夠像這次這樣，聚集了這麽多民族和各方麵的代表，開這樣一個盛大的會議。“今後這樣的會，還要召開，各省、市一直到區、鄉都要普遍召開”，“通過這樣的會議，交流並推廣好的生產經驗，檢查尋們的生產情況，加強我們的領導方法，為今年的大生產運動創造有利的條件”。他希望隨著國家和人民事業的發展，各行各業湧現更多的勞動模範。
習仲勛在講話中，對一九五二年農業生產做出全麵部署他指出：要更多的增加糧食，各方麵都應集中力量圍繞提高單位麵積產量來開展工作。有效方法就是增施肥料，用各種方法積肥，特別注意多養豬、羊和大牲畜，注意解決農具、耕畜魯問題。青海、甘肅、陝南等地農具奇缺，要繼續採取增加貸款、群眾互相調劑和相互合作的辦法去解決。他還指出：“西北多山地區，特別應該重視小型水利”，有計劃有重點地修建蓄水池。還要積極防治病蟲害，繼續貫徹“防重於治”的方針，推廣優良品種，確保糧棉增產目標的實現。
一月五日會議閉幕，習仲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會上提出了依據群眾自願互利原則，大力提倡組織農村合作互助運動的號召。一九五一年十月，全國第一次農業生產合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隨之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在全國逐步興起。西北地區也同全國一樣，一批農業互助合作組和互助合作社發展起來。一九五二年春陝西省米脂縣發展農業互助合作社六十三個，子洲縣發展二十三個。到六月，西北全區已組織起互助合作組六十二萬多個，其中有一百二十九個生產合作社，六百多萬農業勞動力參加了互助組，有互助合作曆史的陝北老區一些縣百分之八十的勞動力參加了互助組。
習仲勛十分關注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為了使運動向著健康的方向發展，一九五二年六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西北農業互助合作工作會議，分析運動發展的形勢，總結經驗，檢查存在的問題，提出互助合作運動發展的任務。六月六日會議結束時，習仲勛作了《西北地區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迴顧與前瞻》的總結報告。
習仲勛認為：土地改革後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是必然趨勢。他說：土地改革隻解決了農民生產的主要條件，即土地和一部分主要的生產資料，但並沒有解決農民生產上的全部問題。許多貧僱農甚至中農缺少牲口、大車和水車等主要生產農具，因此，“組織互助來解決生產中的困難已經成為農民的迫切需要”。陝西的一些事例也證明，組織起來有利於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能較快擺脫貧困落後狀態。習仲勛根據毛澤東關於組織起來的多次指示和列寧、史達林關於農業社會主義道路的經典論述指出：“把農民組織起來實行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或者任其自流發展，乃是兩條道路的問題。”習仲勛繼續說：但農業社會化需要一個較長的曆史時期，那些不願花“工夫”不願做“細心的工作”，不準備通過較長時間去逐步吸引農民參加集體化的人，是不了解農民，必然脫離農民群眾。他依據自己對農民的認識和深刻了解說：“群眾哪裏是可以去命令的呢?農民們說：‘秋後看’。要看事實，要經過他們自已切身的經驗。很明白，對於農民隻能‘逐步’‘吸引’。”習仲勛指出：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都要“以個體經濟為基礎”是“不破壞個體的私有的財產基礎的”，“離開個體經濟基礎它們也就不可能吸引農民過渡到集體化去。不照顧個體經濟過高過急地去要求農民，甚至粗暴地侵犯農民個體利益，當烈是錯誤的。”
習仲勛進一步分析形勢說：到一九五三年，土地改革就叄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後，必須將農村的全部工作集中到發展慈業生產和農村副業上。西北地區目前的農業生產狀況還很蒲後，有些條件在短期內很難有大的改變，必須努力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發揮組織起來的力量，再加上其他必要和司能的幫助，農村現有的生產能力就會得到提高，自身條件也會逐漸改善。隻要確實把農村的全部精力用在這方麵，四五年內使農業生產水平大體提高百分之五十是完全可能的。為此，農業互助合作應在兩三年內，爭取一般農業地區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勞動力確實組織起來;在互助組中，常年互助組爭取占到百分之二十左右;農業生產合作社則基本控製在試辦範圍內，每縣試辦一個到兩個。他認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無疑是將來由小農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集體農莊的基本形式或主要形式，“但是，發展這種農業生產合作社需要有一定的條件：群眾在生產中的需要、互助運動的基礎、領導的骨幹、群眾的積極性、並有充分的醞釀等”。
習仲勛強調：在今後兩三年內，應首先積極地、大量地在所有農村推廣目前在互助組中占百分之八九十的小型的、簡單的勞動互助組。“這是一種最初級的形式，但是適合農民原有的互助習慣，結合方便，也適應農民當前迫切需要，可以解決勞力或牲口或農具不夠的困難，可以應急趕時耕種、鋤草、滅蟲或收割等等，也可以拿出一些勞動力去從事其他生產。事實已經證明，這樣做大有好處，因此容易被最大多數的農民接受，便利大量發展。看不起這種互助組是不對的。”他要求，各級幹部對這種互助組應“不怕麻煩、不怕反覆地每年、每季都用很大的力量去進行工作，幫助它們解決各種困難。如果普遍地、確實地而不是形式地在兩三年內做到百分之六七十的農戶都組織到這種互助組來，就會給我們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繼續前進打好基礎”。習仲勛在講話中還提出了應注意的具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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