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習仲勛主持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十三次行政會議，檢查總結春耕工作，提出下一步應該注意的問題。會後，習仲勛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於五月五日再次發布命令，要求各地政府組織工作組，派幹部下鄉，“必須把主要注意力集中於春耕生產的組織和領導”，抓緊播種棉花和早秋作物，擴大宣傳黨和人民政府發展生產的政策，把政府的計劃變成群眾自己的計劃和實際行動。
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區小麥長勢良好。為了保證做好夏收工作，按照習仲勛的指示，以彭德懷、習仲勛、張治中名義，於五月二十一日發出西北軍政委員會令，指示各地“夏收為一切工作的中心”，“組織群眾，抓緊時間，快收淨割，速曬細碾，做到迅速‘麥人倉，草上堆’，避免風雹災害，並注意割低麥茬，拾淨麥穗，不使浪費麥草”，“組織選種工作，凡經群眾親身經驗證明的優良品種，應即單割單收，保證純淨，提倡農戶相互調劑品種”。要求各地組織“檢查團或工作組下鄉，直接幫助夏收，切實解決群眾中的困難問題，特別注意解決裂、軍、工屬及鰥、寡無勞力者的困難”，“提倡親幫親，鄰幫鄰，‘趕麥場’，攬短工”，“把所有可能從事生產的男女老幼，都組織到夏收工作中來”。【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抓農業生產之細緻，由此可見一斑。但不僅僅如此，從他處理一九五一年六七月出現的旱情和隨後出現的“飽”雨，更能見其工作的細緻人微。六月後，西北地區出現了較大麵積的旱情，七月二日西北軍政委員會即發出指示，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加強抗旱防災工作。不久，陝西、甘肅及青海等地又普降“飽”雨，習仲勛親自修改下發《關於加緊雨後搶種及鋤草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級人民政府應即抓緊時間，領導農民，發動變工隊，突擊搶種晚秋作物(穀子、糜子、蕎麥、小豆和秋菜等)，已種早秋土地，因災、旱缺苗者應即進行補種”，強調：“這是當前農業生產工作的重點，務須集中力量，切實執行，並幫助農民解決種子、勞畜力等具體困難，爭取迅速下種，不誤天時。”他還要求：“部分沿河低窪地帶，尚須注意修堤防洪，開溝排水，以免水災。”
習仲勛在領導農業生產過程中，還根據自己多年在農村生括的經驗，十分注意解決農業生產資金信貸問題。他深知，許多貧苦農民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薄弱，在春荒不接和遇到天災、疾病時，發展生產會遇到困難，需要資金支持和群眾的互相幫助。因此，在他領導西北軍政委員會的三年中，每年春耕前，都會及時以西北軍政委員會三位主要領導人的名義，發出《關於農業生產貸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級成立“農貸委員會”，“由同級的行政首長親自負責，各有關部門必須依照規定職權，明確各自應盡的責任，密切配合”，用國家寶貴的資金“有重點有計劃的扶助發展農業，興修水利，增產糧棉繁殖牲畜”。他強調：“貸款必須以生產積極而資金困難的農牧民為主要對象”，“專款專用”，“有借有還”，“倡導自由借貸，組織群眾自己的力量，實行互相調劑資金及解決部分生產資料的需要，以配合農貸更多的解決農民生產中的困難問題。”
由於習仲勛正確細緻的領導，農村工作政策和措施落實得比較紮實，廣大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不斷高漲，農業生產任務超額完成。一九五。年糧食產量較一九四九年增產十二億斤，提高百分之十，戰勝了解放後第一年出現的嚴重災荒。“通過領導生產，黨和政府進一步獲得了廣大群眾的愛戴與擁護，從生產上更加促進與鞏固了民族團結。並且，經過一年農業生產的實踐，進一步熟悉了情況，取得了經驗，教育提高了幹部。”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下旬，陝西省召開農業生產會議。習仲勛出席會議並講話。他說：這一年在戰爭剛剛結束，社會秩序還未完全安定的情況下，我們做了許多工作，如興修水利，活躍借貸，改良種子，防蟲防旱等，“更重要的是動員和組織了廣大群眾參加到生產戰線上來。而群眾對我們最滿意的也是這一件事，這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是看不到的，而在幾千年的曆史上也是沒有見過的，我們今天能獲得廣大群眾的擁護，主要的原因也就在這裏。革命就是要辦好群眾的生產事業，而領導群眾生產又是最實際最具體的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他對來年的農業世生產形勢進行了分析展望，認為一九五一年農業生產條件會更好，要求各級領導做好充分的生產準備，切實幫助農民解決生產中的困難。廣大幹部要用說服鼓勵和典型示範的辦法，“發動廣大農民由過去‘沒心勁’好好生產，走向有組織有計劃的努力生產”，“培養勞模，推動生產”，“續活躍借貸，保證有借有還”和“組織自願變工，開展合作運動”。之後，習仲勛主持召開了西北地區農業生產會議，全麵總結一九五〇年農業生產工作，提出九五一年糧棉增產任務和工作措施。
為了順利完成一九五一年的農業生產任務及各項工作，按照習仲勛的指示，二月十四日，西北軍政委員會發出《關於西北區一九五一年農業生產的指示》，強調了做好農業生產特別是春耕生產的重要性，重申了幾項促進農業生產發展的措施，要求各級政府抽派主要負責同誌和得力幹部，深入農村，切實指導和推動春耕生產。
習仲勛在領導農業生產中，特別重視讓農民群眾掌握先進的生產技術。他在多次會議上號召農業技術人員要深入下去，到農民群眾中去普及優良品種和先進耕作方法。他關心農業科技的發展，為此專程到武功縣楊陵的西北農學院視察工作。
西北農學院位於中華農耕文明的發祥地——陝西楊陵。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國曆史上最早的農官後稷，就在這一帶“教民稼穡，樹藝五穀”，開創了農耕文明的先河。一九三四年，著名愛國人士於右任和楊虎城在這裏選址創立了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後來發展成為西北農學院，是中國西部地區現代高等農業教育的發源地。西北農業生產會議剛一結束，習仲勛就來到這裏，同農學院的學生親切交談，向師生介紹國內情況和韓戰的形勢，介紹西北地區建設取得的成就和今後的方針任務。他說，一九五一年西北的主要任務是發展農業，先解決群眾的吃飯問題，再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展工業，繁榮經濟;繼一續鞏固財政與物價的穩定，發展國內市場;正確地有步驟地發展合作事業，搞好城鄉物資交流，特別是收購和運銷農村土產。他勉勵同學們努力學好農業科學知識，說：“西北是廣大的農業地區，將來要很大發展，其正確方向就是與科學技術相結合，就要依靠我們的農學院來解決。”他強調：科學技術之所以可貴，是因為人民群眾需要它。科學技術要實現它的偉大作用，又必須與群眾結合，交給群眾，經過群眾的實踐去實現它、證明它、充實它、發展它。因此，科學技術人員與群眾結合，是堅定不移的方向。他要求同學們學習時就要注意這個結合，如到農村幫助群眾選種、除害，吸取群眾中的生產經驗等;將來到實際工作中去，更要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服務。習仲勛還關心農業戰線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在學院看望和慰問了長期從事農業科學研究的專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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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區小麥長勢良好。為了保證做好夏收工作，按照習仲勛的指示，以彭德懷、習仲勛、張治中名義，於五月二十一日發出西北軍政委員會令，指示各地“夏收為一切工作的中心”，“組織群眾，抓緊時間，快收淨割，速曬細碾，做到迅速‘麥人倉，草上堆’，避免風雹災害，並注意割低麥茬，拾淨麥穗，不使浪費麥草”，“組織選種工作，凡經群眾親身經驗證明的優良品種，應即單割單收，保證純淨，提倡農戶相互調劑品種”。要求各地組織“檢查團或工作組下鄉，直接幫助夏收，切實解決群眾中的困難問題，特別注意解決裂、軍、工屬及鰥、寡無勞力者的困難”，“提倡親幫親，鄰幫鄰，‘趕麥場’，攬短工”，“把所有可能從事生產的男女老幼，都組織到夏收工作中來”。【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抓農業生產之細緻，由此可見一斑。但不僅僅如此，從他處理一九五一年六七月出現的旱情和隨後出現的“飽”雨，更能見其工作的細緻人微。六月後，西北地區出現了較大麵積的旱情，七月二日西北軍政委員會即發出指示，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加強抗旱防災工作。不久，陝西、甘肅及青海等地又普降“飽”雨，習仲勛親自修改下發《關於加緊雨後搶種及鋤草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級人民政府應即抓緊時間，領導農民，發動變工隊，突擊搶種晚秋作物(穀子、糜子、蕎麥、小豆和秋菜等)，已種早秋土地，因災、旱缺苗者應即進行補種”，強調：“這是當前農業生產工作的重點，務須集中力量，切實執行，並幫助農民解決種子、勞畜力等具體困難，爭取迅速下種，不誤天時。”他還要求：“部分沿河低窪地帶，尚須注意修堤防洪，開溝排水，以免水災。”
習仲勛在領導農業生產過程中，還根據自己多年在農村生括的經驗，十分注意解決農業生產資金信貸問題。他深知，許多貧苦農民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薄弱，在春荒不接和遇到天災、疾病時，發展生產會遇到困難，需要資金支持和群眾的互相幫助。因此，在他領導西北軍政委員會的三年中，每年春耕前，都會及時以西北軍政委員會三位主要領導人的名義，發出《關於農業生產貸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級成立“農貸委員會”，“由同級的行政首長親自負責，各有關部門必須依照規定職權，明確各自應盡的責任，密切配合”，用國家寶貴的資金“有重點有計劃的扶助發展農業，興修水利，增產糧棉繁殖牲畜”。他強調：“貸款必須以生產積極而資金困難的農牧民為主要對象”，“專款專用”，“有借有還”，“倡導自由借貸，組織群眾自己的力量，實行互相調劑資金及解決部分生產資料的需要，以配合農貸更多的解決農民生產中的困難問題。”
由於習仲勛正確細緻的領導，農村工作政策和措施落實得比較紮實，廣大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不斷高漲，農業生產任務超額完成。一九五。年糧食產量較一九四九年增產十二億斤，提高百分之十，戰勝了解放後第一年出現的嚴重災荒。“通過領導生產，黨和政府進一步獲得了廣大群眾的愛戴與擁護，從生產上更加促進與鞏固了民族團結。並且，經過一年農業生產的實踐，進一步熟悉了情況，取得了經驗，教育提高了幹部。”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下旬，陝西省召開農業生產會議。習仲勛出席會議並講話。他說：這一年在戰爭剛剛結束，社會秩序還未完全安定的情況下，我們做了許多工作，如興修水利，活躍借貸，改良種子，防蟲防旱等，“更重要的是動員和組織了廣大群眾參加到生產戰線上來。而群眾對我們最滿意的也是這一件事，這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是看不到的，而在幾千年的曆史上也是沒有見過的，我們今天能獲得廣大群眾的擁護，主要的原因也就在這裏。革命就是要辦好群眾的生產事業，而領導群眾生產又是最實際最具體的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他對來年的農業世生產形勢進行了分析展望，認為一九五一年農業生產條件會更好，要求各級領導做好充分的生產準備，切實幫助農民解決生產中的困難。廣大幹部要用說服鼓勵和典型示範的辦法，“發動廣大農民由過去‘沒心勁’好好生產，走向有組織有計劃的努力生產”，“培養勞模，推動生產”，“續活躍借貸，保證有借有還”和“組織自願變工，開展合作運動”。之後，習仲勛主持召開了西北地區農業生產會議，全麵總結一九五〇年農業生產工作，提出九五一年糧棉增產任務和工作措施。
為了順利完成一九五一年的農業生產任務及各項工作，按照習仲勛的指示，二月十四日，西北軍政委員會發出《關於西北區一九五一年農業生產的指示》，強調了做好農業生產特別是春耕生產的重要性，重申了幾項促進農業生產發展的措施，要求各級政府抽派主要負責同誌和得力幹部，深入農村，切實指導和推動春耕生產。
習仲勛在領導農業生產中，特別重視讓農民群眾掌握先進的生產技術。他在多次會議上號召農業技術人員要深入下去，到農民群眾中去普及優良品種和先進耕作方法。他關心農業科技的發展，為此專程到武功縣楊陵的西北農學院視察工作。
西北農學院位於中華農耕文明的發祥地——陝西楊陵。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國曆史上最早的農官後稷，就在這一帶“教民稼穡，樹藝五穀”，開創了農耕文明的先河。一九三四年，著名愛國人士於右任和楊虎城在這裏選址創立了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後來發展成為西北農學院，是中國西部地區現代高等農業教育的發源地。西北農業生產會議剛一結束，習仲勛就來到這裏，同農學院的學生親切交談，向師生介紹國內情況和韓戰的形勢，介紹西北地區建設取得的成就和今後的方針任務。他說，一九五一年西北的主要任務是發展農業，先解決群眾的吃飯問題，再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展工業，繁榮經濟;繼一續鞏固財政與物價的穩定，發展國內市場;正確地有步驟地發展合作事業，搞好城鄉物資交流，特別是收購和運銷農村土產。他勉勵同學們努力學好農業科學知識，說：“西北是廣大的農業地區，將來要很大發展，其正確方向就是與科學技術相結合，就要依靠我們的農學院來解決。”他強調：科學技術之所以可貴，是因為人民群眾需要它。科學技術要實現它的偉大作用，又必須與群眾結合，交給群眾，經過群眾的實踐去實現它、證明它、充實它、發展它。因此，科學技術人員與群眾結合，是堅定不移的方向。他要求同學們學習時就要注意這個結合，如到農村幫助群眾選種、除害，吸取群眾中的生產經驗等;將來到實際工作中去，更要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服務。習仲勛還關心農業戰線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在學院看望和慰問了長期從事農業科學研究的專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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