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新的科學技術是我們經濟工作幹部現在的主垂任務,搞工業的幹部要專業化,少兼職,不兼職,集中精力學習管理工業的知識。現在必須懂技術,技術是決定一切的主要問題,進一步學習管理生產的理論是我們的主要任務。現在的環境同過去截然不同,耍有一套新的管理方針與辦法。我們現在學到了一些,摸到了一些規矩,所以工作有了成績,但這是很少很少一點。我們要創造的和要學的還很多很多。【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他指出:“總結我們過去的經驗,我們取得成績靠兩條,一條是學習,一條是依靠職工群眾。這兩條又是統一的,即我們向廣大職工群眾學習,依靠職工群眾搞好生產。”我們的民主管理要前進一大步,必須集中群眾的智慧,發揮他們的創造性,讓他們不但努力生產,而且讓他們當主人,積極想辦法、出主意。“我們必須十分關心職工群眾的切身利益和問題。哪怕是一些小問題,也要十分關心的去解決,一時不可能解決的,務必充分說明理由,好好解釋。”為人民負責,就必須按照實際情況辦事,準備不成熟的緩辦,無把握的寧可不辦,要辦就辦到底,辦好。


    習仲勛還鼓勵大家團結一致做好工作。他說:工業方麵的幹部是團結的,黨與非黨同誌是團結的,新幹部和老幹部、管理幹部和技術幹部都是團結的。“有了這個團結,我們才有上述的成績。我們還要繼續團結,而且團結得更好。”他要大家注意兩點:一是要在共同進步的基礎上團結;一是在非原則問題上要善於合作。共產黨員特別要克服簡單作風,虛心傾聽和考慮黨外同誌的每一個意見,贊成和支持黨外同誌每一個有益的建議,並坦誠接受黨外同誌的批評,嚴格改正自己的缺點。習仲勛說團結問題是有針對性的,並在以後的兩年時間裏反覆強調這個問題,從而使黨內黨外同誌團結一致,合作共事,使公私企業協調一致,共同發展。半個世紀後,許多曾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過的老同誌迴憶,那個年代,環境是艱苦的,但人與人之間融洽的關係卻又使苦變成樂。這種局麵,與習仲勛強調團結,善於做團結工作是分不開的。


    一九五〇年十月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西北地區同全國一樣,不分民族、職業、信仰,廣泛地開展了抗美援朝運動,給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提供了強大動力。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下旬召開的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按照習仲勛的提議,中國人民誌願軍迴國代表團給與會代表作了抗美援朝的報告,之後代表團分赴西北各地先後作報告數十場,並逐級傳達,極大地鼓舞和教育了廣大群眾。至五月,西北“全區普遍形成了抗美援朝運動的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參加遊行示威的城鄉人民在一千萬人以上,邊遠的南疆參加集會和示威的人民亦達九十七萬多占全區人口三分之一”。經過愛國主義運動的教育,“各地人民增產競賽、自動參軍、集體納稅、熱烈捐獻、優待烈軍屬等工作,不斷地在蓬勃順利的進行和發展著”,“截至七月底統計,已捐獻飛機一〇八架,大炮九門,高射炮七門,坦克一輛”。全區形成了學習馬恆昌的高潮,“工礦業中的馬恆昌式的競賽小組達一千二百餘個”,調動了廣大工人的生產積極性,極大地促進了工業生產的進一步好轉。


    在抗美援朝運動中,習仲勛關心支持香玉劇社義演的事至今被傳為佳話。


    常香玉是著名豫劇表演藝術家,當時在西安領導著一個民營的香玉劇社。全國聲勢浩大的支援抗美援朝戰爭的捐獻運動,深深地鼓舞了她,她“決定用義演的收入,捐獻一架飛機,為抗美援朝盡力作出貢獻”。習仲勛得知後,積極支持他們的愛國行動。香玉劇社從八月上旬開始前往開封、鄭州、武漢、廣州、長沙等地巡迴演出,受到各地廣泛的歡迎,也使常香玉“深深地感到了作為一個新中國主人的光榮”。九月二十八日,正值紀念第三個國慶節前夕,她寫信給習仲勛匯報了義演的情況,激動地說:“這些光榮,都是黨和你教育和幫助我的結果,當此國慶節的前夕,我特向你致誠懇的感謝,並向你保證我們一定加倍努力,完成我們光榮的捐獻任務,爭取使‘香玉劇社號’戰鬥機早日飛臨朝鮮前線,把美國侵略強盜消滅幹淨!”


    香玉劇社在半年多時間裏,演出一百八十多場,用演出的收入購買了一架戰鬥機,提前完成了捐獻任務。一九五二年二月,他們迴到西安,受到習仲勛親切接見。習仲勛對常香玉說:“你和你的劇社,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獻一架飛機,這對誌願軍、對全國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誌,你是當之無愧的愛國主義的典範。你們的愛國壯舉,在全國乃至國際都有很大的影響。”


    經過兩年多努力工作,西北地區國民經濟在迅速恢複的基礎上得到新的發展。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的各項工業生產已經恢複並超過戰前水平,“以幾項重要的國營企業來說,以一九四九年為基期,石油生產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電業設備增加百分之八十五,發電量增加百分之四十四,售電量增加百分之九十六,機器工業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紡織工業布產量增加百分之十八點三,紗產量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紗生產效率提高百分之四十五,布提高百分之六十二點三。一九五一年國家在西北工業建設上的投資已超過西北現有國營企業資金的總值。私營企業亦均有不同程度的恢複和發展”。一九五二年又有新的較大的發展,糧食、棉花等產量普遍恢複和超過解放前的水平。至此,西北地區國民經濟恢複和各項社會改革工作已經完成,為下一步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準備了條件。


    ■描繪西北建設藍圖


    在集中精力抓好國民經濟恢複工作的同時,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領導人也在擘劃著名西北經濟建設發展的藍圖。


    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們對西北地區經濟發展有很多設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習仲勛在西北工會工作會議暨公營企業聯席會議上就描述過西北經濟發展的圖景。他說:“戰爭結束後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建設,在建設事業中又是以工業建設為重心,以便經過一定時期,將西北由一個在經濟上散漫、落後的農牧區,改變為工業經濟起領導作用的先進地區。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有正確的步驟。恢複與發展現有的公私企業,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計劃地建設新的大規模的工業,這種新的大工業經濟,必須是用最新式技術裝備建立起來的,其中又以重工業為主。”九月二十七日,正在蘭州運籌向新疆進軍的彭德懷致電習仲勛說:“各項工作須有一個全盤(五省)籌劃,尤其是經濟建設,使生產、運、銷逐漸走上比較計劃性。”


    經過解放初期一段工作的實踐,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習仲勛把解決最突出的吃飯問題放在首位考慮,並著手探索西北地區進一步發展的路徑。


    西北地區不同於全國其他地區,有著自身的特殊性。這裏民族眾多,人煙稀少,幹旱少雨,自然條件惡劣,工業基礎十分薄弱,農牧業雖然占的比重很大,但生產水平極為落後。當時,在西北地區的經濟總量中農業占百分之七十五,畜牧業占百分之二十多,工業及手工業占不到百分之五。一九四九年秋,西北許多地方遭受嚴重的旱澇等災害,五十多力人的生活發生困難,加之國民黨撤退前的橫徵暴斂,廣大群眾處於極端貧困狀態。西北五省相繼解放後,一方麵接收了大批國民黨軍政人員,另一方麵又組建了新的各級人民政權,軍政人員總數達到百萬人以上,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四點五。此外,還有經濟、科技、教育、文化等公共事業也將相繼建立和發展起來,人員大幅度增長。這時,糧食和吃勻問題突出起來,以農業為基礎的生活日用必需品供需的矛卮變得十分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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