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按照《共同綱領》中確立的國家經濟居於領導地位的基本原則調整公私關係。利用國家龐大的購買力，通過加工訂貨方式，把資金投向若幹主要的私營企業，使之按照國民經濟需要進行生產，並給予私人資本一定的合法利潤。西安市十個政府單位在全市各主要行業加工訂貨，共付出加工費約二百三十億元(舊幣)，使大部分私營企業渡過了難關。國營貿易機構充分發揮調劑供求和調整物價的作用，保持各種商品的適當牌價，使合理合法經營的工商業者取得正當利潤。組織收購各種土特產品，讓農民保持一定的購買力，進一步活躍了城鄉物資交流。
其次，調整產銷關係，也就是“克服生產中的盲目性，使生產與消費在互相平衡下，求得國民經濟的恢複與發展”。西北地區原有的工業，基本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發展起來的，產品質次價高，但因沒有其他地區的產品的競爭而壟斷著西北市場，憑藉著通貨膨脹和虛假的購買力取得銷路和超額利潤。一九五〇年初，隴海鐵路恢複通車，特別是三月全國財經統一後，“戰時工商業所孕育著的病態充分暴露出來了”。產品滯銷，資金周轉不靈，“因而使工商業界感到很大痛苦”。針對這種形勢，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財經委員會於五月召開第一屆工業會議，根據以銷定產的原則“製定了整頓與改造舊企業的方針與辦法，根據市場與資源條件，審定了事業計劃，確定了發展擴大、縮小合併、停辦緩辦與維持生產現狀的方針。重點地發展了電力、紡織，主動地停辦了十一個小工廠，合併了五個工廠”。之後，又分別“召開了西北區麵粉、紡織、火柴、煤礦等專業會議，克服了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使產銷相對地、初步地帶有計劃性”。經濟平穩地發展起來。
再次，加強國營企業民主管理和調整私營企業勞資關係。在這方麵，習仲勛下了較大的氣力，他經過調查研究，多次召開會議解決問題。一九四九年十月，習仲勛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西北局公營企業聯席會議，研究部署保持和恢複原有工廠的生產秩序。一九五〇年三四月間，他又主持召開西北首屆交通、電業、紡織等專業會議及西北首屆工業會議，討論經營企業化和管理民主化，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克服本地產品壟斷地位喪失後所遇到困難的問題。按照這些會議精神，“西北國營廠礦普遍進行了整編、精簡、清理倉庫、建立製度等工作”並“開始實行管理民主化，普遍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吸收職工參加生產管理，發動與提高職工的覺悟與勞動熱情;同時學習東北實行經濟核算製的經驗，試行定額管理與責任製，改進與建立成本會計製度;並組織工作組到幾個大廠具體幫助，培養典型，吸取經驗”，使西北地區“國營廠礦基本上得到改造，生產上有了比較顯著進步，渡過了全國經濟改組期間的困難。許多廠礦由前半年的虧本轉為後半年賺錢，在完成上繳任務外，還有盈餘”。
為了進一步動員和依靠工人階級，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了首屆工人代表大會，習仲勛出席會議並作重要講話。他肯定和讚揚工人群眾解放初期在保護工廠機器、恢複生產等方麵發揮的重大作用，同時提出新的希望，要求公私企業中的工人運動，把“團結全體工人職員，努力搞好生產”作為今後工作的方針，強調在公營企業中工人就是主人，要負起搞好生產的全部責任;在私營企業中，工人也要負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責任。他說：
我們工人要靠自己的勞動發展生產，在這個基礎上去解決自己的困難和維護自己的生活福利，爭取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寸，這樣也就克服了目前整個工業生產中發生的困難，也就是工人階級全體人民的利益。……實行經營企業化，是我們公營企業能否發展的關鍵。在公營企業中要認真執行管理民主化，逐步貫徹經濟核算製……工人必須參加各種管理改進的工作。
習仲勛對私營企業的工人說：
在私營企業中要經過勞資協商會議簽訂集體合同，把勞資雙方的關係確定起來，共同努力，搞好生產。一方麵資本家不能再隨便打罵、虐待、開除工人，另一方麵工人也不要再採用罷工、怠工等辦法對付資本家，使勞資關係成為民主、平等、兩利，這樣資本家就會有信心、有興趣，拿出更多資本投入生產事業，減少工人失業，增加生產。如何使資本家對搞生產事業有興趣願意搞，我覺得這是今天最大的一個 問題，我們工人今天要提意見搞鬥爭，也就是從這個問題出發，不是鬥爭使得資本家不敢開門，不敢搞工業，而是敢於搞、樂於搞，這是最基本的出發點。我們工人同誌必須懂得這個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一切問題都會一個一個解決。
習仲勛的這些主張有利於“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符合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的實際，符合當時社會生產發展的要求。
由於抓住了企業民主改革的三大關鍵環節，西北地區工業生產得到進一步恢複和發展。“在西北工人第一屆代表大會號召麵向生產以後，廣大職工群眾的努力，實行了整編、精簡、清理資產、反浪費運動，開展生產競賽，實行了民主管理，建立了各種製度等工作，更促進了廣大職工政治覺悟普遍提高，生產數量增加，質量改進，成本減低，因此，絕大多數的公營廠礦不僅在設備簡陋，技術條件差的情況下不為外來產品擠垮與渡過對了去春的困難，並在完成上繳的折舊利潤任務外，還有盈餘。”電業成本顯著下降，西安電廠十月份成本比一月份降低百分之五十九。紡織出紗量比一九四九年提高百分之六十一七點多。煤業、水泥、麵粉、毛紡和皮革等行業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質量。
為了進一步深化企業民主改革，中共中央西北局於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日召開了西北第二屆工業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兩北五省工業廳廳長及西北工業部所屬公司、局，廠礦的廠長、經理、技術專家和工人代表一百五十餘人。會議集中討論了加強指導，促進私營工礦企業與手工業發展，進而生產更多的生活日用品滿足廣大人民需要的問題。
習仲勛在會上作了《依靠職工，把工業提高一步》的講活。他在強調進一步發揮工人階級作用，發展工業生產的同時，指出：一九五一年的工業建設是在繼續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和加強建設國防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全國的經濟建設方針是有條件的重點投資，也就是重點建設的方針。西北地區也同樣如此，國家的投資隻限於幾個部門，但這並不等於其他部門就無事可做了，而是要把事情做得更好。“有一個錢就辦一個錢的事。但必須確實辦好，並且爭取多辦事。”他總結概括了一年多來工業方麵所取得的成績是：保護了舊的企業，恢複了生產，而且還接近和達到戰前水平，有的還超過了曆史最好水平。並指出：我們也走了一些彎路，但吃一塹長一智，這也是收穫。習仲勛在這裏特別強調：各級幹部和企業管理者都要重視學習。他說：
</br>
其次，調整產銷關係，也就是“克服生產中的盲目性，使生產與消費在互相平衡下，求得國民經濟的恢複與發展”。西北地區原有的工業，基本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發展起來的，產品質次價高，但因沒有其他地區的產品的競爭而壟斷著西北市場，憑藉著通貨膨脹和虛假的購買力取得銷路和超額利潤。一九五〇年初，隴海鐵路恢複通車，特別是三月全國財經統一後，“戰時工商業所孕育著的病態充分暴露出來了”。產品滯銷，資金周轉不靈，“因而使工商業界感到很大痛苦”。針對這種形勢，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財經委員會於五月召開第一屆工業會議，根據以銷定產的原則“製定了整頓與改造舊企業的方針與辦法，根據市場與資源條件，審定了事業計劃，確定了發展擴大、縮小合併、停辦緩辦與維持生產現狀的方針。重點地發展了電力、紡織，主動地停辦了十一個小工廠，合併了五個工廠”。之後，又分別“召開了西北區麵粉、紡織、火柴、煤礦等專業會議，克服了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使產銷相對地、初步地帶有計劃性”。經濟平穩地發展起來。
再次，加強國營企業民主管理和調整私營企業勞資關係。在這方麵，習仲勛下了較大的氣力，他經過調查研究，多次召開會議解決問題。一九四九年十月，習仲勛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西北局公營企業聯席會議，研究部署保持和恢複原有工廠的生產秩序。一九五〇年三四月間，他又主持召開西北首屆交通、電業、紡織等專業會議及西北首屆工業會議，討論經營企業化和管理民主化，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克服本地產品壟斷地位喪失後所遇到困難的問題。按照這些會議精神，“西北國營廠礦普遍進行了整編、精簡、清理倉庫、建立製度等工作”並“開始實行管理民主化，普遍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吸收職工參加生產管理，發動與提高職工的覺悟與勞動熱情;同時學習東北實行經濟核算製的經驗，試行定額管理與責任製，改進與建立成本會計製度;並組織工作組到幾個大廠具體幫助，培養典型，吸取經驗”，使西北地區“國營廠礦基本上得到改造，生產上有了比較顯著進步，渡過了全國經濟改組期間的困難。許多廠礦由前半年的虧本轉為後半年賺錢，在完成上繳任務外，還有盈餘”。
為了進一步動員和依靠工人階級，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了首屆工人代表大會，習仲勛出席會議並作重要講話。他肯定和讚揚工人群眾解放初期在保護工廠機器、恢複生產等方麵發揮的重大作用，同時提出新的希望，要求公私企業中的工人運動，把“團結全體工人職員，努力搞好生產”作為今後工作的方針，強調在公營企業中工人就是主人，要負起搞好生產的全部責任;在私營企業中，工人也要負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責任。他說：
我們工人要靠自己的勞動發展生產，在這個基礎上去解決自己的困難和維護自己的生活福利，爭取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寸，這樣也就克服了目前整個工業生產中發生的困難，也就是工人階級全體人民的利益。……實行經營企業化，是我們公營企業能否發展的關鍵。在公營企業中要認真執行管理民主化，逐步貫徹經濟核算製……工人必須參加各種管理改進的工作。
習仲勛對私營企業的工人說：
在私營企業中要經過勞資協商會議簽訂集體合同，把勞資雙方的關係確定起來，共同努力，搞好生產。一方麵資本家不能再隨便打罵、虐待、開除工人，另一方麵工人也不要再採用罷工、怠工等辦法對付資本家，使勞資關係成為民主、平等、兩利，這樣資本家就會有信心、有興趣，拿出更多資本投入生產事業，減少工人失業，增加生產。如何使資本家對搞生產事業有興趣願意搞，我覺得這是今天最大的一個 問題，我們工人今天要提意見搞鬥爭，也就是從這個問題出發，不是鬥爭使得資本家不敢開門，不敢搞工業，而是敢於搞、樂於搞，這是最基本的出發點。我們工人同誌必須懂得這個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一切問題都會一個一個解決。
習仲勛的這些主張有利於“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符合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的實際，符合當時社會生產發展的要求。
由於抓住了企業民主改革的三大關鍵環節，西北地區工業生產得到進一步恢複和發展。“在西北工人第一屆代表大會號召麵向生產以後，廣大職工群眾的努力，實行了整編、精簡、清理資產、反浪費運動，開展生產競賽，實行了民主管理，建立了各種製度等工作，更促進了廣大職工政治覺悟普遍提高，生產數量增加，質量改進，成本減低，因此，絕大多數的公營廠礦不僅在設備簡陋，技術條件差的情況下不為外來產品擠垮與渡過對了去春的困難，並在完成上繳的折舊利潤任務外，還有盈餘。”電業成本顯著下降，西安電廠十月份成本比一月份降低百分之五十九。紡織出紗量比一九四九年提高百分之六十一七點多。煤業、水泥、麵粉、毛紡和皮革等行業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質量。
為了進一步深化企業民主改革，中共中央西北局於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日召開了西北第二屆工業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兩北五省工業廳廳長及西北工業部所屬公司、局，廠礦的廠長、經理、技術專家和工人代表一百五十餘人。會議集中討論了加強指導，促進私營工礦企業與手工業發展，進而生產更多的生活日用品滿足廣大人民需要的問題。
習仲勛在會上作了《依靠職工，把工業提高一步》的講活。他在強調進一步發揮工人階級作用，發展工業生產的同時，指出：一九五一年的工業建設是在繼續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和加強建設國防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全國的經濟建設方針是有條件的重點投資，也就是重點建設的方針。西北地區也同樣如此，國家的投資隻限於幾個部門，但這並不等於其他部門就無事可做了，而是要把事情做得更好。“有一個錢就辦一個錢的事。但必須確實辦好，並且爭取多辦事。”他總結概括了一年多來工業方麵所取得的成績是：保護了舊的企業，恢複了生產，而且還接近和達到戰前水平，有的還超過了曆史最好水平。並指出：我們也走了一些彎路，但吃一塹長一智，這也是收穫。習仲勛在這裏特別強調：各級幹部和企業管理者都要重視學習。他說：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