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擊退經濟戰線上的這股惡浪，中共中央西北局按照中央的部署，從河南、安徽和隴海路沿線的城市調集糧食、棉布等物資，在西北各地集中拋售，使物價迅速迴落並保持了平穩態勢。同時中共中央西北局還採取了一係列措施，增加收入，緊縮通貨。一九五。年一月，成立了“西北五省人民勝利折實公債推銷委員會”，習仲勛擔任主任，委員“包括各界民主人士、黨政軍及財政貿易銀行等負責人，文教及工青婦代表、各省市主席及市長”，下設推銷發行、宣傳動員和債券債款出納三個委員會。一月九日，習仲勛同委員會副主任楊明軒、西北財經委主任賈拓夫聯名給西北各省發出電報，要求各省、市、縣迅速成立推銷公債委員會並開展工作，“推銷對象主要應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工商業者和城鄉殷實富戶及富有的退職文武官員，機關部隊及工人在自願原則下可以號召帶頭”。這項工作對解決政府財政赤字，減少物價波動和籌措恢複經濟資金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國建立初的幾次物價上漲，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由於建國初期國家財政困難，貨幣發行過多而造成的。當時全國還沒有完全解放，戰爭還在繼續，軍費開支浩大，加上對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人員採取包下來的政策，連同國家政府軍政人員的開支在內，使國家財政支出較大。這時城市的稅收製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國營企業也正在恢複之中，上交利稅很少，財政問題比較突出。當時，各大區仍然沿用根據地時期自收自支的財政政策，公糧、稅收基本掌握在各省、市政府手中，中央財政隻統一支出而未統一收入，財力分散，人不敷出，龐大的支出主要依靠貨幣發行來解決，致使物價多次上漲。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財經委員會於二月中下旬召開財經令議，形成《關於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要求各地結束以往財經管理上的分散局麵，統一全國的財政收支、物資洞度和現金管理，把國家的財力物力集中起來，克服財政困難，穩定金融物價。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在財經工作方麵採取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措施。
中共中央西北局敏銳地認識到《決定》的重要性。為了堅決貫徹中央決定，彭德懷向西北地區各級幹部提出厲行廉潔樸素作風的號召。三月七日下午，西北軍政委員會在西安群眾堂舉行第六次行政會議擴大會議，彭德懷、賈拓夫等分別講話和傳達政務院《決定》，號召大家禁止浪費，節衣縮食，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習仲勛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群眾日報》發表重要談話，號召：“每個共產黨員，必須遵照這一決定指示的方針，立即行動起來，以最高的黨性忠實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保證迅速全部實現政務院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
西北軍政委員會於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用七天時間召開了各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財經負責人會議，傳達全國財經會議精神，就如何落實中央《決定》作具體部署。會議採取“先打通思想，然後來算細帳，用打通思想來作精打細算的基礎”的方法，“自始至終發揚民主，大膽揭發缺點，運用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來求得大家思想和步調一致”。這次會議達到了統一思想的目的，“會議閉幕時各省同誌表示‘這七天上了一大課”’。
習仲勛十分重視這次會議，在開幕式上作了《為統一匡家財政經濟工作而鬥爭》的講話，會議結束時還作了總結討話。在講話中，他首先闡述了統一國家財政經濟的重大意義.指出：“統一國家財政經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任何李業，離開這個主題都是走不通的。過去我們長期處於分散的研境中，收人支出形成‘各自為政’、‘獨立國’，這在那個時假是需要的，否則就不能存在。但在今天全國已經統一，新的剛期已經到來的形勢下，如果仍然繼續搞‘各自為政’、‘獨立國’，就要犯嚴重錯誤。‘經濟是政治的實際內容’，財政經濟不統一，我們的國家就不可能真正的統一，已獲得的勝利也勃不可能真正地鞏固起來。”
就西北地區如何落實中央決定，習仲勛提出重要意見。他指出：政務院這個《決定》的基本精神是“增加收入，縮減開支，統一領導”，因此，“貫徹中央《決定》的基本方向，就是多收一點，少支一點，統一起來，而且還要把事情辦好”。他強調：第一，必須整編機構，核實人數，實事求是地設立工作機構和配備人員。他說：“正如一部機器一樣，必須合理地配置零件。不必要的龐大機構，人浮於事的現象，反而會降低工作效率。”一個人全年須開支四千多斤小米，有些單位減少人員不報告，這是集體貪汙，假如把這項開支移到建設方麵就會起很大作用。第二，必須進行普遍深入的物資清理調查工作，凡是國家和人民的公共財產，都要重新進行清理調查，同時檢查管理經營製度和工作作風。第三，必須從多方而著手，厲行節約，省人省錢，嚴懲貪汙。“提倡精打細算，反對大少爺作風。拿錢和泥，不算本領。我們負責給人民辦事，所要求的是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時間，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成績。”第四，必須擴大稅源，完成今年稅收任務。第五，遵循政務院的《決定》，在新的基礎上建立各方麵的製度，保證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要克服本位主義與地方主義的思想，堅決確立部分服從全體，地方服從中央的思想，不要強調自己地區和單位的特殊性。習仲勛針對有些同誌忽視財經工作的傾向指出：“所有的黨政工作，全是為著發展財政經濟而服務的，做革命工作，不過問生產，就是想當革命隊伍內的‘二流子” 緊接著，又以彭德懷、習仲勛和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名義，先後發出《關於貫徹政務院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為執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的決定的通令》和《為貫徹政務院關於實行國家機關現金管理的決定》等重要文件。中共中央西北局還向各級黨委發出《關於貫徹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全力實現軍政委員會的《決定》，要用一定的時問，“讓財經部門負責同誌有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目的是為了認真、精密的研究討論財政經濟工作方麵的問題，求得及時的徹底解決”，“政府各級部門工作中的黨員首先必須完全自覺並嚴格的無條件的執行”，從組織上保證了《決定》的貫徹落實。
由於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採取一係列的正確措施，西北地區的財政狀況明顯好轉，各項稅收顯著增加。一九五。年一至三月，西北地區稅收完成全年計劃的百分之六十六，四月份完成百分之八十五，五月份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三財政工作開始進人統一領導和統一管理的軌道，由於建立嚴格國庫等一係列製度，財政收支逐漸接近平衡，貨幣發行量大大減少，通貨膨脹得到有效遏製。西北地區六十種商品的平均價格三月份以後發生了明顯變化，四月份較二月下旬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二，其中十四種食品價格跌落了百分之六十二，五月初物價轉入平穩狀態，之後一年多物價控製在漲落百分之幾的範圍內，物價飛漲的混亂局麵得到徹底扭轉，使西北地區成為全國物價的“盆地”。這一時期形成的良好經濟環境，對穩定人民生活和發展公私生產十分有利。“這是一個曆史性的轉變，是舊中國經濟改組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開始”。陳雲就全國所指出的“一九五。年三月以後，國內市場的性質已經改變，官僚資本操縱下的以投機和破壞國民經濟為目的的市場，已經基本上改變為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的以服務於人民生活和恢複及發展生產為目的的市場”的狀況，完全符合西北地區的實際情況。隨著西北地區財政狀況開始好轉和物價趨於平穩，市場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國民黨統治時期畸形發展起來的工商業病態開始暴露出來，“表現為銷路呆滯、周轉失靈、減產歇業、失業驟增”。為了解決這些新的問題，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把經濟工作重點調整到工商業和進行工廠的民主改革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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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建立初的幾次物價上漲，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由於建國初期國家財政困難，貨幣發行過多而造成的。當時全國還沒有完全解放，戰爭還在繼續，軍費開支浩大，加上對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人員採取包下來的政策，連同國家政府軍政人員的開支在內，使國家財政支出較大。這時城市的稅收製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國營企業也正在恢複之中，上交利稅很少，財政問題比較突出。當時，各大區仍然沿用根據地時期自收自支的財政政策，公糧、稅收基本掌握在各省、市政府手中，中央財政隻統一支出而未統一收入，財力分散，人不敷出，龐大的支出主要依靠貨幣發行來解決，致使物價多次上漲。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財經委員會於二月中下旬召開財經令議，形成《關於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要求各地結束以往財經管理上的分散局麵，統一全國的財政收支、物資洞度和現金管理，把國家的財力物力集中起來，克服財政困難，穩定金融物價。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在財經工作方麵採取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措施。
中共中央西北局敏銳地認識到《決定》的重要性。為了堅決貫徹中央決定，彭德懷向西北地區各級幹部提出厲行廉潔樸素作風的號召。三月七日下午，西北軍政委員會在西安群眾堂舉行第六次行政會議擴大會議，彭德懷、賈拓夫等分別講話和傳達政務院《決定》，號召大家禁止浪費，節衣縮食，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習仲勛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群眾日報》發表重要談話，號召：“每個共產黨員，必須遵照這一決定指示的方針，立即行動起來，以最高的黨性忠實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保證迅速全部實現政務院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
西北軍政委員會於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用七天時間召開了各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財經負責人會議，傳達全國財經會議精神，就如何落實中央《決定》作具體部署。會議採取“先打通思想，然後來算細帳，用打通思想來作精打細算的基礎”的方法，“自始至終發揚民主，大膽揭發缺點，運用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來求得大家思想和步調一致”。這次會議達到了統一思想的目的，“會議閉幕時各省同誌表示‘這七天上了一大課”’。
習仲勛十分重視這次會議，在開幕式上作了《為統一匡家財政經濟工作而鬥爭》的講話，會議結束時還作了總結討話。在講話中，他首先闡述了統一國家財政經濟的重大意義.指出：“統一國家財政經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任何李業，離開這個主題都是走不通的。過去我們長期處於分散的研境中，收人支出形成‘各自為政’、‘獨立國’，這在那個時假是需要的，否則就不能存在。但在今天全國已經統一，新的剛期已經到來的形勢下，如果仍然繼續搞‘各自為政’、‘獨立國’，就要犯嚴重錯誤。‘經濟是政治的實際內容’，財政經濟不統一，我們的國家就不可能真正的統一，已獲得的勝利也勃不可能真正地鞏固起來。”
就西北地區如何落實中央決定，習仲勛提出重要意見。他指出：政務院這個《決定》的基本精神是“增加收入，縮減開支，統一領導”，因此，“貫徹中央《決定》的基本方向，就是多收一點，少支一點，統一起來，而且還要把事情辦好”。他強調：第一，必須整編機構，核實人數，實事求是地設立工作機構和配備人員。他說：“正如一部機器一樣，必須合理地配置零件。不必要的龐大機構，人浮於事的現象，反而會降低工作效率。”一個人全年須開支四千多斤小米，有些單位減少人員不報告，這是集體貪汙，假如把這項開支移到建設方麵就會起很大作用。第二，必須進行普遍深入的物資清理調查工作，凡是國家和人民的公共財產，都要重新進行清理調查，同時檢查管理經營製度和工作作風。第三，必須從多方而著手，厲行節約，省人省錢，嚴懲貪汙。“提倡精打細算，反對大少爺作風。拿錢和泥，不算本領。我們負責給人民辦事，所要求的是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時間，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成績。”第四，必須擴大稅源，完成今年稅收任務。第五，遵循政務院的《決定》，在新的基礎上建立各方麵的製度，保證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要克服本位主義與地方主義的思想，堅決確立部分服從全體，地方服從中央的思想，不要強調自己地區和單位的特殊性。習仲勛針對有些同誌忽視財經工作的傾向指出：“所有的黨政工作，全是為著發展財政經濟而服務的，做革命工作，不過問生產，就是想當革命隊伍內的‘二流子” 緊接著，又以彭德懷、習仲勛和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名義，先後發出《關於貫徹政務院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為執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的決定的通令》和《為貫徹政務院關於實行國家機關現金管理的決定》等重要文件。中共中央西北局還向各級黨委發出《關於貫徹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全力實現軍政委員會的《決定》，要用一定的時問，“讓財經部門負責同誌有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目的是為了認真、精密的研究討論財政經濟工作方麵的問題，求得及時的徹底解決”，“政府各級部門工作中的黨員首先必須完全自覺並嚴格的無條件的執行”，從組織上保證了《決定》的貫徹落實。
由於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採取一係列的正確措施，西北地區的財政狀況明顯好轉，各項稅收顯著增加。一九五。年一至三月，西北地區稅收完成全年計劃的百分之六十六，四月份完成百分之八十五，五月份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三財政工作開始進人統一領導和統一管理的軌道，由於建立嚴格國庫等一係列製度，財政收支逐漸接近平衡，貨幣發行量大大減少，通貨膨脹得到有效遏製。西北地區六十種商品的平均價格三月份以後發生了明顯變化，四月份較二月下旬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二，其中十四種食品價格跌落了百分之六十二，五月初物價轉入平穩狀態，之後一年多物價控製在漲落百分之幾的範圍內，物價飛漲的混亂局麵得到徹底扭轉，使西北地區成為全國物價的“盆地”。這一時期形成的良好經濟環境，對穩定人民生活和發展公私生產十分有利。“這是一個曆史性的轉變，是舊中國經濟改組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開始”。陳雲就全國所指出的“一九五。年三月以後，國內市場的性質已經改變，官僚資本操縱下的以投機和破壞國民經濟為目的的市場，已經基本上改變為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的以服務於人民生活和恢複及發展生產為目的的市場”的狀況，完全符合西北地區的實際情況。隨著西北地區財政狀況開始好轉和物價趨於平穩，市場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國民黨統治時期畸形發展起來的工商業病態開始暴露出來，“表現為銷路呆滯、周轉失靈、減產歇業、失業驟增”。為了解決這些新的問題，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把經濟工作重點調整到工商業和進行工廠的民主改革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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