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十日,根據習仲勛的講話,中共中央西北局又一次發出了《關於整頓幹部作風的指示》。六月二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全文轉載這個指示。與此同時,新華社廣播了習仲勛的講話。中共中央就此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委、各大軍區發出通知,指出:


    今日新華社廣播習仲勛同誌《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一文。此文對於西北黨內的官僚主義命今主義的傾向作了具體生動的分析,可以作為西北整黨整幹的主要學習材料。中央希望各中央局各省市委負責人在各地整黨運動開始時都能作這樣一篇講演或論文,分析該區領導機關與下級人員工作作風中的主要缺點,舉出足為典型的實例,公開發表,作為該區整黨的主要學習材料,以便學習者用來做學習一般性文件和反省自己工作的橋樑。【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軍政委員會機關和各省市按照計劃,先後於六月中旬和七月上旬普遍開始了整風運動。“各省、市均採取總結工作的方法,辦整風訓練班和開三級幹部會,整訓縣、區、鄉幹部”。“甘肅和陝西各地,除已召開過一次三級幹部會進行整頓外,並均在省的黨代表會上檢討領導作風和討論整風問題”。“寧夏省七月中旬召開黨代表會,檢查省委領導,結合去年征糧工作,作了全麵而深刻的檢討”。青海省在召開三級幹部會議進行初步整頓的基礎上,省委又舉辦了有縣、區級幹部九十餘人參加的整風班,開展反省和批評,之後受訓幹部迴到縣、區領導整風工作。經過初步整頓,“各係統各部門普遍地暴露了不少問題,引起了各級領導幹部對許多嚴重問題的認識,並認識了整風的重要”,八月份集中解決暴露出來的較為重大的問題。中共中央西北局領導機關還派出幹部到各省、市檢查整風,幫助工作。


    “這樣由上而下整頓領導,然後結合由下而上檢查工作”,領導帶頭,發動新、老幹部用民主的方法教育改造自己,並引導群眾開展全麵檢查工作,深入揭發和糾正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貪汙腐化、鋪張浪費、違法亂紀等惡劣現象的整風運動,使西北幹部隊伍的素質得到提高,幹部作風進一步改進。


    為了鞏固整風運動的成果,習仲勛又於年底提出“一九五一年全黨必須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做好群眾工作”的要求。他認為:“目前我們最弱的一環還是群眾工作。解放初期主要是繼續支援戰爭和搭架子,時間力量來不及。但今天再忽視群眾工作必鑄大錯。我們確定今冬明春集中一切力量做好群眾工作。現在架子已經搭起,有些搭得很大,大家忙在機關裏麵,是輕重倒置的。機關一部必須精簡,不急之務不辦,可以緩辦的留待以後辦,把人力抽出來下去幫助群眾工作。”“今年整風運動收到很大成績,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大大減少了;但如不使大多數幹部都經過群眾工作鍛鍊,則整風成績仍不會鞏固。”中共中央西北局按照習仲勛的指示精神,向西北地區各級黨委發出指示,要求全黨必須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做好群眾工作,必須抓住這一轉變工作的中心環節,全力促其實現。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報《群眾日報》配發了《為什麽要用百分之九十力量做好群眾工作?》的社論,從而在西北地區黨內形成了做好群眾工作的良好氣氛。


    第20章 恢複和發展西北國民經濟(上)


    西北地區蘊藏著豐富的石油、煤炭和金、銀、鉛、鋁、釩等稀有金屬資源,發展經濟得天獨厚。解放前西北地區經濟極端落後,到一九四九年,全西北地區交通、電力、煤炭、機械、紡織等在全國經濟發展總量中僅各占百分之一二。解放初期的一段時間裏,經過艱苦的努力,國民黨統治期間持續了十多年的通貨膨脹很快得以治理,國民經濟迅速恢複和好轉。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已超過了解放前的曆史最高水平。在恢複和發展西北國民經濟的過程中,習仲勛傾注了大量心血,也展示了他領導經濟工作的卓越才能。


    ■迅速恢複國民經濟


    剛剛解放的西北地區,經濟十分困難。西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主任賈拓夫是這樣描述的:“舊中國曾經是一個長期處於經濟落後的國家,而舊西北則是這個國家中經濟上最落後的一部分。交通閉塞、工業微弱、商業蕭條、農業破產、糧食不足、棉花減產、畜牧衰退、土產滯銷、災荒頻仍、物價高漲、負擔奇重、民不聊生。”這個滿目瘡痍、千瘡百孔的局麵.加上國民黨軍隊撤退時又嚴重破壞了重要的經濟設施,西北地區經濟麵臨著更加困難的局麵。


    彭德懷、習仲勛等共產黨人毫不畏懼,滿懷信心,迎難而上。習仲勛在西北首屆交通會議講話中說:“今天,我們在全國勝利了!在西北勝利了!因而我們的工作重心,進入了一個新環境,負起了一個新的任務,已由結束戰爭轉人和平建設新時期。”“當責任到了自己身上的時候,就下定決心要把那件事情辦好,也就一定會辦好。”


    當時,有許多人在看中國共產黨人的笑話。他們說:“共產黨是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財經打零分。”然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用迅速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卓越成績,讓這種看法徹底破產了。同樣,已擁有在陝北局部執政十多年經驗的習仲勛等領導人,經過艱苦卓絕的工作,使西北地區經濟得到迅速的恢複和發展。


    根據當時的經濟形勢,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習仲勛等在完成接管、初步穩定社會秩序的基礎上,“有重點地開展了恢複工作。主要是:恢複工業生產,活躍貿易市場,調劑金融,平穩物價,整理財政,以及整頓學校,鞏固治安,教育和組織群眾等”。其實這個時候西北地區的軍事鬥爭並未完全結束,清剿匪患的任務仍然很重,但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習仲勛審時度勢,做出清醒的抉擇,果斷地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 來。習仲勛在多次會議上反覆強調:“生產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我們已經在軍事上、政治上取得勝利,還必須在經濟戰線上取得勝利。像西安這樣的城市,隻有在經濟戰線上獲得大踏步地前進,才有可能根本改變自己的麵貌。各階層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在經濟戰線上打勝仗!這就是我們新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向。”他告誡各級幹部說:多想想經濟方麵的問題,這就是今天政治生活的具體內容,就是我們的中心工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放棄或放鬆的中心工作。離開經濟,離開群眾生產活動的抽象政治,我們有很多人確實是談得太多了。從那些抽象政治空談中解放出來,麵向經濟,把生產事業辦得更好一點,把關係群眾生活的事情辦得更好一點。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要努力做到的。


    這時,西北地區同全國一樣,首先麵對的是市場嚴重不穩,物價劇烈波動的嚴峻形勢。從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〇年三月,以上海、天津為先導,西北、華中繼起跟進,已先後兩次出現物價上漲風潮,投機商人趁機囤積居奇,擾亂市場。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西安、上海等幾個大城市的物價比七月底平均上漲三點七倍;一九五。年二月下旬,西安市六十種商品的平均物價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又上漲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三,其中十四種食品的平均價格上漲了百分之三百八十一。這種情況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和流通的正常秩序,威脅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成為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的首要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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