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底，西北地區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基本結束。鎮反運動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安定了社會秩序，獲得人民群眾的擁護，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恢複經濟掃除了障礙。
第19章 努力把西北的事情辦好(下)
在習仲勛主持下，西北地區的統戰工作成效顯著，剿匪反霸和鎮壓反革命運動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土地改革和經濟恢複正在有序進行。與此同時，各級中共組織也得到發展和壯大。
■實事求是地領導土地改革
新中國成立後麵臨的一項基本任務，就是徹底廢除封建土地製度，解放農村生產力，為工業化建設開闢道路。西北地區同全國一樣，從一九五。年冬至一九五三年，也分期分批完成了土地改革。在這裏，土地問題同民族問題聯繫在一起，數量很大的牧區和半農半牧區同農耕區情況截然不同，因而土地改革的任務極為艱巨，更為複雜。作為西北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習仲勛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艱辛努力。
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在陝甘寧邊區等根據地進行了土地改革，當時主要是圍繞爭取革命戰爭勝利而開展的。新中國成立後的土地改革，目的是圍繞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徹底摧毀封建製度而進行的。不同時期的兩次土地改革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習仲勛作為中共西北中央局和陝甘寧邊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全過程地參與領導了陝甘寧邊區的土地改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使他在解放後領導西北的土地改革中，駕輕就熟，實事求是，防“左”糾偏，堅持了正確方向。
一九四九年冬，習仲勛接到中共中央徵求開展土地改革時間安排意見的電報後，即對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做了初步設想和籌劃：計劃一九五。年秋後，先在陝西大部分地區，甘肅、寧夏部分地區和青海個別地區進行;一九五二年春耕前完成陝甘寧三省，基本完成青海省土地改革工作。這個計劃得到中央批準。
一九五〇年下半年，中共中央西北局著手進行土地改革的準備工作。七月十日至十七日，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著重討論了這個問題，習仲勛作關於土地改革計劃的報告，提出一九五〇年秋後在陝西省關中四十一個縣、榆林部分新解放區、西安郊區、甘肅省慶陽新解放區和寧夏省鹽池等地，計七百三十一萬人口的漢族地區實行土地改革，並對若幹具體政策作了說明。他指出：各級幹部必須認真學習中央關於土地改革工作的總路線，深入發動群眾，做好充分的工作準備，“注意解決群眾中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其中包括剿匪、減租、重點反惡霸和發展農會會員等工作。他強調：“在新區農村中消滅封建剝削製度，是一場係統的激烈的鬥爭”，“發動群眾反封建鬥爭是一個整體的過程，這個鬥爭從解放那天起，就已經開始了”，“由低級發展到高級，中間經過剿匪、反特務、反惡霸、減租直到土地改革，都是屬於發動群眾開展反封建鬥爭的互相銜接的這個整體發展過程的一部分”，“因此，許多事要在土改前逐步做好，土改時便不會拖時過長。”就是說，在“做好剿匪、反特務、反惡霸、減租等工作中，發動了群眾，進入土地改革，而不是等到土地改革時才去發動群眾。”，七月十七日，會議通過了習仲勛的報告。
一九五〇年秋，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按計劃進行。土地改革工作搞得成功不成功，關鍵在於貫徹和執行正確的路線與政策。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特別要求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政府及人民團體，掌握好土地改革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尤其是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
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年前實行土地改革的總路線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製度，發展農業生產。”一九五〇年春，中共中央根據革命已在全國取得勝利的新的曆史條件，提出了在土地改革中保存富農經濟、相應地在政治上中立富農的問題，徵詢各地意見。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會議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習仲勛在會上發言，表示擁護中共中央關於“中立富農”的政策。六月上旬，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聽取各地意見的基礎上，把土地改革總路線調整為：“依靠貧農、僱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製度，發展農業生產。”這一改變，主要是為了保護中農和小土地出租者，孤立地主階級，組成廣泛的反封建統一戰線，迅速發展農業生產。革命戰爭期間，人民力量處於相對劣勢，富農則傾向地主階級和國民黨統治者一邊，反對土地改革。新中國成立後形勢不同了，全國人民的基本任務是進行經濟建設，富農的政治態度有了改變，一般是能夠爭取他們在政治上中立的。同時，不動富農土地還能夠更好地保護中農，消除他們在發展生產中的顧慮。中共七屆三中全會討論這一問題時，習仲勛以自己對農村工作的深入了解，深有體會地說：“中立富農，保存富農經濟，不僅為了孤立地主，更重要的是為了穩定和保護中農。保護中農的積極生產情緒，使中農的生產情緒不因土地改革而降低，使全體農民的生產情緒都因經過土地改革而提高。”他認為：這一點在中農占百分之四十多的陝西地區顯得更為重要，而且這還可以防止產生亂打亂殺現象，對穩定民族資產階級有一定好處。他強調：要使成千上萬的土地改革工作組懂得這一點，才能把土地改革搞好。八月七日，彭德懷也在陝西省首屆農民代表大會上，著重對這一政策作了說明。
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習仲勛被推選為由二十五人組成的西北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負責領導土地改革工作。
一九五〇年冬，在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精心組織領導下，陝、甘、寧部分地區七百餘萬人口首批土地改革工作順利完成。還在首批土地改革進行的時候，習仲勛就指示進行土地改革的各縣利用春節對工作進行總結，及時發現問題並予以糾正。習仲勛深入各地了解情況後，認為從各地一般情形看，土地改革是遵循正確軌道向前發展的，沒有發生大的偏差，步驟是穩當的，執行政策是謹慎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經過土地改革，廣大農民對農村封建剝削製度的罪惡認識得更深了。他要求基層幹部進一步認識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他說，由於長期的反動統治，農村中的惡霸統治暗無天日，掠奪財產，無惡不作。現在雖然解放了，群眾仍然不敢抬頭，不敢參加農會，東西不敢要，地主威權之大，影響之深，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推想，如不進行土地改革將他們打倒，就不能把廣大群眾發動起來，農村的貧困和落後就永遠無法改變。【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把當時土地改革的狀況歸納為三種類型，即做得好的 、中間狀態的和很不好的。其中，“好的和很不好的占少數，中間狀態的占多數。如關中八百二十四個鄉內，第一類型地區占百分之三十，第二類型地區占百分之六十，很不好的占百分之十。”他認為，第一類群眾發動得比較充分，擴大了農會組織，樹立了貧僱農核心骨幹地位，中貧農團結一致，地主的威風被徹底打垮，農民階級覺悟大大提高，有了當主人翁的態度，能夠按照政策自己辦自己的事，生產積極性也增強了，“農村確實有了新的氣象和麵貌”。第二類基本發動了群眾，也一般完成了各項工作，沒有大的偏差，但對地主階級和反革命分子鎮壓得不夠徹底，部分群眾尚站在運動外麵，農村領導核心初步形成，某些問題尚待繼續解決。第三類群眾還沒有發動起來，幹部包辦代替多，地主階級威風沒有打垮，農會和政權不純，群眾不滿意。這次總結，對所有參加土地改革的幹部，實際上是一次整頓教育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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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努力把西北的事情辦好(下)
在習仲勛主持下，西北地區的統戰工作成效顯著，剿匪反霸和鎮壓反革命運動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土地改革和經濟恢複正在有序進行。與此同時，各級中共組織也得到發展和壯大。
■實事求是地領導土地改革
新中國成立後麵臨的一項基本任務，就是徹底廢除封建土地製度，解放農村生產力，為工業化建設開闢道路。西北地區同全國一樣，從一九五。年冬至一九五三年，也分期分批完成了土地改革。在這裏，土地問題同民族問題聯繫在一起，數量很大的牧區和半農半牧區同農耕區情況截然不同，因而土地改革的任務極為艱巨，更為複雜。作為西北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習仲勛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艱辛努力。
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在陝甘寧邊區等根據地進行了土地改革，當時主要是圍繞爭取革命戰爭勝利而開展的。新中國成立後的土地改革，目的是圍繞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徹底摧毀封建製度而進行的。不同時期的兩次土地改革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習仲勛作為中共西北中央局和陝甘寧邊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全過程地參與領導了陝甘寧邊區的土地改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使他在解放後領導西北的土地改革中，駕輕就熟，實事求是，防“左”糾偏，堅持了正確方向。
一九四九年冬，習仲勛接到中共中央徵求開展土地改革時間安排意見的電報後，即對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做了初步設想和籌劃：計劃一九五。年秋後，先在陝西大部分地區，甘肅、寧夏部分地區和青海個別地區進行;一九五二年春耕前完成陝甘寧三省，基本完成青海省土地改革工作。這個計劃得到中央批準。
一九五〇年下半年，中共中央西北局著手進行土地改革的準備工作。七月十日至十七日，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著重討論了這個問題，習仲勛作關於土地改革計劃的報告，提出一九五〇年秋後在陝西省關中四十一個縣、榆林部分新解放區、西安郊區、甘肅省慶陽新解放區和寧夏省鹽池等地，計七百三十一萬人口的漢族地區實行土地改革，並對若幹具體政策作了說明。他指出：各級幹部必須認真學習中央關於土地改革工作的總路線，深入發動群眾，做好充分的工作準備，“注意解決群眾中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其中包括剿匪、減租、重點反惡霸和發展農會會員等工作。他強調：“在新區農村中消滅封建剝削製度，是一場係統的激烈的鬥爭”，“發動群眾反封建鬥爭是一個整體的過程，這個鬥爭從解放那天起，就已經開始了”，“由低級發展到高級，中間經過剿匪、反特務、反惡霸、減租直到土地改革，都是屬於發動群眾開展反封建鬥爭的互相銜接的這個整體發展過程的一部分”，“因此，許多事要在土改前逐步做好，土改時便不會拖時過長。”就是說，在“做好剿匪、反特務、反惡霸、減租等工作中，發動了群眾，進入土地改革，而不是等到土地改革時才去發動群眾。”，七月十七日，會議通過了習仲勛的報告。
一九五〇年秋，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按計劃進行。土地改革工作搞得成功不成功，關鍵在於貫徹和執行正確的路線與政策。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特別要求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政府及人民團體，掌握好土地改革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尤其是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
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年前實行土地改革的總路線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製度，發展農業生產。”一九五〇年春，中共中央根據革命已在全國取得勝利的新的曆史條件，提出了在土地改革中保存富農經濟、相應地在政治上中立富農的問題，徵詢各地意見。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會議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習仲勛在會上發言，表示擁護中共中央關於“中立富農”的政策。六月上旬，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聽取各地意見的基礎上，把土地改革總路線調整為：“依靠貧農、僱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製度，發展農業生產。”這一改變，主要是為了保護中農和小土地出租者，孤立地主階級，組成廣泛的反封建統一戰線，迅速發展農業生產。革命戰爭期間，人民力量處於相對劣勢，富農則傾向地主階級和國民黨統治者一邊，反對土地改革。新中國成立後形勢不同了，全國人民的基本任務是進行經濟建設，富農的政治態度有了改變，一般是能夠爭取他們在政治上中立的。同時，不動富農土地還能夠更好地保護中農，消除他們在發展生產中的顧慮。中共七屆三中全會討論這一問題時，習仲勛以自己對農村工作的深入了解，深有體會地說：“中立富農，保存富農經濟，不僅為了孤立地主，更重要的是為了穩定和保護中農。保護中農的積極生產情緒，使中農的生產情緒不因土地改革而降低，使全體農民的生產情緒都因經過土地改革而提高。”他認為：這一點在中農占百分之四十多的陝西地區顯得更為重要，而且這還可以防止產生亂打亂殺現象，對穩定民族資產階級有一定好處。他強調：要使成千上萬的土地改革工作組懂得這一點，才能把土地改革搞好。八月七日，彭德懷也在陝西省首屆農民代表大會上，著重對這一政策作了說明。
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習仲勛被推選為由二十五人組成的西北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負責領導土地改革工作。
一九五〇年冬，在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精心組織領導下，陝、甘、寧部分地區七百餘萬人口首批土地改革工作順利完成。還在首批土地改革進行的時候，習仲勛就指示進行土地改革的各縣利用春節對工作進行總結，及時發現問題並予以糾正。習仲勛深入各地了解情況後，認為從各地一般情形看，土地改革是遵循正確軌道向前發展的，沒有發生大的偏差，步驟是穩當的，執行政策是謹慎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經過土地改革，廣大農民對農村封建剝削製度的罪惡認識得更深了。他要求基層幹部進一步認識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他說，由於長期的反動統治，農村中的惡霸統治暗無天日，掠奪財產，無惡不作。現在雖然解放了，群眾仍然不敢抬頭，不敢參加農會，東西不敢要，地主威權之大，影響之深，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推想，如不進行土地改革將他們打倒，就不能把廣大群眾發動起來，農村的貧困和落後就永遠無法改變。【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把當時土地改革的狀況歸納為三種類型，即做得好的 、中間狀態的和很不好的。其中，“好的和很不好的占少數，中間狀態的占多數。如關中八百二十四個鄉內，第一類型地區占百分之三十，第二類型地區占百分之六十，很不好的占百分之十。”他認為，第一類群眾發動得比較充分，擴大了農會組織，樹立了貧僱農核心骨幹地位，中貧農團結一致，地主的威風被徹底打垮，農民階級覺悟大大提高，有了當主人翁的態度，能夠按照政策自己辦自己的事，生產積極性也增強了，“農村確實有了新的氣象和麵貌”。第二類基本發動了群眾，也一般完成了各項工作，沒有大的偏差，但對地主階級和反革命分子鎮壓得不夠徹底，部分群眾尚站在運動外麵，農村領導核心初步形成，某些問題尚待繼續解決。第三類群眾還沒有發動起來，幹部包辦代替多，地主階級威風沒有打垮，農會和政權不純，群眾不滿意。這次總結，對所有參加土地改革的幹部，實際上是一次整頓教育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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