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指示下發後，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認真總結前一段鎮反工作中的成績和經驗，針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從三個方麵加強工作。首先，提高廣大幹部對鎮反工作的認識，著重糾正“寬大無邊”的傾向。在各級幹部及各族各界廣大人民中，廣泛深人地開展宣傳教育活動。通過各種形式向幹部群眾宣傳：鎮壓反革命是人民民主專政最重要的手段，對反革命不進行鎮壓，人民的生命財產就無法保障，人民政權就無法鞏固;堅決徹底肅清反革命不會削弱統一戰線，反而會使各革命階級、各民主黨派、各兄弟民族之間的團結更加鞏固;一切對反革命的寬容姑息和袖手旁觀，實際上是違反《共同綱領》的，是對人民不利的，是極其錯誤的;鎮壓反革命是抗美援朝的主要內容之一，肅清美蔣特務、匪徒及其他殘餘的反革命勢力，實際上就是斬斷美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魔手，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實際行動;鎮壓反革命是保證土地改革、生產建設順利進行的關鍵。在宣傳中還集中駁斥了有意無意替反革命做掩護的言論，使幹部群眾對鎮反運動有了深刻認識。同時，要求幹部群眾特別是幹部認真學習中央指示，領會精神，認真糾正“寬大無邊”的傾向。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領導思想上把‘寬大無邊’的偏向，大體糾正過來了”。
其次，廣泛地發動群眾。習仲勛認為，鎮壓反革命，已經做了一些工作，但並不是做得很好了。雖然領導思想上把“寬大無邊”的偏向大體糾正過來了，但是工作還不深人，尤其是對廣大群眾進行宣傳，發動廣大群眾起來鎮壓反革命，還做得不夠。他要求，必須總結鎮壓反革命的經驗，採取展覽會、座談會、控訴與坦白相結合的辦法，動員大家一起動手，掀起一個普遍的、深入的鎮壓反革命活動的群眾運動。凡是反革命活動已遭到打擊的地方，他們的活動也愈加隱蔽和瘋狂，如果那裏群眾發動不足，那裏就可能成為他們的防空洞，因此必須把群眾廣泛地發動起來。由於西北地區各級黨委和政府深入細緻的工作，廣大人民群眾迅速行動起來了，積極檢舉揭發和協助政府追捕反革命分子。
再次，正確執行政策。西北地區民族宗教問題比較複雜，正確掌握政策十分重要。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從實際出發，正確貫徹“鎮壓和寬大相結合”的方針，收到很好的效果。習仲勛說：“隻要我們在領導思想上貫徹兩條就可不犯錯誤。一條是嚴厲鎮壓，堅決執行懲治反革命條例，沒有這一條，鎮壓反革命的工作就推動不開;再一條是嚴格控製，沒有這一條就會搞錯、搞亂。也隻有這兩條相結合的指導思想，才可以把鎮壓反革命工作做好。”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按照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要求，正確掌握政策，把殺、關、管具體化：隻要敢於和人民為敵，破壞人民政權，破壞人民資財，勾結帝國主義，出賣國家利益，怙惡不悛，都應受到鎮壓;“自動向人民政府真誠自首悔改者”、“被反革命分子脅迫、欺騙、確非誌願者”、“在解放前反革命罪行並不重大，解放後確已悔改並與反革命組織斷絕來往者”都可寬大處理，需要管製的由人民群眾監督管製。對被管製的也實行了區別對待的政策，以反革命罪惡大小、主次、立功大小、自首悔過是否真誠等為尺度來確定。
習仲勛曆來主張少殺人、慎殺人，特別是在群眾發動起來以後，他反覆強調要嚴格掌握政策，反對過火的行為和做法。有兩件事在幹部群眾中很有影響：一件是陝西省旬邑縣的姚春桂，解放前曾任旬邑縣國民黨民團團長，但被共產黨爭取過來，經常為黨組織傳送情報，使中共關中特委對旬邑縣職田鎮一帶國民黨人員的動態、兵力部署掌握得一清二楚。由於姚春桂為共產黨做事隻有極少數人知道，鎮反中姚春桂被旬邑縣人民政府逮捕，並決定將其鎮壓，當時公審的布告也已經寫好。習仲勛了解姚春桂為共產黨所做的工作，得知後指示刀下留人，保護了為黨和人民做過有益工作的姚春桂。另一件是寧夏的王含章，早年留學日本，獲得博士學位。一九四九年在國共和談時，他唿籲國民黨接受和談條件，和談破裂後他聯絡西北籍國民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十餘人在香港《大公報》發表聲明，宣布脫離國民黨。解放後經董必武介紹迴到寧夏參加工作。鎮反運動中，寧夏省未經請示錯判錯殺了王含章。習仲勛得知後，十分生氣，認為這是違反統戰政策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要求予以追究，寧夏省受到通報批評，直接責任人受到黨紀處分。為了彌補錯殺王含章的過錯，習仲勛關心、安排王含章的女兒王權華到大連工學院學習，並多次幫助她解決生活上的困難。
由於西北地區在鎮反中嚴格把握政策界限，殺人相對較少，感化了一批反動分子主動向人民政府投誠。據《群眾日報》報導，一九五一年三月至五月僅兩個多月時間，西安、迪化(今烏魯木齊)、西寧、銀川等地的特務反革命分子在人民政府政策的感召下，自動交出長短槍一百二十九支，子彈三千一百三十五發，手榴彈八枚，證件四百六十三本，反動書籍一百八十三冊，電話機八部，收發報機九部及其他炮彈、軍用佩劍等武器。
在鎮反中，習仲勛還正確處理了一些重大事件，對穩定西北地區的社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西安大華紗廠是當時西北地區最大的紡織企業，職工三千多人，主要生產“雁塔牌”白布。西安解放前夕，大華紗廠資方的高管南逃時有意大幅提高了工人薪酬，導致企業成本急劇增加，生產難以為繼。解放後，軍管會接管該廠，為了盡快恢複企業正常生產，採取了適當減少工人薪酬、降低生產成本等措施。潛伏的敵特分子乘機煽動工人鬧事，圍困軍管會，搶奪槍枝，向人民政府施壓。在這種情況下，有人主張武力平息事態，習仲勛得知後指示軍管會說，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絕不能向工人動武，要耐心做工人群眾的工作。按照習仲勛的指示，軍管會人員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宣講政策，講明原委，使工人明白了道理，事態得以平息。之後，群眾很快發動起來，挖出了潛藏的敵特分子，教育了資方和職工群眾，生產秩序迅速得到恢複。
在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正確領導下，西北地區鎮反工作深入開展，收效明顯。到一九五一年五月，破獲“中國新社會革命黨”、“冀豫陝民族正義軍”等反革命陰謀叛亂案件數百起，搜捕了美帝武裝間諜烏斯滿、烏拉孜伯、李鵬飛及皮革命地下軍正副司令、總指揮等匪徒數千名，並開始大力清理積案，先後處決了一批首惡分子，打擊了反革命的囂張氣焰。西安及洋縣破獲反革命陰謀暴動案三起，捕獲首犯及匪特一百四十九名。西安、黃龍、朝邑等地公安機關，相互協同破獲了反革命潛伏組織“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秦晉豫邊區指揮部”，逮捕指揮孔慶兆等四十七名匪特，收繳多種武器。洋縣，破獲了“西安綏靖公署愛國複興總隊”案，捕獲總隊長胡彥雲等案犯七十六名，繳獲各種武器、彈藥、證件等。華縣破獲了“忠義軍獨立第一師”陰謀暴動案，逮捕匪首王尊道等土匪殘部七十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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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廣泛地發動群眾。習仲勛認為，鎮壓反革命，已經做了一些工作，但並不是做得很好了。雖然領導思想上把“寬大無邊”的偏向大體糾正過來了，但是工作還不深人，尤其是對廣大群眾進行宣傳，發動廣大群眾起來鎮壓反革命，還做得不夠。他要求，必須總結鎮壓反革命的經驗，採取展覽會、座談會、控訴與坦白相結合的辦法，動員大家一起動手，掀起一個普遍的、深入的鎮壓反革命活動的群眾運動。凡是反革命活動已遭到打擊的地方，他們的活動也愈加隱蔽和瘋狂，如果那裏群眾發動不足，那裏就可能成為他們的防空洞，因此必須把群眾廣泛地發動起來。由於西北地區各級黨委和政府深入細緻的工作，廣大人民群眾迅速行動起來了，積極檢舉揭發和協助政府追捕反革命分子。
再次，正確執行政策。西北地區民族宗教問題比較複雜，正確掌握政策十分重要。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從實際出發，正確貫徹“鎮壓和寬大相結合”的方針，收到很好的效果。習仲勛說：“隻要我們在領導思想上貫徹兩條就可不犯錯誤。一條是嚴厲鎮壓，堅決執行懲治反革命條例，沒有這一條，鎮壓反革命的工作就推動不開;再一條是嚴格控製，沒有這一條就會搞錯、搞亂。也隻有這兩條相結合的指導思想，才可以把鎮壓反革命工作做好。”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按照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要求，正確掌握政策，把殺、關、管具體化：隻要敢於和人民為敵，破壞人民政權，破壞人民資財，勾結帝國主義，出賣國家利益，怙惡不悛，都應受到鎮壓;“自動向人民政府真誠自首悔改者”、“被反革命分子脅迫、欺騙、確非誌願者”、“在解放前反革命罪行並不重大，解放後確已悔改並與反革命組織斷絕來往者”都可寬大處理，需要管製的由人民群眾監督管製。對被管製的也實行了區別對待的政策，以反革命罪惡大小、主次、立功大小、自首悔過是否真誠等為尺度來確定。
習仲勛曆來主張少殺人、慎殺人，特別是在群眾發動起來以後，他反覆強調要嚴格掌握政策，反對過火的行為和做法。有兩件事在幹部群眾中很有影響：一件是陝西省旬邑縣的姚春桂，解放前曾任旬邑縣國民黨民團團長，但被共產黨爭取過來，經常為黨組織傳送情報，使中共關中特委對旬邑縣職田鎮一帶國民黨人員的動態、兵力部署掌握得一清二楚。由於姚春桂為共產黨做事隻有極少數人知道，鎮反中姚春桂被旬邑縣人民政府逮捕，並決定將其鎮壓，當時公審的布告也已經寫好。習仲勛了解姚春桂為共產黨所做的工作，得知後指示刀下留人，保護了為黨和人民做過有益工作的姚春桂。另一件是寧夏的王含章，早年留學日本，獲得博士學位。一九四九年在國共和談時，他唿籲國民黨接受和談條件，和談破裂後他聯絡西北籍國民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十餘人在香港《大公報》發表聲明，宣布脫離國民黨。解放後經董必武介紹迴到寧夏參加工作。鎮反運動中，寧夏省未經請示錯判錯殺了王含章。習仲勛得知後，十分生氣，認為這是違反統戰政策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要求予以追究，寧夏省受到通報批評，直接責任人受到黨紀處分。為了彌補錯殺王含章的過錯，習仲勛關心、安排王含章的女兒王權華到大連工學院學習，並多次幫助她解決生活上的困難。
由於西北地區在鎮反中嚴格把握政策界限，殺人相對較少，感化了一批反動分子主動向人民政府投誠。據《群眾日報》報導，一九五一年三月至五月僅兩個多月時間，西安、迪化(今烏魯木齊)、西寧、銀川等地的特務反革命分子在人民政府政策的感召下，自動交出長短槍一百二十九支，子彈三千一百三十五發，手榴彈八枚，證件四百六十三本，反動書籍一百八十三冊，電話機八部，收發報機九部及其他炮彈、軍用佩劍等武器。
在鎮反中，習仲勛還正確處理了一些重大事件，對穩定西北地區的社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西安大華紗廠是當時西北地區最大的紡織企業，職工三千多人，主要生產“雁塔牌”白布。西安解放前夕，大華紗廠資方的高管南逃時有意大幅提高了工人薪酬，導致企業成本急劇增加，生產難以為繼。解放後，軍管會接管該廠，為了盡快恢複企業正常生產，採取了適當減少工人薪酬、降低生產成本等措施。潛伏的敵特分子乘機煽動工人鬧事，圍困軍管會，搶奪槍枝，向人民政府施壓。在這種情況下，有人主張武力平息事態，習仲勛得知後指示軍管會說，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絕不能向工人動武，要耐心做工人群眾的工作。按照習仲勛的指示，軍管會人員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宣講政策，講明原委，使工人明白了道理，事態得以平息。之後，群眾很快發動起來，挖出了潛藏的敵特分子，教育了資方和職工群眾，生產秩序迅速得到恢複。
在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正確領導下，西北地區鎮反工作深入開展，收效明顯。到一九五一年五月，破獲“中國新社會革命黨”、“冀豫陝民族正義軍”等反革命陰謀叛亂案件數百起，搜捕了美帝武裝間諜烏斯滿、烏拉孜伯、李鵬飛及皮革命地下軍正副司令、總指揮等匪徒數千名，並開始大力清理積案，先後處決了一批首惡分子，打擊了反革命的囂張氣焰。西安及洋縣破獲反革命陰謀暴動案三起，捕獲首犯及匪特一百四十九名。西安、黃龍、朝邑等地公安機關，相互協同破獲了反革命潛伏組織“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秦晉豫邊區指揮部”，逮捕指揮孔慶兆等四十七名匪特，收繳多種武器。洋縣，破獲了“西安綏靖公署愛國複興總隊”案，捕獲總隊長胡彥雲等案犯七十六名，繳獲各種武器、彈藥、證件等。華縣破獲了“忠義軍獨立第一師”陰謀暴動案，逮捕匪首王尊道等土匪殘部七十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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