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事進剿取得基本勝利的情況下，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繼續作出指示，要求中共青海省委堅持爭取項謙歸來的方針。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收到尖紮地區工委和中共青海省委幾個報告後，認為爭取項謙工作的力度不夠，即指示他們：“爭取項謙歸來，不但利於迅速安定昂拉及其周圍地區，更重要的是確實地表現我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對爭取團結青海各少數民族部落以至對進入果洛區工作和開展甘青川康邊工作，打擊傅秉勛等匪部都很有益。目前應當首先不動搖地耐心地堅持這條方針。”“我們過去十七次爭取項謙，以至以後進剿項謙和現在又繼續盡力爭取項謙，都不是因項謙一人，而是為的爭取更多更多的藏族頭領，也就是爭取更多的少數民族部落。”
在黨和政府的感召下，經多方共同努力，項謙終於在七月十一日迴到昂拉，向人民政府投誠。遠在新疆的習仲勛得到消息後，當即致電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青海省委：“也許項謙顧慮很大，用迴來試探我們，不管真誠與否，均應以誠相待，以恩感化，我想總會收到效果的。但必須知道項謙已成驚弓之鳥，稍一不慎，即有跑掉可能，不管他在什麽情況下採取何種形式逃跑，我都應提高警惕，準備再縱再擒，總要做到他完全信服了我們為之。部隊不可全撤，務必留下足夠的防守兵力，以防意外。”第二天，習仲勛接到中共青海省委的匯報電後，又指示：“項謙已經爭取迴來，這對安定藏區秩序及開展藏區工作均有重大意義，請青海省委十分妥善的穩定項謙情緒，並從多方麵消除顧慮，爭取長期靠我。項如目前怕去西寧，可不必勉強，就讓住昂拉家中，一切聽其自願，這樣也許會早點出來。喜饒嘉措、周仁山等可早去一見項謙。總之，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的打消他的疑惑，不是增加他的顧慮，望嚴加注意。”中共中央西北局於二十一日致電中共青海省委：“請切實執行習仲勛同誌七月十七日電示各點。務請喜饒嘉措副主席和周仁山等同誌早去一見項謙，從多方麵消除項的顧慮，爭取他長期靠過來。”
中共青海省委切實執行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終於感動項謙，使他解除了顧慮j七月三十一日，項謙到達西寧，受到青海省政府主席趙壽山和副主席張仲良的接見。項謙說：“此次我迴來並非是兩個佛爺他二人將我爭取迴來，主要是政府之政策實現了，同時對我的家庭財產人口一點沒有受到損失，政府並多加照顧，因此感動了我。”八月五日，青海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召開各族各界代表座談會商討尖紮地區工作，項謙在會上發表了感想，他說：“我現在已經完全寬心，毫無顧慮了!”同時在《青海日報》撰文說：“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偉大政策感召下，我受到感動，從而認識了匪徒們的真正麵貌，便下決心迴頭請罪，不再跟匪徒做危害人民的事情。
今後我一定要以實際行動，立功贖罪，報答毛主席、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恩典。”青海省人民政府仍然委任項謙擔任昂拉千戶。
八月上旬，習仲勛從新疆抵達蘭州，項謙要求謁見。習仲勛高興地接見他，並設宴款待。席間，項謙向習仲勛深深地表示懺悔，“並對人民政府長期內多次爭取的寬大精神深表感激”。習仲勛向他重申了人民政府對待少數民族平等團結的政策，勉勵他在青海省人民政府領導下，做好建設尖紮區的各項工作。項謙一直牢記著習仲勛的鼓勵，努力工作，直到一九五八年去世。
這件事如習仲勛所料，在藏族地區頭人中產生了很好的影響。三十多年後，習仲勛在與胞弟習仲凱談話時，還提到了當年收服項謙的往事。他說：對於青海項謙的問題，那時張仲良打電話來問我怎麽辦?我說不能打。項謙是遊牧部落的頭人，你來了他就跑了，你走了他又來了，他的整個部落又都是騎兵。張仲良說要用五個團的兵力來解決問題，我說五個團也解決不了。後來叫喜饒嘉措去做工作，曆史上有七擒孟獲嘛，我是八九次。後來毛主席見了我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一九五二年七月，習仲勛還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新疆正確處理了烏斯滿事件。一九五一年春，以烏斯滿為首的叛匪殘餘勢力在新、甘、青三省交界處到處搶劫擄殺，破壞民族團結，情況相當嚴重。加上這時新疆工作中出現了一些不恰當的做法，使問題更加複雜，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習仲勛抵達新疆後，堅持以政治爭取為主，輔之以軍事打擊的政策，打擊頑固不化的匪首，妥善安置流竄群眾，迅速平息了烏斯滿叛亂。他提出：在牧區鎮壓反革命，隻在有現行活動和叛亂的首要分子中進行;對於實行武裝叛亂的部落頭人，要先以最大力量進行耐心的政治爭取，在爭取確實無效時再組織武裝進剿。他要求，首先要在牧區安定社會秩序，團結上層，再通過上層進行發動群眾的工作;在團結牧區全體人民發展畜牧業生產的基礎上，自上而下地、有領導地組織牧民與牧主雙方協商，訂立自願兩利合同，逐漸實行改革，適當改善牧民生活;保護和發展畜牧業，不要輕率地發動牧民拋棄畜牧業而轉向農業。習仲勛的這些意見符合當地實際，得到了群眾擁護，為解決烏斯滿事件提供了正確的方針和政策。當地政府認真貫徹習仲勛的意見，使烏斯滿事件得以順利解決，局勢很快穩定下來。
■鎮壓反革命
人民政權建立後，針對大批潛伏的國民黨特務和反革命分子的猖狂活動，一九五。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 在全國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次年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鎮反運動打擊的重點對象是特務、土匪、惡霸、反動黨團骨幹及反動會道門頭子。中央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全麵執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對已逮捕的及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應根據掌握的材料，經過審慎的研究，分別加以處理。對於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特別是經過寬大處理後仍繼續作惡的反革命分子，當殺者，應即處以死刑;當監禁和改造者，應即逮捕監禁，予以改造。對於較輕而又願意悔改的一般特務分子和自動坦白分子及在反對反革命的鬥爭中有所貢獻的分子，應予以寬大的待遇，或予以適當獎勵。西北地區的情況和全國一樣，雖然在剿匪反霸鬥爭中清除了一批潛藏的國民黨殘餘勢力，但隱藏較深的國民黨潛伏特務、散匪、反動黨團骨幹及反動會道門頭子繼續與人民為敵，搶劫物資、破壞機器、縱火、爆炸、盜竊、暗殺、竊取國家機密，對新生的人民政權造成極大危害，影響著西北地區經濟的恢複和發展。特別是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後，他們的反革命活動更加猖獗。
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十分重視鎮壓反革命運動，在中央通知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這項工作並且取得初步成效。據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七日《群眾日報》報導，一年來，西北各地共摧毀國民黨特務組織站、組、隊二百零五個，破獲特務案件三百六十八件(內含反革命陰謀暴動案五十件)。經過鎮壓，西北地區的反革命活動轉向隱蔽，主要表現：一是美蔣特務勾結各地慣匪、蔣匪殘餘、反動軍官、土豪惡霸及反動會道門頭子等封建殘餘勢力，陰謀暴動叛亂，襲擊區、鄉人民政府，暗殺幹部，劫掠居民商旅，破壞社會秩序。二是利用西北民族複雜，和曆代反動統治所造成的民族隔閡與仇視，勾結各兄弟民族內部的少數反革命分子，挑撥離間，造謠惑眾，極力製造民族糾紛，破壞民族團結。三是利用西北地區落後貧困現象，製造謠言，破壞中蘇友好關係，侮辱革命領袖，攻擊民主人士，破壞統一戰線，挑撥黨、政、軍、民關係，阻撓人民政府各項收策的順利執行，並配合美帝侵略朝鮮作反動宣傳，擾亂人心，造成混亂。四是反革命特務、間諜分子有計劃、有重點地打入機關、部隊、工廠、學校，長期潛伏，搜集情報，盜竊機密，對國家重點建設項目進行破壞。同時，在鎮反的過程中很多地方片麵地理解“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出現了“寬大無邊”的問題，致使一些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沒有得到應有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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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和政府的感召下，經多方共同努力，項謙終於在七月十一日迴到昂拉，向人民政府投誠。遠在新疆的習仲勛得到消息後，當即致電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青海省委：“也許項謙顧慮很大，用迴來試探我們，不管真誠與否，均應以誠相待，以恩感化，我想總會收到效果的。但必須知道項謙已成驚弓之鳥，稍一不慎，即有跑掉可能，不管他在什麽情況下採取何種形式逃跑，我都應提高警惕，準備再縱再擒，總要做到他完全信服了我們為之。部隊不可全撤，務必留下足夠的防守兵力，以防意外。”第二天，習仲勛接到中共青海省委的匯報電後，又指示：“項謙已經爭取迴來，這對安定藏區秩序及開展藏區工作均有重大意義，請青海省委十分妥善的穩定項謙情緒，並從多方麵消除顧慮，爭取長期靠我。項如目前怕去西寧，可不必勉強，就讓住昂拉家中，一切聽其自願，這樣也許會早點出來。喜饒嘉措、周仁山等可早去一見項謙。總之，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的打消他的疑惑，不是增加他的顧慮，望嚴加注意。”中共中央西北局於二十一日致電中共青海省委：“請切實執行習仲勛同誌七月十七日電示各點。務請喜饒嘉措副主席和周仁山等同誌早去一見項謙，從多方麵消除項的顧慮，爭取他長期靠過來。”
中共青海省委切實執行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終於感動項謙，使他解除了顧慮j七月三十一日，項謙到達西寧，受到青海省政府主席趙壽山和副主席張仲良的接見。項謙說：“此次我迴來並非是兩個佛爺他二人將我爭取迴來，主要是政府之政策實現了，同時對我的家庭財產人口一點沒有受到損失，政府並多加照顧，因此感動了我。”八月五日，青海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召開各族各界代表座談會商討尖紮地區工作，項謙在會上發表了感想，他說：“我現在已經完全寬心，毫無顧慮了!”同時在《青海日報》撰文說：“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偉大政策感召下，我受到感動，從而認識了匪徒們的真正麵貌，便下決心迴頭請罪，不再跟匪徒做危害人民的事情。
今後我一定要以實際行動，立功贖罪，報答毛主席、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恩典。”青海省人民政府仍然委任項謙擔任昂拉千戶。
八月上旬，習仲勛從新疆抵達蘭州，項謙要求謁見。習仲勛高興地接見他，並設宴款待。席間，項謙向習仲勛深深地表示懺悔，“並對人民政府長期內多次爭取的寬大精神深表感激”。習仲勛向他重申了人民政府對待少數民族平等團結的政策，勉勵他在青海省人民政府領導下，做好建設尖紮區的各項工作。項謙一直牢記著習仲勛的鼓勵，努力工作，直到一九五八年去世。
這件事如習仲勛所料，在藏族地區頭人中產生了很好的影響。三十多年後，習仲勛在與胞弟習仲凱談話時，還提到了當年收服項謙的往事。他說：對於青海項謙的問題，那時張仲良打電話來問我怎麽辦?我說不能打。項謙是遊牧部落的頭人，你來了他就跑了，你走了他又來了，他的整個部落又都是騎兵。張仲良說要用五個團的兵力來解決問題，我說五個團也解決不了。後來叫喜饒嘉措去做工作，曆史上有七擒孟獲嘛，我是八九次。後來毛主席見了我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一九五二年七月，習仲勛還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新疆正確處理了烏斯滿事件。一九五一年春，以烏斯滿為首的叛匪殘餘勢力在新、甘、青三省交界處到處搶劫擄殺，破壞民族團結，情況相當嚴重。加上這時新疆工作中出現了一些不恰當的做法，使問題更加複雜，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習仲勛抵達新疆後，堅持以政治爭取為主，輔之以軍事打擊的政策，打擊頑固不化的匪首，妥善安置流竄群眾，迅速平息了烏斯滿叛亂。他提出：在牧區鎮壓反革命，隻在有現行活動和叛亂的首要分子中進行;對於實行武裝叛亂的部落頭人，要先以最大力量進行耐心的政治爭取，在爭取確實無效時再組織武裝進剿。他要求，首先要在牧區安定社會秩序，團結上層，再通過上層進行發動群眾的工作;在團結牧區全體人民發展畜牧業生產的基礎上，自上而下地、有領導地組織牧民與牧主雙方協商，訂立自願兩利合同，逐漸實行改革，適當改善牧民生活;保護和發展畜牧業，不要輕率地發動牧民拋棄畜牧業而轉向農業。習仲勛的這些意見符合當地實際，得到了群眾擁護，為解決烏斯滿事件提供了正確的方針和政策。當地政府認真貫徹習仲勛的意見，使烏斯滿事件得以順利解決，局勢很快穩定下來。
■鎮壓反革命
人民政權建立後，針對大批潛伏的國民黨特務和反革命分子的猖狂活動，一九五。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 在全國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次年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鎮反運動打擊的重點對象是特務、土匪、惡霸、反動黨團骨幹及反動會道門頭子。中央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全麵執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對已逮捕的及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應根據掌握的材料，經過審慎的研究，分別加以處理。對於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特別是經過寬大處理後仍繼續作惡的反革命分子，當殺者，應即處以死刑;當監禁和改造者，應即逮捕監禁，予以改造。對於較輕而又願意悔改的一般特務分子和自動坦白分子及在反對反革命的鬥爭中有所貢獻的分子，應予以寬大的待遇，或予以適當獎勵。西北地區的情況和全國一樣，雖然在剿匪反霸鬥爭中清除了一批潛藏的國民黨殘餘勢力，但隱藏較深的國民黨潛伏特務、散匪、反動黨團骨幹及反動會道門頭子繼續與人民為敵，搶劫物資、破壞機器、縱火、爆炸、盜竊、暗殺、竊取國家機密，對新生的人民政權造成極大危害，影響著西北地區經濟的恢複和發展。特別是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後，他們的反革命活動更加猖獗。
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十分重視鎮壓反革命運動，在中央通知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這項工作並且取得初步成效。據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七日《群眾日報》報導，一年來，西北各地共摧毀國民黨特務組織站、組、隊二百零五個，破獲特務案件三百六十八件(內含反革命陰謀暴動案五十件)。經過鎮壓，西北地區的反革命活動轉向隱蔽，主要表現：一是美蔣特務勾結各地慣匪、蔣匪殘餘、反動軍官、土豪惡霸及反動會道門頭子等封建殘餘勢力，陰謀暴動叛亂，襲擊區、鄉人民政府，暗殺幹部，劫掠居民商旅，破壞社會秩序。二是利用西北民族複雜，和曆代反動統治所造成的民族隔閡與仇視，勾結各兄弟民族內部的少數反革命分子，挑撥離間，造謠惑眾，極力製造民族糾紛，破壞民族團結。三是利用西北地區落後貧困現象，製造謠言，破壞中蘇友好關係，侮辱革命領袖，攻擊民主人士，破壞統一戰線，挑撥黨、政、軍、民關係，阻撓人民政府各項收策的順利執行，並配合美帝侵略朝鮮作反動宣傳，擾亂人心，造成混亂。四是反革命特務、間諜分子有計劃、有重點地打入機關、部隊、工廠、學校，長期潛伏，搜集情報，盜竊機密，對國家重點建設項目進行破壞。同時，在鎮反的過程中很多地方片麵地理解“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出現了“寬大無邊”的問題，致使一些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沒有得到應有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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