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九五三年底，西北地區共消滅各類匪特近九萬人，平息武裝叛亂多次，盤踞在甘青兩省的馬家軍殘部被打垮，匪患基本肅清，社會秩序明顯好轉。
■收服項謙
收服昂拉部落千戶項謙，是習仲勛領導剿匪鬥爭的成功之舉，體現了他“爐火純青”的領導才略，受到毛澤東的稱讚。
昂拉部落生活在青海省西寧市東南貴德縣尖紮灘地區(今尖紮縣)，距西寧一百五十餘公裏，有藏民千餘戶，三千七百餘人。這裏西邊和北邊有黃河峽穀天險，東邊和南邊高山環繞，易守難攻。項謙是昂拉部落的千戶，解放初還同人民政府有聯繫。一九五〇年八月，他再次到西寧向人民政府表示歸順和悔悟，但迴到昂拉後又背信棄義。貴德、化隆、循化等地匪特及馬步芳殘部先後逃至尖紮灘一帶，他們相互勾結，企圖武裝叛亂。在馬步芳殘匪和國民黨特務挑唆下，項謙公開與人民為敵，組織“反共救國軍”第二軍，自任軍長，武裝侵擾當地和鄰縣人民政府與群眾，甚至襲擊人民解放軍。他自恃擁有兩千餘武裝，地形又十分有利，認為人民政府和解放軍拿他沒有辦法。十世班禪、喜饒嘉措曾兩次寫信和派人爭取，都沒有效果，中共青海省委和省軍區領導人對爭取項謙也失去耐心。
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和七日，中共青海省委和西北軍區分別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請示，主張用軍事手段解決項謙問題。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電示習仲勛和中共青海省委：“應該推遲進剿時間，而加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充分準備。”二十一日，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多次電示中共青海省委後，又一次發電指示，要求省委、省政府領導人張仲良和趙壽山繼續說服項謙，同時組織藏族上層人士給項謙寫信，加強政治爭取工作。但中共青海省委和省政府仍堅持軍事進剿的意見，於二十五日再次致電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軍區和中共中央，詳細陳述軍事進剿的理由。
收到電報後，習仲勛心情焦急，經過審慎思考，於三十日致電中共青海省委，嚴肅地指出：
九月二十五日電悉。請務必按照中央九月十八日電示：首先做好政治進攻工作。趙(趙壽山)張 (張仲良)信件是否寫好發去?其他藏族人士寫信是否也辦好了?中央指示此項辦法必須補做;做了，而未曾做得很好，必須重新做好。
現時爭取和平解決於我政治上甚有利，萬一和平解決不成，這樣做好了才給軍事進剿造成必要的條件。喜饒嘉措還主張繼續爭取，這點很值得注意。我們以為還應當仔細向喜饒嘉措、班禪行轅等許多藏族人士徵求如何爭取昂拉千戶和如何提出適當條件，以及如何駁斥項謙無理的意見。過去曆次所做爭取工作(還有其他工作)是否都完全適當，也可以稍加總結，以便這次政治進攻辦得更好。對昂拉問題，西北局一直主張政治瓦解，無效之後應當軍事進剿，隻是考慮到怎樣才對我政治上、軍事上都有利。慎重考慮問題並不等於不打項謙，而是打不打，怎樣打才對我完全有利，急躁情緒是要時刻防止的。我們對牧區藏族各部工作，應當說並非已經做好了，說我們已經站穩腳也似乎過早，不但川、康(西康)、甘、青邊境藏區許多地方，就是青海各地藏民部落我們也還有不少未曾走進去，甚至未拉上手的。我們顧慮的就是對這些龐大藏區的影響問題，如果我們工夫不到，且不說軍事上打不好，致令流竄所生的麻煩，即使打好了，對其他藏區工作仍會有諸多不好影響，給以後增加許多困難。我們在嚴格警惕防範、積極準備進剿之外，從以上方麵再加考慮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們如果政治方麵工作還未做得周到(當然還有軍事上的準備)，軍事進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應當推遲。項謙等即使囂張一下，恰恰使他們更加孤立。
習仲勛對項謙問題的考慮，並不是單純局限在爭取昂拉一個部落上，而是著眼於廣大藏區的工作。中共青海省委仍然堅特原來的想法，十月五日又再次致電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軍事講剿。習仲勛立即給張仲良打電話，說：“決不能打，萬萬不可擅自興兵，隻有在政治瓦解無效以後，才能考慮軍事進剿”，同時把中共青海省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前後四封電報一併上報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完全同意習仲勛的意見，指出：“青海省委九月二十五日電對昂拉部落不提中央九月十八日指示電所強調的進一步採取政治鬥爭的辦法，而隻要求立即實行軍事進攻，是與中央指示電的精神不符合的”，“中央同意西北局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七日複電。望青海省委即與喜饒嘉措等商定適當條件。第一步先將緊張局麵緩和下來。”西北軍區也於十月六日指示進剿部隊：“對青海貴德昂拉區之進剿，根據西北局電示及氣候關係，同意今年不進行軍事進剿。”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中共青海省委派統戰部部長周仁山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饒嘉措及許多藏族部落頭人到昂拉，多次與項謙談判，但項謙一意孤行。一九五二年春，叛匪到處搶劫，不斷襲擊人民解放軍，致使附近地區形勢混亂，一些藏族部落頭人產生動搖，帶著武裝前往昂拉，事態日益嚴重，軍事進剿時機成熟。四月九日，中共青海省委致電中共中央西北局：“我們認為過去堅持爭取是正確的，但在動員各族上層爭取了十七次，依然無效，且使匪勢漸大的今天，應速圍剿比拖有利。”
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審時度勢，反覆權衡，同意了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省軍區於四月下旬軍事進剿的意見，並於十一日上報中央。當時習仲勛設想“一打之下，青海藏族上層右翼分子中可能有震動，黑水、阿壩等甘、青、川、康邊地也可能有震動，對西藏還可能有些影響”。為此，他提出進剿時應該注意做好的工作：一、在剿土匪名義下去打，項謙如被俘，帶在西寧好好相待，對項謙等昂拉部落上層人物的財產一概不動;二、進剿同時召開青海協商委員會，召集各族各方麵人士，“說明我們多次爭取經過，解釋政策外，還要對我們過去在統戰工作上、牧區工作上的一些缺點，主動做自我檢討，使他們心服，安定下來”;三、進剿前後，不但要做好當地周圍群眾工作，而且必須做好爭取上層的工作，應爭取以前幾次去昂拉談判的頭人隨軍進去工作。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於二十二日和二十五日兩次致電中共青海省委，叮囑做好各方麵工作，指示：“在進剿中仍應力爭項謙與其他特務土匪分化，隻要項謙到時能轉守中立，就力爭他中立，這樣更有利。目前繼續積極經過多方麵進行政治爭取，仍很必要，不可放鬆。”習仲勛的這些指示，為爭取項謙奠定了思想基礎。【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經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同意，進剿昂拉匪部的戰鬥於五月二日清晨六點半按計劃打響，四個小時的戰鬥將各路匪徒基本擊潰，項謙帶少數人逃人尖紮西南七十裏的深山密林。中共青海省委按照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成立昂拉安置委員會，召開群眾大會，貫徹黨的寬大政策，釋放被俘匪首。青海省人民政府向尖紮地區撥發救濟款兩億元(舊幣)、救濟糧八萬斤，抽調大批醫療、文教、貿易、民族等方麵的幹部組成工作隊，帶著大量布匹、食鹽、茶葉、藥品、電影及藏文宣傳品，前往昂拉部落慰問，還為兩千多藏族群眾療傷治病。在軍事進剿中，人民解放軍模範遵守紀律，充分尊重當地風俗習慣，嚴格保護僧人寺院，還給臥病在床的項謙的母親治好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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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服項謙
收服昂拉部落千戶項謙，是習仲勛領導剿匪鬥爭的成功之舉，體現了他“爐火純青”的領導才略，受到毛澤東的稱讚。
昂拉部落生活在青海省西寧市東南貴德縣尖紮灘地區(今尖紮縣)，距西寧一百五十餘公裏，有藏民千餘戶，三千七百餘人。這裏西邊和北邊有黃河峽穀天險，東邊和南邊高山環繞，易守難攻。項謙是昂拉部落的千戶，解放初還同人民政府有聯繫。一九五〇年八月，他再次到西寧向人民政府表示歸順和悔悟，但迴到昂拉後又背信棄義。貴德、化隆、循化等地匪特及馬步芳殘部先後逃至尖紮灘一帶，他們相互勾結，企圖武裝叛亂。在馬步芳殘匪和國民黨特務挑唆下，項謙公開與人民為敵，組織“反共救國軍”第二軍，自任軍長，武裝侵擾當地和鄰縣人民政府與群眾，甚至襲擊人民解放軍。他自恃擁有兩千餘武裝，地形又十分有利，認為人民政府和解放軍拿他沒有辦法。十世班禪、喜饒嘉措曾兩次寫信和派人爭取，都沒有效果，中共青海省委和省軍區領導人對爭取項謙也失去耐心。
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和七日，中共青海省委和西北軍區分別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請示，主張用軍事手段解決項謙問題。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電示習仲勛和中共青海省委：“應該推遲進剿時間，而加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充分準備。”二十一日，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多次電示中共青海省委後，又一次發電指示，要求省委、省政府領導人張仲良和趙壽山繼續說服項謙，同時組織藏族上層人士給項謙寫信，加強政治爭取工作。但中共青海省委和省政府仍堅持軍事進剿的意見，於二十五日再次致電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軍區和中共中央，詳細陳述軍事進剿的理由。
收到電報後，習仲勛心情焦急，經過審慎思考，於三十日致電中共青海省委，嚴肅地指出：
九月二十五日電悉。請務必按照中央九月十八日電示：首先做好政治進攻工作。趙(趙壽山)張 (張仲良)信件是否寫好發去?其他藏族人士寫信是否也辦好了?中央指示此項辦法必須補做;做了，而未曾做得很好，必須重新做好。
現時爭取和平解決於我政治上甚有利，萬一和平解決不成，這樣做好了才給軍事進剿造成必要的條件。喜饒嘉措還主張繼續爭取，這點很值得注意。我們以為還應當仔細向喜饒嘉措、班禪行轅等許多藏族人士徵求如何爭取昂拉千戶和如何提出適當條件，以及如何駁斥項謙無理的意見。過去曆次所做爭取工作(還有其他工作)是否都完全適當，也可以稍加總結，以便這次政治進攻辦得更好。對昂拉問題，西北局一直主張政治瓦解，無效之後應當軍事進剿，隻是考慮到怎樣才對我政治上、軍事上都有利。慎重考慮問題並不等於不打項謙，而是打不打，怎樣打才對我完全有利，急躁情緒是要時刻防止的。我們對牧區藏族各部工作，應當說並非已經做好了，說我們已經站穩腳也似乎過早，不但川、康(西康)、甘、青邊境藏區許多地方，就是青海各地藏民部落我們也還有不少未曾走進去，甚至未拉上手的。我們顧慮的就是對這些龐大藏區的影響問題，如果我們工夫不到，且不說軍事上打不好，致令流竄所生的麻煩，即使打好了，對其他藏區工作仍會有諸多不好影響，給以後增加許多困難。我們在嚴格警惕防範、積極準備進剿之外，從以上方麵再加考慮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們如果政治方麵工作還未做得周到(當然還有軍事上的準備)，軍事進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應當推遲。項謙等即使囂張一下，恰恰使他們更加孤立。
習仲勛對項謙問題的考慮，並不是單純局限在爭取昂拉一個部落上，而是著眼於廣大藏區的工作。中共青海省委仍然堅特原來的想法，十月五日又再次致電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軍事講剿。習仲勛立即給張仲良打電話，說：“決不能打，萬萬不可擅自興兵，隻有在政治瓦解無效以後，才能考慮軍事進剿”，同時把中共青海省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前後四封電報一併上報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完全同意習仲勛的意見，指出：“青海省委九月二十五日電對昂拉部落不提中央九月十八日指示電所強調的進一步採取政治鬥爭的辦法，而隻要求立即實行軍事進攻，是與中央指示電的精神不符合的”，“中央同意西北局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七日複電。望青海省委即與喜饒嘉措等商定適當條件。第一步先將緊張局麵緩和下來。”西北軍區也於十月六日指示進剿部隊：“對青海貴德昂拉區之進剿，根據西北局電示及氣候關係，同意今年不進行軍事進剿。”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中共青海省委派統戰部部長周仁山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饒嘉措及許多藏族部落頭人到昂拉，多次與項謙談判，但項謙一意孤行。一九五二年春，叛匪到處搶劫，不斷襲擊人民解放軍，致使附近地區形勢混亂，一些藏族部落頭人產生動搖，帶著武裝前往昂拉，事態日益嚴重，軍事進剿時機成熟。四月九日，中共青海省委致電中共中央西北局：“我們認為過去堅持爭取是正確的，但在動員各族上層爭取了十七次，依然無效，且使匪勢漸大的今天，應速圍剿比拖有利。”
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審時度勢，反覆權衡，同意了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省軍區於四月下旬軍事進剿的意見，並於十一日上報中央。當時習仲勛設想“一打之下，青海藏族上層右翼分子中可能有震動，黑水、阿壩等甘、青、川、康邊地也可能有震動，對西藏還可能有些影響”。為此，他提出進剿時應該注意做好的工作：一、在剿土匪名義下去打，項謙如被俘，帶在西寧好好相待，對項謙等昂拉部落上層人物的財產一概不動;二、進剿同時召開青海協商委員會，召集各族各方麵人士，“說明我們多次爭取經過，解釋政策外，還要對我們過去在統戰工作上、牧區工作上的一些缺點，主動做自我檢討，使他們心服，安定下來”;三、進剿前後，不但要做好當地周圍群眾工作，而且必須做好爭取上層的工作，應爭取以前幾次去昂拉談判的頭人隨軍進去工作。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於二十二日和二十五日兩次致電中共青海省委，叮囑做好各方麵工作，指示：“在進剿中仍應力爭項謙與其他特務土匪分化，隻要項謙到時能轉守中立，就力爭他中立，這樣更有利。目前繼續積極經過多方麵進行政治爭取，仍很必要，不可放鬆。”習仲勛的這些指示，為爭取項謙奠定了思想基礎。【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經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同意，進剿昂拉匪部的戰鬥於五月二日清晨六點半按計劃打響，四個小時的戰鬥將各路匪徒基本擊潰，項謙帶少數人逃人尖紮西南七十裏的深山密林。中共青海省委按照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成立昂拉安置委員會，召開群眾大會，貫徹黨的寬大政策，釋放被俘匪首。青海省人民政府向尖紮地區撥發救濟款兩億元(舊幣)、救濟糧八萬斤，抽調大批醫療、文教、貿易、民族等方麵的幹部組成工作隊，帶著大量布匹、食鹽、茶葉、藥品、電影及藏文宣傳品，前往昂拉部落慰問，還為兩千多藏族群眾療傷治病。在軍事進剿中，人民解放軍模範遵守紀律，充分尊重當地風俗習慣，嚴格保護僧人寺院，還給臥病在床的項謙的母親治好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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