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經過充分討論，通過了長安縣《農民協會簡章(草案)》和《減租減息的暫行辦法》;從全縣二十五個區五十名候選人中選舉出二十五名委員、九名常委組成“長安縣農會臨時委員會”，作為領導農村土地改革的權力機構;從出席會議的二百七十七名代表中選出了一百七十九名代表，準備出席全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會議還通過了《告全縣農民書》。
長安縣的這次會議，是由農民“選舉出自己的代表，實行人民民主權利，討論農民自己的事情的民主盛會”。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製度開始在西北創立。一位農民代表說：“老百姓能開會商量自己的事情，這是我們幾十輩子都沒有的事。”
十月十二日，長安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開幕。習仲勛再次到會講話。他強調指出：我們的政權來自人民，我們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政府的協議機關，可以說這是人民的初步政權，初步的權力機關。習仲勛又談到農民問題：
前幾天，這裏開的農民代表會，可以說是今天會 議的準備會議。沒有那個會，這個會便開不好。因為農民問題是農村一切問題的關鍵。不首先團結農民，動員農民，提高農民的覺悟，農村的很多建設工作便不能前進。因此，前幾天的農代會就是討論在農村如何建設並推選出席各界人民代表會的代表。消滅地主階級，不是殺地主的頭，而是廢除農村封建的土地製度，把不勞而食又擁有多量土地的地主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農村隻要是解決了這個問題，農民的生產力才能得到解放，農村生產力才能得到提高，農民的積極性才能發揮起來。如果沒有全國農民起來，就不會有今天的勝利，並使這個勝利鞏固與發展。所以我們要幫助農民，領導農民，把農村很快地建設起來。
第二天，習仲勛收到毛澤東的電報。這是毛澤東看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匯報上海鬆江縣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情況後，“極為欣慰”而轉發給各中央局負責人的，並特別指示：“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幾百個縣都能開起全縣代表大會來，並能開得好，那就會對於我黨聯係數萬萬人民的工作，對於使黨內外廣大幹部獲得教育，都是極重要的。務望仿照辦理，抓緊去做。並請你們選擇一個縣，親自出席，取得經驗，指導所屬。”十月三十日，毛澤東又轉發了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關於華北各城市召開各界代表會議經驗的報告，並要求各地認真研究，引起全黨幹部的注意。毛澤東還針對一些地方存在關門主義的問題，強調指出：在代表名額中共產黨員不能太多，“多則無力，不多不少則力量大”。
實際上，習仲勛在毛澤東來電之前，就已悉心按照《共同綱領》精神、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意圖，結合西北地區的實際，召開人民代表會議，進行建立人民政權的開拓性工作。他深入到許多市、縣農村，調查研究建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農民代表會議的問題，認為剛剛轉入建設時期的很多幹部對所麵臨的情況不熟悉，特別是從部隊轉到地方工作的幹部同群眾聯繫較少(在西北地區這樣的幹部占相當數量)，要去團結各界人民貫徹中央的各項政策，遇到的困難很多。如果有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農民代表會議，事情就好辦了，就可以經過會議代表們去向廣大群眾宣傳政策。各界會議的代表一般都是在一定範圍內具有相當威望的代表人物，他們說的話群眾願意聽，又很相信;同時，我們各級領導幹部又可以在會上傾聽代表們的意見，來豐富領導知識和經驗。而被選為代表的人，也真正感到自己對國家事務有發言權，當家做了主，又會激發出他們的極大政治熱情，努力協助政府工作，這實際等於使每個縣增加了幾百名幹部。因此，習仲勛對在農村工作的幹部反覆強調說：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農民代表會議，是當前進行農村工作的最好組織形式。他除兩次參加長安縣的代表會議外，又先後參加了西安市第一、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西安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西安市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將代行市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聽取與審查市人民政府的工作報告，決定市政府的施政方針和政策，審查與通過市人民政府的預決算，選舉市人民政府的市長、副市長和委員，組成市人民政府委員會等。這就在西北地區開始了建立人民民主國家政權的政治製度，掀起了西北地區民主建政的高潮。
然而，萬事開頭難。一種新的政治製度的創立，不是一下子就能達到比較完善的程度的。習仲勛在調查研究中，發現許多地方的領導不能正確認識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重要性，雖經過反覆督促而陸續召開了會議，但多數仍然準備不足，或人數太少，或代表麵太小，或開會做冗長報告，而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不善於運用民主的形式，不善於和各方麵人士協商，甚至個別地方仍然把召開人民代表會議當做一種形式。一九五。年一月十八日，習仲勛在向毛澤東的綜合報告中，專題匯報了西北地區召開各級各界代表會議的情況，特別總結檢查了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並針對這種情況，提出改進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具體建議。他提出：沒有召開會議的地方，必須在月內召開;已經開過一次的也要準備開第二次，並在召開第三或第四次代表會議時，宣布代行市、縣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各省各界代表會議也要在年內召開。他強調：這種會議，就是要把各民族和各民主階層的統一戰線在組織上確定下來，這樣做益處很大，需要抓緊做好。【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在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領導和督促下，西北地區的人民民主建政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至一九五一年底，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省及西安市都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除新疆外，其他都代行省、市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在所屬的二百九十七個縣(市)級單位中，二百七十四個縣(市)級單位召開了一至四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其中五十八個單位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在經過土地改革的陝、甘兩省，有二千七百一十四個鄉農民代表會議代行了鄉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人民參加民主政權工作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寧夏的群眾說：“人民政府是真正為人民辦事的政府，咱們可得好好地選舉好人替咱們辦事，不敢馬馬虎虎不關心!”
習仲勛在西北工作期間，之所以有政績，群眾影響好，同他重視和堅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製度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一製度的建立，順應民心，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也調動了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各群眾團體和社會各階層的積極性。“政治覺悟日益提高的各族人民積極參加與行使人民政權的工作，使得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製度——我們國家的基本製度，普遍地建立起來，因而鞏固了人民民主的政權，推動了人民政府的各種工作。”“凡召開了上述會議的地方，都有好的效果，使各級人民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紮了根，經過這個會議，確實‘上下通氣了”’，“各階層人民的代表對政府工作的檢查和對幹部作風的檢討，是較為嚴肅和尖銳的”，“特別是在領導人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及勇於正確地接受批評和進行認真的自我批評的時候，對代表們的教育啟發作用就大”。正是有了這樣的政治製度，西北新生的人民政權才得以鞏固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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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縣的這次會議，是由農民“選舉出自己的代表，實行人民民主權利，討論農民自己的事情的民主盛會”。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製度開始在西北創立。一位農民代表說：“老百姓能開會商量自己的事情，這是我們幾十輩子都沒有的事。”
十月十二日，長安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開幕。習仲勛再次到會講話。他強調指出：我們的政權來自人民，我們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政府的協議機關，可以說這是人民的初步政權，初步的權力機關。習仲勛又談到農民問題：
前幾天，這裏開的農民代表會，可以說是今天會 議的準備會議。沒有那個會，這個會便開不好。因為農民問題是農村一切問題的關鍵。不首先團結農民，動員農民，提高農民的覺悟，農村的很多建設工作便不能前進。因此，前幾天的農代會就是討論在農村如何建設並推選出席各界人民代表會的代表。消滅地主階級，不是殺地主的頭，而是廢除農村封建的土地製度，把不勞而食又擁有多量土地的地主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農村隻要是解決了這個問題，農民的生產力才能得到解放，農村生產力才能得到提高，農民的積極性才能發揮起來。如果沒有全國農民起來，就不會有今天的勝利，並使這個勝利鞏固與發展。所以我們要幫助農民，領導農民，把農村很快地建設起來。
第二天，習仲勛收到毛澤東的電報。這是毛澤東看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匯報上海鬆江縣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情況後，“極為欣慰”而轉發給各中央局負責人的，並特別指示：“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幾百個縣都能開起全縣代表大會來，並能開得好，那就會對於我黨聯係數萬萬人民的工作，對於使黨內外廣大幹部獲得教育，都是極重要的。務望仿照辦理，抓緊去做。並請你們選擇一個縣，親自出席，取得經驗，指導所屬。”十月三十日，毛澤東又轉發了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關於華北各城市召開各界代表會議經驗的報告，並要求各地認真研究，引起全黨幹部的注意。毛澤東還針對一些地方存在關門主義的問題，強調指出：在代表名額中共產黨員不能太多，“多則無力，不多不少則力量大”。
實際上，習仲勛在毛澤東來電之前，就已悉心按照《共同綱領》精神、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意圖，結合西北地區的實際，召開人民代表會議，進行建立人民政權的開拓性工作。他深入到許多市、縣農村，調查研究建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農民代表會議的問題，認為剛剛轉入建設時期的很多幹部對所麵臨的情況不熟悉，特別是從部隊轉到地方工作的幹部同群眾聯繫較少(在西北地區這樣的幹部占相當數量)，要去團結各界人民貫徹中央的各項政策，遇到的困難很多。如果有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農民代表會議，事情就好辦了，就可以經過會議代表們去向廣大群眾宣傳政策。各界會議的代表一般都是在一定範圍內具有相當威望的代表人物，他們說的話群眾願意聽，又很相信;同時，我們各級領導幹部又可以在會上傾聽代表們的意見，來豐富領導知識和經驗。而被選為代表的人，也真正感到自己對國家事務有發言權，當家做了主，又會激發出他們的極大政治熱情，努力協助政府工作，這實際等於使每個縣增加了幾百名幹部。因此，習仲勛對在農村工作的幹部反覆強調說：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農民代表會議，是當前進行農村工作的最好組織形式。他除兩次參加長安縣的代表會議外，又先後參加了西安市第一、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西安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西安市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將代行市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聽取與審查市人民政府的工作報告，決定市政府的施政方針和政策，審查與通過市人民政府的預決算，選舉市人民政府的市長、副市長和委員，組成市人民政府委員會等。這就在西北地區開始了建立人民民主國家政權的政治製度，掀起了西北地區民主建政的高潮。
然而，萬事開頭難。一種新的政治製度的創立，不是一下子就能達到比較完善的程度的。習仲勛在調查研究中，發現許多地方的領導不能正確認識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重要性，雖經過反覆督促而陸續召開了會議，但多數仍然準備不足，或人數太少，或代表麵太小，或開會做冗長報告，而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不善於運用民主的形式，不善於和各方麵人士協商，甚至個別地方仍然把召開人民代表會議當做一種形式。一九五。年一月十八日，習仲勛在向毛澤東的綜合報告中，專題匯報了西北地區召開各級各界代表會議的情況，特別總結檢查了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並針對這種情況，提出改進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具體建議。他提出：沒有召開會議的地方，必須在月內召開;已經開過一次的也要準備開第二次，並在召開第三或第四次代表會議時，宣布代行市、縣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各省各界代表會議也要在年內召開。他強調：這種會議，就是要把各民族和各民主階層的統一戰線在組織上確定下來，這樣做益處很大，需要抓緊做好。【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在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領導和督促下，西北地區的人民民主建政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至一九五一年底，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省及西安市都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除新疆外，其他都代行省、市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在所屬的二百九十七個縣(市)級單位中，二百七十四個縣(市)級單位召開了一至四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其中五十八個單位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在經過土地改革的陝、甘兩省，有二千七百一十四個鄉農民代表會議代行了鄉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人民參加民主政權工作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寧夏的群眾說：“人民政府是真正為人民辦事的政府，咱們可得好好地選舉好人替咱們辦事，不敢馬馬虎虎不關心!”
習仲勛在西北工作期間，之所以有政績，群眾影響好，同他重視和堅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製度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一製度的建立，順應民心，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也調動了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各群眾團體和社會各階層的積極性。“政治覺悟日益提高的各族人民積極參加與行使人民政權的工作，使得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製度——我們國家的基本製度，普遍地建立起來，因而鞏固了人民民主的政權，推動了人民政府的各種工作。”“凡召開了上述會議的地方，都有好的效果，使各級人民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紮了根，經過這個會議，確實‘上下通氣了”’，“各階層人民的代表對政府工作的檢查和對幹部作風的檢討，是較為嚴肅和尖銳的”，“特別是在領導人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及勇於正確地接受批評和進行認真的自我批評的時候，對代表們的教育啟發作用就大”。正是有了這樣的政治製度，西北新生的人民政權才得以鞏固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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