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爭取野戰軍前方作戰的勝利，以習仲勛為書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賀龍為司令員、習仲勛為政委的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和以林伯渠為主席的陝甘寧邊區政府雖然職責不同，但是他們“雖分不見分，比合還要親”，精誠團結，通力合作，指揮地方部隊、民兵開展遊擊戰爭，襲擾敵人，配合作戰，或整頓財政，發展生產，解決軍需民食，或動員群眾堅壁清野，破壞敵人軍用設施，或抬擔架，搞運輸，擔負各種戰場勤務。陝甘寧邊區各級黨政機關和一百五十多萬群眾迅速轉入戰爭狀態，一切服從戰爭，男女老少都為戰爭服務，陷敵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習仲勛為此更是嘔心瀝血，煞費苦心。每當西北野戰軍進入一個新的地區作戰之時，他即指示當地黨的地下組織全力配合，盡最大可能搜集情報，做好瓦解國民黨軍和基層政權工作，採取不同形式宣傳我黨我軍的政治主張，開展愛國民主運動，反對蔣介石的黑暗統治。
早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當西北野戰軍進行第一次榆林戰役、沙家店戰役之際，習仲勛即以聯防軍政委名義和賀龍司令員向各分區、地方部隊發出關於配合野戰軍作戰的指示，提出：
(一)各分區各地方兵團、遊擊隊和民兵，應根據分區當前情況，積極地打擊敵軍，發動和組織群眾開展遊擊戰爭，消滅可能殲滅的反動武裝，摧毀反動政權，策應北線主力作戰及準備配合主力反攻。
(二)延屬分區除發動和組織廣大群眾徹底破毀鹹榆公路外，目前乘敵空虛組成較大的遊擊隊，有計劃、有重點地殲滅本分區的反共團、還鄉團等反動武裝，摧毀各縣反動政權，收複廣大地區，並在積極進攻戰鬥中鍛鍊和壯大自己的遊擊隊，爭取逐漸發展成有戰鬥力的地方兵團。
(三)隴東、三邊的黨和軍民應以反清剿為中心任務，應竭力整頓內部組織，肅清內奸，艱苦地進行群眾工作。要發展邊沿區的遊擊戰爭，支持內地區的鬥爭，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避免與敵主力作戰，不打硬仗，不打被動仗，要多打有把握的小巧仗，以鞏固部隊，提高群眾勝利信心。
(四)關中分區所有地方武裝應歸司令員王世泰指揮，縮小敵占區，放手發動遊擊戰爭，有步驟地開闢新解放區，力求發展和壯大遊擊隊，並解決人力、物力的困難。
(五)綏德分區目前一切力量服從前總指揮，配合主力作戰。在敵後交通線上，發動各分區和武裝群眾，開展對敵鬥爭，並盡可能地動員分區人力物力，解決野戰軍之擔架、運輸、糧食、軍鞋等困難，並將已集中之新兵迅速補充野戰軍。
這一指示是由山西省臨縣發出的。指示最後強調：奉軍委指示，邊區機關已安全轉到河東來，各分區首長應發揚高度的自覺性和機動性，對黨對戰爭要有高度的責任心，在黨中央正確的政策和戰略方針下，依據當前的情況去布置今後的工作，完成自己所負的戰鬥任務，為黨為人民立功而奮鬥。
各分區地方部隊、遊擊隊和民兵在聯防軍司令部的指揮下，積極主動地開展武裝鬥爭，機動靈活地襲擾犯敵，在野戰軍屢次勝利殲敵戰鬥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沙家店戰役和兩次進攻榆林，聯防軍和地方部隊均在一個方向擔任作戰任務。此間，賀龍、習仲勛還根據軍委電示，令原陝甘寧晉綏聯防軍代司令員王世泰率警一、二旅直出長武、邠州，攻占涇河以南、渭河以北諸縣，後又向宜君、同官、耀縣發起進攻，發動黃龍山戰役，一度解放白水、黃龍，後編為西北野戰軍第四縱隊。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群眾日報》報導：陝甘寧地方軍和民兵，在毛主席、西北局和邊區政府的正確領導下，聯防軍首長的正確指揮下，廣大群眾、全體指戰員勇敢堅決對敵鬥爭，積極配合野戰軍作戰，打退了蔣胡軍的進攻，保衛了邊區人民的利益，獲得了光輝戰績。地方軍作戰三千三百二十三次，斃傷敵人五千五百六十五名，生俘八千九百五十一名，投誠八百五十名，共計殲敵一萬五千三百六十六名;繳獲步槍五千零四十五支，短槍二百二十六支，槍榴筒三個，輕機槍一百八十一挺，重機槍十八挺，手提機槍及司登槍、卡賓槍五十八支，山炮一門，火箭炮一門，迫擊炮十門，六〇炮十六門，擲彈筒七十四具;繳獲機步槍彈五十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五發，炮彈一千四百二十六發，擲彈一百六十三顆，手榴彈八千九百五十二顆，槍榴彈一千四百七十六顆;繳獲戰馬三千三百六十四匹，牲口一千四百九十五頭，電台三部，報話機一部，電話機二十九部，電線四千零七十斤，望遠鏡七具，糧食二千零九十九石，布二百零三匹;收複甘泉、安塞兩城，擊落敵機二架，擊毀汽車二十九輛。民兵作戰九百四十七次，斃傷敵九百名，俘敵及特務一千六百二十三名(內有敵團長蕭伯廉)，共計殲敵二千五百二十三名。繳獲步槍三百七十六支，短槍四支，輕機槍十九挺，司登機槍四支，卡賓槍二支，子彈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發，炮彈一百五十五發，手榴彈一千二百六十六顆，槍榴彈一百九十八顆，戰馬二十二匹，牲口九十四頭，報話機一部，電話機六部，糧食一百四十五石，電線七百九十斤，望遠鏡一具;毀敵碉堡一千零四十八座，破敵城寨二十一座。
在西北戰場，能否保證前線官兵的糧食供應，成為能否取得戰爭勝利的關鍵，也成為擺在習仲勛、賀龍、林伯渠等陝甘寧邊區領導人麵前的頭等大事。當時西北野戰軍共有兵力約六萬人，中共中央、陝甘寧邊區各機關、部隊、學校及遊擊隊約二萬人。八萬餘人每月需糧一萬六千多石。而陝甘寧、晉綏邊區人口僅四百餘萬，且土地貧瘠，農業生產落後，糧食產量很低，加之連年缺雨，旱災嚴重，糧食隻收到豐年的四五成。國民黨軍隊入侵陝北後，“胡禍”橫行，大片土地荒蕪絕收，供給出現異常困難。但是，自古以來，“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前方將士的軍糧供應時刻令賀龍、習仲勛等牽掛於心。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彭德懷僅半年多時間發給賀龍、習仲勛急切要求補充前線軍糧供應的電報達二十多份。沙家店戰役後，毛澤東在四日之內兩次致電賀龍、習仲勛，要求解決前方糧食問題。八月二十四日電報提出：請你們派幾批得力人員分赴各縣大力動員糧食，即可保障作戰計劃之完成。二十七日，毛澤東又以軍委名義急電賀龍、習仲勛：野戰軍南下，已無糧攜帶，著從速令綏(德)延(屬)兩地區沿途籌糧。宜川大捷後中央軍委發給賀龍、習仲勛急電：宜川、延長一帶糧食奇缺，傷員及俘虜甚多，半年內新的傷員及俘虜均須向該區後送，新兵則經該區前送，一個半月後還可能移軍打延安，因此從河東籌運三萬至四萬石糧食至延長、固臨、宜川地區極為必要，此事請賀、習酌辦。彭德懷從前線發出的類似電報更多，如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在奪取洛川前夕急切地致電賀龍、習仲勛：惟打延安需要一萬二千石，須河東從小船窩、馬鬥關運輸五千石，山西籌一千石。盼賀、習考慮速複。僅以上電文便可看出軍糧供應困難是極為嚴重的。時為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的賀龍曾感慨地說：河東承擔的抗勤任務曾超過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總和。【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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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當西北野戰軍進行第一次榆林戰役、沙家店戰役之際，習仲勛即以聯防軍政委名義和賀龍司令員向各分區、地方部隊發出關於配合野戰軍作戰的指示，提出：
(一)各分區各地方兵團、遊擊隊和民兵，應根據分區當前情況，積極地打擊敵軍，發動和組織群眾開展遊擊戰爭，消滅可能殲滅的反動武裝，摧毀反動政權，策應北線主力作戰及準備配合主力反攻。
(二)延屬分區除發動和組織廣大群眾徹底破毀鹹榆公路外，目前乘敵空虛組成較大的遊擊隊，有計劃、有重點地殲滅本分區的反共團、還鄉團等反動武裝，摧毀各縣反動政權，收複廣大地區，並在積極進攻戰鬥中鍛鍊和壯大自己的遊擊隊，爭取逐漸發展成有戰鬥力的地方兵團。
(三)隴東、三邊的黨和軍民應以反清剿為中心任務，應竭力整頓內部組織，肅清內奸，艱苦地進行群眾工作。要發展邊沿區的遊擊戰爭，支持內地區的鬥爭，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避免與敵主力作戰，不打硬仗，不打被動仗，要多打有把握的小巧仗，以鞏固部隊，提高群眾勝利信心。
(四)關中分區所有地方武裝應歸司令員王世泰指揮，縮小敵占區，放手發動遊擊戰爭，有步驟地開闢新解放區，力求發展和壯大遊擊隊，並解決人力、物力的困難。
(五)綏德分區目前一切力量服從前總指揮，配合主力作戰。在敵後交通線上，發動各分區和武裝群眾，開展對敵鬥爭，並盡可能地動員分區人力物力，解決野戰軍之擔架、運輸、糧食、軍鞋等困難，並將已集中之新兵迅速補充野戰軍。
這一指示是由山西省臨縣發出的。指示最後強調：奉軍委指示，邊區機關已安全轉到河東來，各分區首長應發揚高度的自覺性和機動性，對黨對戰爭要有高度的責任心，在黨中央正確的政策和戰略方針下，依據當前的情況去布置今後的工作，完成自己所負的戰鬥任務，為黨為人民立功而奮鬥。
各分區地方部隊、遊擊隊和民兵在聯防軍司令部的指揮下，積極主動地開展武裝鬥爭，機動靈活地襲擾犯敵，在野戰軍屢次勝利殲敵戰鬥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沙家店戰役和兩次進攻榆林，聯防軍和地方部隊均在一個方向擔任作戰任務。此間，賀龍、習仲勛還根據軍委電示，令原陝甘寧晉綏聯防軍代司令員王世泰率警一、二旅直出長武、邠州，攻占涇河以南、渭河以北諸縣，後又向宜君、同官、耀縣發起進攻，發動黃龍山戰役，一度解放白水、黃龍，後編為西北野戰軍第四縱隊。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群眾日報》報導：陝甘寧地方軍和民兵，在毛主席、西北局和邊區政府的正確領導下，聯防軍首長的正確指揮下，廣大群眾、全體指戰員勇敢堅決對敵鬥爭，積極配合野戰軍作戰，打退了蔣胡軍的進攻，保衛了邊區人民的利益，獲得了光輝戰績。地方軍作戰三千三百二十三次，斃傷敵人五千五百六十五名，生俘八千九百五十一名，投誠八百五十名，共計殲敵一萬五千三百六十六名;繳獲步槍五千零四十五支，短槍二百二十六支，槍榴筒三個，輕機槍一百八十一挺，重機槍十八挺，手提機槍及司登槍、卡賓槍五十八支，山炮一門，火箭炮一門，迫擊炮十門，六〇炮十六門，擲彈筒七十四具;繳獲機步槍彈五十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五發，炮彈一千四百二十六發，擲彈一百六十三顆，手榴彈八千九百五十二顆，槍榴彈一千四百七十六顆;繳獲戰馬三千三百六十四匹，牲口一千四百九十五頭，電台三部，報話機一部，電話機二十九部，電線四千零七十斤，望遠鏡七具，糧食二千零九十九石，布二百零三匹;收複甘泉、安塞兩城，擊落敵機二架，擊毀汽車二十九輛。民兵作戰九百四十七次，斃傷敵九百名，俘敵及特務一千六百二十三名(內有敵團長蕭伯廉)，共計殲敵二千五百二十三名。繳獲步槍三百七十六支，短槍四支，輕機槍十九挺，司登機槍四支，卡賓槍二支，子彈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發，炮彈一百五十五發，手榴彈一千二百六十六顆，槍榴彈一百九十八顆，戰馬二十二匹，牲口九十四頭，報話機一部，電話機六部，糧食一百四十五石，電線七百九十斤，望遠鏡一具;毀敵碉堡一千零四十八座，破敵城寨二十一座。
在西北戰場，能否保證前線官兵的糧食供應，成為能否取得戰爭勝利的關鍵，也成為擺在習仲勛、賀龍、林伯渠等陝甘寧邊區領導人麵前的頭等大事。當時西北野戰軍共有兵力約六萬人，中共中央、陝甘寧邊區各機關、部隊、學校及遊擊隊約二萬人。八萬餘人每月需糧一萬六千多石。而陝甘寧、晉綏邊區人口僅四百餘萬，且土地貧瘠，農業生產落後，糧食產量很低，加之連年缺雨，旱災嚴重，糧食隻收到豐年的四五成。國民黨軍隊入侵陝北後，“胡禍”橫行，大片土地荒蕪絕收，供給出現異常困難。但是，自古以來，“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前方將士的軍糧供應時刻令賀龍、習仲勛等牽掛於心。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彭德懷僅半年多時間發給賀龍、習仲勛急切要求補充前線軍糧供應的電報達二十多份。沙家店戰役後，毛澤東在四日之內兩次致電賀龍、習仲勛，要求解決前方糧食問題。八月二十四日電報提出：請你們派幾批得力人員分赴各縣大力動員糧食，即可保障作戰計劃之完成。二十七日，毛澤東又以軍委名義急電賀龍、習仲勛：野戰軍南下，已無糧攜帶，著從速令綏(德)延(屬)兩地區沿途籌糧。宜川大捷後中央軍委發給賀龍、習仲勛急電：宜川、延長一帶糧食奇缺，傷員及俘虜甚多，半年內新的傷員及俘虜均須向該區後送，新兵則經該區前送，一個半月後還可能移軍打延安，因此從河東籌運三萬至四萬石糧食至延長、固臨、宜川地區極為必要，此事請賀、習酌辦。彭德懷從前線發出的類似電報更多，如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在奪取洛川前夕急切地致電賀龍、習仲勛：惟打延安需要一萬二千石，須河東從小船窩、馬鬥關運輸五千石，山西籌一千石。盼賀、習考慮速複。僅以上電文便可看出軍糧供應困難是極為嚴重的。時為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的賀龍曾感慨地說：河東承擔的抗勤任務曾超過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總和。【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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