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嚴峻的經濟困難麵前，習仲勛同賀龍、林伯渠等黨政軍領導人一起，按照中共中央的決策，首先成立了以賀龍為主任的西北財經辦事處，迅速實現了兩區財政經濟的統一。使兩區銀行、貿易公司合併，成立了統一的貿易公司和西北農民銀行，晉綏聯防軍供給實行財供合一，統籌統支。西北局為了保障軍糧供應和做好生產救災工作，還專門製定了《陝甘寧邊區組織運糧救災工作大綱》，成立了運糧救災指揮部，習仲勛任政治委員。同時還指示陝甘寧邊區各地成立兵站，負責籌糧、籌款、運輸、供應工作，使野戰軍進軍所到之處軍糧能及時得到供應。據統計，一九四七年全陝甘寧邊區動員繳納公糧二十四萬六千石，較一九四六年的十六萬三千石增加了八萬三千石。在榆林戰鬥中，晉綏第一、二、六、九、十分區都動員群眾背糧。僅臨縣三個鄉就動員了六十九萬人次，其中婦女占三十二萬人次，投入到送糧的隊伍中。習仲勛迴憶這段經曆時曾深情地說：廣大群眾寧肯吃糠咽菜，也要把僅有的一點糧食送給自己的軍隊。一九四七年十月間，我在綏德、米脂、清澗一帶，親眼看到許多鄉親把還未完全成熟的高梁、豇豆採收迴來，連夜炒幹交給部隊。清澗縣東區直川山，有個鬧紅時期的婦女模範劉大娘，聽說毛主席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樹葉幹麵，難受得熱淚直流，把堅壁在後山的五升麥種、三升豌豆種取迴，連夜磨成麵，擀成雜麵條，托人送給毛主席。
西北野戰軍在與多出十倍於己的國民黨軍的艱苦而緊張的長期作戰中，其消耗是很大的，因而適時籌措補充各種軍需物資、武器彈藥、兵員經費也是擺在習仲勛、賀龍等麵前的一項重要工作，他們在聯防軍內部精簡機關，充實作戰部隊;在老區動員歸隊，組織遊擊隊，擴大地方兵團。同時，多次以西北局和邊區政府名義發出《關於擴大西北人民解放軍的決定》、《參軍動員令》等文件，許多縣、鄉領導、勞動英雄帶頭參軍參戰，一時掀起參軍熱潮。一年間，全邊區四萬二千青年參軍，其中綏德分區二萬人，延屬分區一萬人。一九四七年冬季來臨之時，彭德懷急電賀龍、習仲勛，請求盡快補充部隊越冬被服、裝具和經費。但是後方災情嚴重，農業減收，財政經濟極為困難。習仲勛、賀龍、林伯渠議定將陝甘寧、晉綏邊區的土特產通過商人販往國民黨統治區出售，換取一定的錢物以供軍需。時任綏蒙軍區副政委的張達誌奉賀龍、習仲勛之命，以陝甘寧晉綏遊擊隊司令員身份帶兩個騎兵團，既不遊擊，又不打仗，而是專為部隊做買賣，籌措錢財。在現存的檔案中，有一份習仲勛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寫給西北貿易公司經理兼西北農民銀行行長喻傑、副經理兼副行長劉卓甫、監委兼政治處主任史唯然等人的批條，可以看出戰爭年代這種特殊的貿易形式，批條寫道：“準予以肥皂作外匯在內地主要據點交換進口物資，但務須按規定章程辦事，以免流行內地，妨礙緝私。”
在西北野戰軍、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和邊區軍民緊密團結、浴血奮戰、不斷取得勝利的捷報聲中，人們感覺到，西北戰場決戰的步伐加快了。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賀龍、習仲勛：“聯防軍的全名應該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簡稱‘聯防軍區’，下轄晉綏軍區及陝甘寧各直轄軍分區。”賀龍為聯防軍區司令員，習仲勛為政治委員。
三月十日，邊區各界舉行了一個萬人參加的慶祝宜川大捷及紀念“三八”節大會。習仲勛充滿勝利的喜悅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話。他說：迴憶去年今日，我們曾在延安開會，動員全邊區人民起來保衛邊區。經過一年來全體軍民不屈不撓英勇奮鬥，我們不僅打退了蔣胡匪軍的進攻，而且使自己轉入進攻。宜川大捷證明：光複全邊區，解放大西北已為期不遠了。習仲勛的預言，不久便變成了現實。
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局勢迅速發展。一年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陝北的山峁溝岔間“世界上最小的指揮部”指揮著全國各路大軍奮勇作戰，戰場迅速向長江北岸推進，國民黨軍除了在大別山和淮北地區還有一定主動外，其餘一切戰場“全是被動挨打”。為了能直接地掌握各個戰場的情況，便於指揮全國的戰略決戰，毛澤東決定率中共中央和軍委機關東移，前往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會合。三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即將離開生活和戰鬥了十三年的陝北時，殷切地電告在前線指揮作戰的彭德懷：“陝甘全局，除陳謝一個旅在陝南外，由你們獨力擔任。”習仲勛深切感到，這不僅僅是給彭老總一人的電報，而是對陝甘寧邊區黨政軍領導和全體軍民的囑託。迴想起黨中央、毛澤東初到陝北之時，陝甘蘇區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影響下，瀕臨最後喪失的嚴重危機，自己和一大批領導骨幹，也正是在黨中央到達陝北後，才走出“左”傾機會主義者的牢門。轉眼十多年過去，陝甘寧邊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正在迎接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最後勝利。此刻，對黨中央、毛澤東由衷的敬仰、愛戴和依依不捨之情縈繞心頭。
在習仲勛三月十日講話預言收複全邊區為期不遠一個多月後，延安又迴到了人民手中。隨著西北野戰軍出擊西府，深入國統區勝利作戰，四月二十一日，據守延安的胡宗南、何文鼎部，在孤立無援的形勢下棄城逃跑。中國人民解放軍延屬軍分區部隊和遊擊隊進入延安市區。我軍主動放棄一年一個月零三天後延安宣告光複。
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致電彭德懷、賀龍、習仲勛、林伯渠及西北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祝賀收複延安的偉大勝利。二十五日，西北局發布慶祝延安光複的通告。五月四日，延安各界舉行慶祝光複延安勝利萬人大會，並通過了給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和西北人民解放軍的致敬電。
習仲勛沒有出席當天的會議，但是他的心情是極為欣慰的，尤其是在勝利的歡唿聲中，他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及時提出：各地方兵團、遊擊隊、民兵，應更加積極地圍擊少數殘餘據點之敵，肅清反動團匪，並勇猛追擊敵人;延安光複後老區擔負的責任更重，不但必須大力進行生產和各項恢複工作，而且必須繼續努力支援前線;要使邊區廣大幹部群眾認清目前形勢與任務，鼓舞勝利的信心，克服任何鬆懈情緒，我們到達最後勝利已為期不遠。
四月中旬，聯防軍區綏德分區部隊奉賀龍、習仲勛令，在內蒙古伊克昭盟準格爾旗、雞兒圪殲敵二千餘人;三邊分區部隊在寧條梁殲敵近二百人。賀龍、習仲勛電令嘉獎，勉勵全體指戰員繼續發揚新式整軍原則與新的領導作風，大踏步進退，主動各個殲敵。
為了粉碎蔣介石、胡宗南集團對陝甘寧邊區的重點進攻，習仲勛或協同彭德懷在前方指揮作戰，或與賀龍、林伯渠一起經略後方，全力支前，經曆了近四百個艱難困苦的日日夜夜。他談起這段經曆時總要引用毛澤東一句名言：“戰爭之偉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轉戰陝北的戰爭是人民的戰爭，勝利也是人民的勝利。在過了四十年後，他撰文熱情謳歌了邊區人民在這場戰爭中的卓越貢獻，文章寫道：蔣胡軍進攻延安前後，全邊區共組織了兩萬餘人的遊擊隊和十多萬民兵，活躍在整個陝北的溝溝岔岔、山山峁峁，斷敵交通，打敵據點，伏擊車隊，緝查敵特，配合主力作戰，搞得敵人晝夜不寧。僅延安遊擊隊十三個月就同敵作戰一百二十八次，殲敵七百三十一人，繳獲各種武器五百九十支(件)，擊毀汽車兩輛，破敵電線二十多公裏，以至拔除了敵長官部設在棗園的特務機關。南泥灣墾區遊擊隊，在敵人攻占該區後一個多月，就在延(安)宜(川)公路兩側七戰七捷，斃俘胡軍二百七十人，繳獲麵粉九百九十一袋，臨真區政府很快恢複了工作。延川遊擊隊在一九四七年四月至六月，共捕捉敵偵探和逃兵五百二十人，逮捕國民黨保長十八人，完全摧毀了敵剛剛搞起的保甲統治。沙家店大捷後，敵七個旅南逃，沿途民兵和遊擊隊設置路障，連續出擊，使敵十五日內行程不足二百公裏，我追擊部隊迂迴敵前，擊潰四個整編旅，殲敵四千一百餘人。在敵後遊擊戰中，湧現出一大批英雄集體和功臣模範，許多同誌光榮獻身，他們被邊區人民永遠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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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野戰軍在與多出十倍於己的國民黨軍的艱苦而緊張的長期作戰中，其消耗是很大的，因而適時籌措補充各種軍需物資、武器彈藥、兵員經費也是擺在習仲勛、賀龍等麵前的一項重要工作，他們在聯防軍內部精簡機關，充實作戰部隊;在老區動員歸隊，組織遊擊隊，擴大地方兵團。同時，多次以西北局和邊區政府名義發出《關於擴大西北人民解放軍的決定》、《參軍動員令》等文件，許多縣、鄉領導、勞動英雄帶頭參軍參戰，一時掀起參軍熱潮。一年間，全邊區四萬二千青年參軍，其中綏德分區二萬人，延屬分區一萬人。一九四七年冬季來臨之時，彭德懷急電賀龍、習仲勛，請求盡快補充部隊越冬被服、裝具和經費。但是後方災情嚴重，農業減收，財政經濟極為困難。習仲勛、賀龍、林伯渠議定將陝甘寧、晉綏邊區的土特產通過商人販往國民黨統治區出售，換取一定的錢物以供軍需。時任綏蒙軍區副政委的張達誌奉賀龍、習仲勛之命，以陝甘寧晉綏遊擊隊司令員身份帶兩個騎兵團，既不遊擊，又不打仗，而是專為部隊做買賣，籌措錢財。在現存的檔案中，有一份習仲勛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寫給西北貿易公司經理兼西北農民銀行行長喻傑、副經理兼副行長劉卓甫、監委兼政治處主任史唯然等人的批條，可以看出戰爭年代這種特殊的貿易形式，批條寫道：“準予以肥皂作外匯在內地主要據點交換進口物資，但務須按規定章程辦事，以免流行內地，妨礙緝私。”
在西北野戰軍、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和邊區軍民緊密團結、浴血奮戰、不斷取得勝利的捷報聲中，人們感覺到，西北戰場決戰的步伐加快了。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賀龍、習仲勛：“聯防軍的全名應該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簡稱‘聯防軍區’，下轄晉綏軍區及陝甘寧各直轄軍分區。”賀龍為聯防軍區司令員，習仲勛為政治委員。
三月十日，邊區各界舉行了一個萬人參加的慶祝宜川大捷及紀念“三八”節大會。習仲勛充滿勝利的喜悅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話。他說：迴憶去年今日，我們曾在延安開會，動員全邊區人民起來保衛邊區。經過一年來全體軍民不屈不撓英勇奮鬥，我們不僅打退了蔣胡匪軍的進攻，而且使自己轉入進攻。宜川大捷證明：光複全邊區，解放大西北已為期不遠了。習仲勛的預言，不久便變成了現實。
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局勢迅速發展。一年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陝北的山峁溝岔間“世界上最小的指揮部”指揮著全國各路大軍奮勇作戰，戰場迅速向長江北岸推進，國民黨軍除了在大別山和淮北地區還有一定主動外，其餘一切戰場“全是被動挨打”。為了能直接地掌握各個戰場的情況，便於指揮全國的戰略決戰，毛澤東決定率中共中央和軍委機關東移，前往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會合。三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即將離開生活和戰鬥了十三年的陝北時，殷切地電告在前線指揮作戰的彭德懷：“陝甘全局，除陳謝一個旅在陝南外，由你們獨力擔任。”習仲勛深切感到，這不僅僅是給彭老總一人的電報，而是對陝甘寧邊區黨政軍領導和全體軍民的囑託。迴想起黨中央、毛澤東初到陝北之時，陝甘蘇區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影響下，瀕臨最後喪失的嚴重危機，自己和一大批領導骨幹，也正是在黨中央到達陝北後，才走出“左”傾機會主義者的牢門。轉眼十多年過去，陝甘寧邊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正在迎接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最後勝利。此刻，對黨中央、毛澤東由衷的敬仰、愛戴和依依不捨之情縈繞心頭。
在習仲勛三月十日講話預言收複全邊區為期不遠一個多月後，延安又迴到了人民手中。隨著西北野戰軍出擊西府，深入國統區勝利作戰，四月二十一日，據守延安的胡宗南、何文鼎部，在孤立無援的形勢下棄城逃跑。中國人民解放軍延屬軍分區部隊和遊擊隊進入延安市區。我軍主動放棄一年一個月零三天後延安宣告光複。
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致電彭德懷、賀龍、習仲勛、林伯渠及西北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祝賀收複延安的偉大勝利。二十五日，西北局發布慶祝延安光複的通告。五月四日，延安各界舉行慶祝光複延安勝利萬人大會，並通過了給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和西北人民解放軍的致敬電。
習仲勛沒有出席當天的會議，但是他的心情是極為欣慰的，尤其是在勝利的歡唿聲中，他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及時提出：各地方兵團、遊擊隊、民兵，應更加積極地圍擊少數殘餘據點之敵，肅清反動團匪，並勇猛追擊敵人;延安光複後老區擔負的責任更重，不但必須大力進行生產和各項恢複工作，而且必須繼續努力支援前線;要使邊區廣大幹部群眾認清目前形勢與任務，鼓舞勝利的信心，克服任何鬆懈情緒，我們到達最後勝利已為期不遠。
四月中旬，聯防軍區綏德分區部隊奉賀龍、習仲勛令，在內蒙古伊克昭盟準格爾旗、雞兒圪殲敵二千餘人;三邊分區部隊在寧條梁殲敵近二百人。賀龍、習仲勛電令嘉獎，勉勵全體指戰員繼續發揚新式整軍原則與新的領導作風，大踏步進退，主動各個殲敵。
為了粉碎蔣介石、胡宗南集團對陝甘寧邊區的重點進攻，習仲勛或協同彭德懷在前方指揮作戰，或與賀龍、林伯渠一起經略後方，全力支前，經曆了近四百個艱難困苦的日日夜夜。他談起這段經曆時總要引用毛澤東一句名言：“戰爭之偉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轉戰陝北的戰爭是人民的戰爭，勝利也是人民的勝利。在過了四十年後，他撰文熱情謳歌了邊區人民在這場戰爭中的卓越貢獻，文章寫道：蔣胡軍進攻延安前後，全邊區共組織了兩萬餘人的遊擊隊和十多萬民兵，活躍在整個陝北的溝溝岔岔、山山峁峁，斷敵交通，打敵據點，伏擊車隊，緝查敵特，配合主力作戰，搞得敵人晝夜不寧。僅延安遊擊隊十三個月就同敵作戰一百二十八次，殲敵七百三十一人，繳獲各種武器五百九十支(件)，擊毀汽車兩輛，破敵電線二十多公裏，以至拔除了敵長官部設在棗園的特務機關。南泥灣墾區遊擊隊，在敵人攻占該區後一個多月，就在延(安)宜(川)公路兩側七戰七捷，斃俘胡軍二百七十人，繳獲麵粉九百九十一袋，臨真區政府很快恢複了工作。延川遊擊隊在一九四七年四月至六月，共捕捉敵偵探和逃兵五百二十人，逮捕國民黨保長十八人，完全摧毀了敵剛剛搞起的保甲統治。沙家店大捷後，敵七個旅南逃，沿途民兵和遊擊隊設置路障，連續出擊，使敵十五日內行程不足二百公裏，我追擊部隊迂迴敵前，擊潰四個整編旅，殲敵四千一百餘人。在敵後遊擊戰中，湧現出一大批英雄集體和功臣模範，許多同誌光榮獻身，他們被邊區人民永遠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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