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日，習仲勛就陝甘寧邊區近期的工作特別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問題，再次致電毛澤東。他不無憂慮地提到，由於晉綏土改“左”的影響和義合會議潛伏的不良情緒，邊區土改強調“貧僱農路線”，反對“中農路線”，導致少數不是真正的基本群眾起來，弄得農村人心不安，關係極度緊張。他在電報中提出邊區土改中九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即：
(一)土地革命地區的農民，實際上已都不是貧農，而是中農;邊區的勞動英雄，還是勤苦勞動、熱愛邊區的，但因有餘糧往往被當成鬥爭對象，這與勞動致富方針不符，對黨對人民是莫大損失。擬規定，凡勞動英雄與幹部家庭在處理前必須經過超一級的批準。
(二)在土地革命地區中農占優勢，在抗日戰爭中經過減租減息地區，也發生了基本變化，這次所鬥爭過的地、富，實際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連續勞動在七年以上。應按現在的情形妥善對待，既不脫離群眾，又不多樹敵人。
(三)老區有些鄉村貧僱農很少。有的是好吃懶做，抽賭浪蕩致貧的，如由這些人領導土改，就等於把領導權交給壞人。在老區就要不怕中農當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眾在中農階層及一部分貧農中。
(四)不要再算老帳，不管重大或輕微的舊帳，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則會引起社會上極大動蕩，對我不利。
(五)隻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投敵分子，均採取感化爭取政策。
(六)對惡霸應有明確的定義，不能擴大化，特別不能株連其家人親屬。
(七)老區土地應以調劑為主。
(八)邊區土改要首先解決好人民生計，要同生產救災結合起來。
(九)救災中要形成一人一戶、一村一鄉去解決問題的新作風。
習仲勛的這份報告產生於他半個月時間的調查研究之後，掌握了大量的翔實可靠的事實依據，加上對各類材料、數據的分析研究、歸納梳理精心寫成的。他不僅客觀地反映土改運動真實情況，而且提出極富創見性和普遍指導性的真知灼見。
毛澤東在接到報告後第二天，即二十日複電習仲勛：
(一)十九日來信完全同意。
(二)望堅決糾正“左”的偏向。
(三)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麵因為糾正“左”而誤認為不要動。
毛澤東又將習仲勛的電報轉發全國各解放區，並批示：“完全同意習仲勛同誌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凡犯有‘左’的錯誤的地方，隻要領導機關處理得法，幾個星期即可糾正過來，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糾正。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麵因為糾正‘左’ 而誤解為不動。”
一月十九日，為了慎重對待黨外人士，習仲勛與馬明方聯名向各分區發出通知，指出：凡在土改過程中，對參加三三製的黨外人士，應慎重處理，縣以上非黨人士的處理，務希由地委提出意見，經西北局批準。縣以下及小學教師中的非黨人士，須經地委批準後，才能處理。
習仲勛的報告引發了毛澤東對全國不同地區土地改革的更多思考。二月六日，他又致電習仲勛等人，就在老解放區半老解放區及新解放區實行土地法的內容、步驟及農會的組織形式應有所不同問題，徵求他們的意見。電文最後寫道：“以上各點究應如何才算適宜，請井泉、仲勛於數日內電告，同時亦請一波電告自己的意見。”
習仲勛經過深思熟慮後，即於二月八日複電毛澤東，就分三類地區進行土改問題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首先對三類不同地區的概念作了界定，即：“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為老解放區。日本投降以後至全國大反攻時兩年內所占地方為半老解放區。大反攻以後所占地方為新解放區。此種分法，非常切合實際。因而在實行土改的內容與步驟上應有所不同。”他進而建議：由於陝甘寧邊區中農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會動搖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信心，挫傷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區不能搞貧農團領導一切，因為貧農團內有由於地壞、地遠、人口多而致貧的，有遇災禍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務正業(吃喝嫖賭)而變壞變窮的。這種貧農團一組織起來，就必然向中農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來;要把發揚民主與土改生產相結合，反對幹部強迫命令作風;解決中農負擔過重的問題，“這一傾向，十分危險，有壓倒中農、破壞農村經濟繁榮之勢”。習仲勛的意見再次受到黨中央的重視。毛澤東親筆修改校訂了習仲勛發來的電報稿，並批示：轉發晉綏、中工委、邯鄲局、華東局、華東工委、東北局。
習仲勛在領導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總結和推廣典型經驗指導全麵工作。綏德縣義合區黃家川村工作組，從老區實際出發，採取以抽肥補瘦、填平補齊方式調劑土地，既滿足了貧僱農的要求，又鞏固地團結了中農，促進了生產發展。習仲勛即以西北局名義上報中央並轉發各分區。中共中央肯定了黃家川經驗的普遍意義。三月十二日，毛澤東將黃家川經驗同晉察冀平山縣、晉綏區崞縣三個典型在全國推廣。習仲勛還寫了《關於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關於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若幹領導問題》等多篇文章，適時地總結經驗，指導邊區土地改革工作。他一再要求：“為了及時指導運動的健康進行，在領導方法上，各地委和縣委必須指派四五個到六七個能夠代表地委和縣委的負責幹部分頭巡視，隨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幫助各地總結經驗，交流經驗，這樣使黨的領導機關隨時了解運動發展的情況，抓住當前運動的每一重要環節，有效地把運動推向前進。”在全國解放戰爭正在進行中，習仲勛從實際出發提出的關於新老區土改的諸多思想觀點、工作建議，受到了黨中央、毛澤東的讚賞和採納，不僅在當時，以至在建國後的土地改革中，也發揮了很好的借鑑和指導作用。這些表現出他的務實精神和遠見卓識。
正是由於習仲勛和西北局其他同誌的共同努力，及時發現和糾正“左”的偏差，使陝甘寧邊區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占老區、半老區總人口一半(約六十萬人口)的地區中，調劑土地九十萬畝，徹底消滅了這些地方的封建剝削的土地製度，解放了生產力，發展了邊區的經濟建設，調動了廣大人民支援解放戰爭的積極性。
第16章 一切為了勝利
●全力配合前方作戰
當習仲勛集中精力領導陝甘寧邊區土地改革的時候，西北戰場局勢發生著轉折性的變化。自沙家店戰役後，西北野戰軍乘胡宗南集團慌忙南撤之機連續發起岔口、關莊追擊戰，和黃龍、延(長)清(澗)、第二次進攻榆林戰役、戰鬥，消滅了國民黨軍有生力量，恢複了陝甘寧邊區被敵人侵占的大部分失地，鞏固和擴大了解放區。繼而西北野戰軍在一九四八年冬季整訓中，通過以“訴苦三查”為主要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大大提高了部隊的軍政素質。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間，西北野戰軍遵照中央軍委關於轉入外線作戰的指示，以十一個旅六萬兵力圍城打援，在宜川、瓦子街地區一舉殲滅胡宗南主力一個整編軍部、兩個整編師、五個旅，近三萬人，創造了西北戰場上的一個空前大捷，陝北形勢發生根本改觀。接著又揮師南下，攻洛川、宜川，解放黃陵、宜君，收複甘泉、白水、富縣、黃龍山麓。在撤離延安一年間，共殲國民黨軍九萬九千多人，其中斃傷三萬五千人，生俘六萬三千多人，起義三百二十人，收複與解放縣城二十二座，將戰爭從陝北引向了渭河以北關中國民黨統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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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革命地區的農民，實際上已都不是貧農，而是中農;邊區的勞動英雄，還是勤苦勞動、熱愛邊區的，但因有餘糧往往被當成鬥爭對象，這與勞動致富方針不符，對黨對人民是莫大損失。擬規定，凡勞動英雄與幹部家庭在處理前必須經過超一級的批準。
(二)在土地革命地區中農占優勢，在抗日戰爭中經過減租減息地區，也發生了基本變化，這次所鬥爭過的地、富，實際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連續勞動在七年以上。應按現在的情形妥善對待，既不脫離群眾，又不多樹敵人。
(三)老區有些鄉村貧僱農很少。有的是好吃懶做，抽賭浪蕩致貧的，如由這些人領導土改，就等於把領導權交給壞人。在老區就要不怕中農當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眾在中農階層及一部分貧農中。
(四)不要再算老帳，不管重大或輕微的舊帳，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則會引起社會上極大動蕩，對我不利。
(五)隻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投敵分子，均採取感化爭取政策。
(六)對惡霸應有明確的定義，不能擴大化，特別不能株連其家人親屬。
(七)老區土地應以調劑為主。
(八)邊區土改要首先解決好人民生計，要同生產救災結合起來。
(九)救災中要形成一人一戶、一村一鄉去解決問題的新作風。
習仲勛的這份報告產生於他半個月時間的調查研究之後，掌握了大量的翔實可靠的事實依據，加上對各類材料、數據的分析研究、歸納梳理精心寫成的。他不僅客觀地反映土改運動真實情況，而且提出極富創見性和普遍指導性的真知灼見。
毛澤東在接到報告後第二天，即二十日複電習仲勛：
(一)十九日來信完全同意。
(二)望堅決糾正“左”的偏向。
(三)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麵因為糾正“左”而誤認為不要動。
毛澤東又將習仲勛的電報轉發全國各解放區，並批示：“完全同意習仲勛同誌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凡犯有‘左’的錯誤的地方，隻要領導機關處理得法，幾個星期即可糾正過來，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糾正。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麵因為糾正‘左’ 而誤解為不動。”
一月十九日，為了慎重對待黨外人士，習仲勛與馬明方聯名向各分區發出通知，指出：凡在土改過程中，對參加三三製的黨外人士，應慎重處理，縣以上非黨人士的處理，務希由地委提出意見，經西北局批準。縣以下及小學教師中的非黨人士，須經地委批準後，才能處理。
習仲勛的報告引發了毛澤東對全國不同地區土地改革的更多思考。二月六日，他又致電習仲勛等人，就在老解放區半老解放區及新解放區實行土地法的內容、步驟及農會的組織形式應有所不同問題，徵求他們的意見。電文最後寫道：“以上各點究應如何才算適宜，請井泉、仲勛於數日內電告，同時亦請一波電告自己的意見。”
習仲勛經過深思熟慮後，即於二月八日複電毛澤東，就分三類地區進行土改問題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首先對三類不同地區的概念作了界定，即：“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為老解放區。日本投降以後至全國大反攻時兩年內所占地方為半老解放區。大反攻以後所占地方為新解放區。此種分法，非常切合實際。因而在實行土改的內容與步驟上應有所不同。”他進而建議：由於陝甘寧邊區中農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會動搖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信心，挫傷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區不能搞貧農團領導一切，因為貧農團內有由於地壞、地遠、人口多而致貧的，有遇災禍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務正業(吃喝嫖賭)而變壞變窮的。這種貧農團一組織起來，就必然向中農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來;要把發揚民主與土改生產相結合，反對幹部強迫命令作風;解決中農負擔過重的問題，“這一傾向，十分危險，有壓倒中農、破壞農村經濟繁榮之勢”。習仲勛的意見再次受到黨中央的重視。毛澤東親筆修改校訂了習仲勛發來的電報稿，並批示：轉發晉綏、中工委、邯鄲局、華東局、華東工委、東北局。
習仲勛在領導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總結和推廣典型經驗指導全麵工作。綏德縣義合區黃家川村工作組，從老區實際出發，採取以抽肥補瘦、填平補齊方式調劑土地，既滿足了貧僱農的要求，又鞏固地團結了中農，促進了生產發展。習仲勛即以西北局名義上報中央並轉發各分區。中共中央肯定了黃家川經驗的普遍意義。三月十二日，毛澤東將黃家川經驗同晉察冀平山縣、晉綏區崞縣三個典型在全國推廣。習仲勛還寫了《關於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關於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若幹領導問題》等多篇文章，適時地總結經驗，指導邊區土地改革工作。他一再要求：“為了及時指導運動的健康進行，在領導方法上，各地委和縣委必須指派四五個到六七個能夠代表地委和縣委的負責幹部分頭巡視，隨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幫助各地總結經驗，交流經驗，這樣使黨的領導機關隨時了解運動發展的情況，抓住當前運動的每一重要環節，有效地把運動推向前進。”在全國解放戰爭正在進行中，習仲勛從實際出發提出的關於新老區土改的諸多思想觀點、工作建議，受到了黨中央、毛澤東的讚賞和採納，不僅在當時，以至在建國後的土地改革中，也發揮了很好的借鑑和指導作用。這些表現出他的務實精神和遠見卓識。
正是由於習仲勛和西北局其他同誌的共同努力，及時發現和糾正“左”的偏差，使陝甘寧邊區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占老區、半老區總人口一半(約六十萬人口)的地區中，調劑土地九十萬畝，徹底消滅了這些地方的封建剝削的土地製度，解放了生產力，發展了邊區的經濟建設，調動了廣大人民支援解放戰爭的積極性。
第16章 一切為了勝利
●全力配合前方作戰
當習仲勛集中精力領導陝甘寧邊區土地改革的時候，西北戰場局勢發生著轉折性的變化。自沙家店戰役後，西北野戰軍乘胡宗南集團慌忙南撤之機連續發起岔口、關莊追擊戰，和黃龍、延(長)清(澗)、第二次進攻榆林戰役、戰鬥，消滅了國民黨軍有生力量，恢複了陝甘寧邊區被敵人侵占的大部分失地，鞏固和擴大了解放區。繼而西北野戰軍在一九四八年冬季整訓中，通過以“訴苦三查”為主要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大大提高了部隊的軍政素質。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間，西北野戰軍遵照中央軍委關於轉入外線作戰的指示，以十一個旅六萬兵力圍城打援，在宜川、瓦子街地區一舉殲滅胡宗南主力一個整編軍部、兩個整編師、五個旅，近三萬人，創造了西北戰場上的一個空前大捷，陝北形勢發生根本改觀。接著又揮師南下，攻洛川、宜川，解放黃陵、宜君，收複甘泉、白水、富縣、黃龍山麓。在撤離延安一年間，共殲國民黨軍九萬九千多人，其中斃傷三萬五千人，生俘六萬三千多人，起義三百二十人，收複與解放縣城二十二座，將戰爭從陝北引向了渭河以北關中國民黨統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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