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任綏德專員的楊和亭迴憶說：“楊家溝會議後，習仲勛沒有迴西北局，就直接到了綏德地委糾偏。他和我住在一個房間，向我詳細了解綏德地區土改情況。第二天一早，義合延家川幾個農村向我反映說：義合和延家川兩個地方土改鬥死了八十多人。我迴去當即向習仲勛作了匯報。他聽罷即給西北局寫了糾偏電報。”
一月四日，即楊家溝會議結束後的第七天，習仲勛致信西北局並轉中共中央，就檢查綏屬各縣土地改革工作出現的問題，向中央作出匯報。全信內容包括五個方麵：
(一)毛澤東報告發表後，獲得了黨內外熱烈擁護，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軌道。幹部都覺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認為更有把握完成土地改革任務。
(二)蘇維埃時期的老區，有許多問題與抗戰時期情況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區成分一般定得高，群眾不滿意。其次中農多，貧僱農少。平分土地對我不利，最好以抽補方法解決少數農民少地或無地問題。第三，地主、舊富農也比新區少得多。如果在老區再沿用地主富農占中國農村百分之八左右的做法，必然會導致錯誤。第四，對老區地主，應查其剝削關係及是否參加勞動與時間長短來決定。第五，在老區發動群眾運動，要堅決反對“左傾形式主義”。【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三)綏德分區領導上雖有明確決定，但是，在群眾發動起來的地方，一般的都是過“左”。這種“左”的情緒，不是群眾原來就有的，而是幹部帶去的。要將運動引向正確的方向，這還是一件很艱苦的工作。
(四)在選貧農團、農會領導土改的成員中，要由能代表多數群眾利益，並為全村、全鄉群眾所擁護的人來擔任，工作團不能包辦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義。
(五)許多地方是搞群眾自發運動，這種為數不多的、盲目的、而為各種動機不純分子所鼓動起來的群眾鬥爭，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必將造成許多脫離群眾的惡果。對此，必須派得力幹部參加進去，改造和掌握領導，使自發運動變為群眾的自覺運動。他在信中特別指出：“陝甘寧邊區的老區(全國解放區的一塊特殊地區)是有許多問題同新區有其基本上的區別，望能在土改方針及方式上，隨時注意，適合當地的具體情況。”
時刻關注全國各解放區土地改革發展的毛澤東，看到習仲勛這封反映農村實際又頗具真知灼見的信後，心情十分欣慰，即於一月九日發來電報：
“賀龍、習仲勛及西北局各同誌：
(一)習仲勛同誌一月四日給西北局及中央關於邊區(老區)進行土改工作的信業已閱悉。
(二)我完全同意仲勛同誌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及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
(三)提議仲勛同誌巡視綏屬各縣(帶一電台聯繫各地委)，明方同誌巡視延屬各縣，每縣隻住幾天，不要耽擱太久，並請考慮派文瑞同誌(和他將問題說清楚)去三邊、隴東、關中巡視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一月五日，習仲勛從綏德到子洲縣檢查工作。七八日兩天，連續同延屬地委的負責同誌李景膺、李景林談話。九日，又約三邊分區的同誌了解土改運動進展情況，同時參加了子洲縣召開的土改檢討會，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此時，西北人民解放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在楊家溝小學舉行，而身為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前委委員的習仲勛未能與會，他正奉毛澤東之命，為糾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而在緊張奔波中。
習仲勛在子洲縣停留了九天，通過與各地領導座談和從群眾中調查訪問了解到，各縣普遍召開了土地改革會議，但是運動的發展還不平衡，特別是在已開展起來的地方，已經出現了一些人為了渾水摸魚大抓一把而鼓動起來的自發鬥爭，如子長縣欒家坪那裏的鬥爭簡直是幹部黨員的鬥爭。澗峪岔附近的四樸塔鬥一個反動舊保長，竟逼其妻剖腹自殺。交口五六十名群眾住在地主家裏鬥，殺羊宰雞，每日三餐，早上米飯，中晚饃饃麵條，吃喝了八九天，臨走時又亂拿一頓。八日，習仲勛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舉了子洲縣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九種不良現象：一是把中農甚至錯把貧農定成富農進行鬥爭，隻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鬥爭的對象。二是地主富農不加區別一律鬥爭和拷打，用刑很慘，把馬刀燒紅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燒，這是破壞黨的政策。肉刑一定要堅決廢除，任何共產黨員不得違犯，否則應該受到黨的紀律製裁。三是凡定為地主富農者，個個必鬥，鬥必打，打必拷，“大鍋裏頭煮牛頭”，把大量時間放在逼要地、富的底財上，將他們掃地出門。四是不艱苦地深入發動群眾，而是被搞所謂鬥爭沖昏了頭腦。五是在貧農和中農之間劃了一道鴻溝，把貧農團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確對待老黨員老幹部。七是曲解土地法關於暴力手段沒收土地的含義，認為就是要多弔拷人，多打死人，多用肉刑來貫徹土地法令。八是凡搞鬥爭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風，既不利於救災，又浪費了勝利果實。九是在土改運動中幹部包辦代替多，沒有形成群眾自覺的行動，要創造黨內一種新作風。習仲勛在信的最後一段特別談到了報紙對土改工作的重要指導作用。他說：《邊區群眾報》的確進步了，望堅持下來，力求改進。各地同誌反映都覺得能過癮，對他們有幫助，能起指導工作上的作用，我覺得更應以土改中的實際經驗，更有意識地解決運動中發現的一些普遍性的問題。這方麵的材料很多，望能很好地總結和報導，成為西北局很好的指示。關於救災問題，報紙要多寫文章和通訊，這是當前一件大事，群眾都眼望著共產黨到底怎樣辦。篇幅盡量維持四版，滿足幹部要求。請卓然同誌盡最大力量辦好報紙。寫完信後，習仲勛想起還有一件事要特別叮囑，又提筆寫道：“各地土改中鬥出之白洋元寶，可允許各縣有計劃地從敵區換糧食，這比定價收迴、政府處理更便利，更有積極意義，綏、米已這樣辦了。又及。”一月十日，西北局將習仲勛這份調查報告轉報中共中央。當時中央正在致力於糾正全國土改中的偏差，這份來自基層、事實充分、觀點明確、分析透徹的材料對中央正確地指導工作無疑是十分及時和寶貴的。當時已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的劉少奇看後批示：“留交中央各同誌閱。中央已閱。”
十四日晚，習仲勛經過近半月調查研究後迴到義合駐地，十五、十六日連續兩天主持召開西北局會議，進一步傳達和討論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精神，統一領導的思想認識，進而根據陝甘寧邊區的實際情況，把中央決定的各項政策具體化，提出使土地改革循正軌進行的步驟和辦法。十七日，又召開了有六百四十多人參加的邊區級幹部大會，傳達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習仲勛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有了毛主席的報告，天下大事一切都定了下來。特別在全國各解放區正普遍進行土改運動，在全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到進攻形勢下，這個報告非常重要，沒有它，中國革命還可能走一些彎路;有了它，就不會走彎路，更促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更快的勝利。由現在的勝利到全國新民主主義的勝利，現在一切方針-都有了，這就是毛主席的報告。”接著他聯繫陝甘寧邊區實際，講了八個方麵問題。邊區幹部會議後，習仲勛又召開了參加綏德延家川、義合兩區土改工作的工作團會議，同九十名與會幹部一起總結檢討工作，統一思想認識，明確方針政策。同時，由西北局副書記馬明方、組織部長馬文瑞帶隊，分別去三邊、隴東、關中等地檢查指導土地改革和救災工作。為了克服各級領導中的官僚主義，樹立踏實樸素的工作作風，西北局特通知各分區、縣負責同誌經常深入農村，到實際工作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堅決反對坐在機關指手畫腳、發號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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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四日，即楊家溝會議結束後的第七天，習仲勛致信西北局並轉中共中央，就檢查綏屬各縣土地改革工作出現的問題，向中央作出匯報。全信內容包括五個方麵：
(一)毛澤東報告發表後，獲得了黨內外熱烈擁護，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軌道。幹部都覺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認為更有把握完成土地改革任務。
(二)蘇維埃時期的老區，有許多問題與抗戰時期情況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區成分一般定得高，群眾不滿意。其次中農多，貧僱農少。平分土地對我不利，最好以抽補方法解決少數農民少地或無地問題。第三，地主、舊富農也比新區少得多。如果在老區再沿用地主富農占中國農村百分之八左右的做法，必然會導致錯誤。第四，對老區地主，應查其剝削關係及是否參加勞動與時間長短來決定。第五，在老區發動群眾運動，要堅決反對“左傾形式主義”。【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三)綏德分區領導上雖有明確決定，但是，在群眾發動起來的地方，一般的都是過“左”。這種“左”的情緒，不是群眾原來就有的，而是幹部帶去的。要將運動引向正確的方向，這還是一件很艱苦的工作。
(四)在選貧農團、農會領導土改的成員中，要由能代表多數群眾利益，並為全村、全鄉群眾所擁護的人來擔任，工作團不能包辦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義。
(五)許多地方是搞群眾自發運動，這種為數不多的、盲目的、而為各種動機不純分子所鼓動起來的群眾鬥爭，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必將造成許多脫離群眾的惡果。對此，必須派得力幹部參加進去，改造和掌握領導，使自發運動變為群眾的自覺運動。他在信中特別指出：“陝甘寧邊區的老區(全國解放區的一塊特殊地區)是有許多問題同新區有其基本上的區別，望能在土改方針及方式上，隨時注意，適合當地的具體情況。”
時刻關注全國各解放區土地改革發展的毛澤東，看到習仲勛這封反映農村實際又頗具真知灼見的信後，心情十分欣慰，即於一月九日發來電報：
“賀龍、習仲勛及西北局各同誌：
(一)習仲勛同誌一月四日給西北局及中央關於邊區(老區)進行土改工作的信業已閱悉。
(二)我完全同意仲勛同誌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及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
(三)提議仲勛同誌巡視綏屬各縣(帶一電台聯繫各地委)，明方同誌巡視延屬各縣，每縣隻住幾天，不要耽擱太久，並請考慮派文瑞同誌(和他將問題說清楚)去三邊、隴東、關中巡視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一月五日，習仲勛從綏德到子洲縣檢查工作。七八日兩天，連續同延屬地委的負責同誌李景膺、李景林談話。九日，又約三邊分區的同誌了解土改運動進展情況，同時參加了子洲縣召開的土改檢討會，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此時，西北人民解放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在楊家溝小學舉行，而身為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前委委員的習仲勛未能與會，他正奉毛澤東之命，為糾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而在緊張奔波中。
習仲勛在子洲縣停留了九天，通過與各地領導座談和從群眾中調查訪問了解到，各縣普遍召開了土地改革會議，但是運動的發展還不平衡，特別是在已開展起來的地方，已經出現了一些人為了渾水摸魚大抓一把而鼓動起來的自發鬥爭，如子長縣欒家坪那裏的鬥爭簡直是幹部黨員的鬥爭。澗峪岔附近的四樸塔鬥一個反動舊保長，竟逼其妻剖腹自殺。交口五六十名群眾住在地主家裏鬥，殺羊宰雞，每日三餐，早上米飯，中晚饃饃麵條，吃喝了八九天，臨走時又亂拿一頓。八日，習仲勛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舉了子洲縣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九種不良現象：一是把中農甚至錯把貧農定成富農進行鬥爭，隻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鬥爭的對象。二是地主富農不加區別一律鬥爭和拷打，用刑很慘，把馬刀燒紅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燒，這是破壞黨的政策。肉刑一定要堅決廢除，任何共產黨員不得違犯，否則應該受到黨的紀律製裁。三是凡定為地主富農者，個個必鬥，鬥必打，打必拷，“大鍋裏頭煮牛頭”，把大量時間放在逼要地、富的底財上，將他們掃地出門。四是不艱苦地深入發動群眾，而是被搞所謂鬥爭沖昏了頭腦。五是在貧農和中農之間劃了一道鴻溝，把貧農團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確對待老黨員老幹部。七是曲解土地法關於暴力手段沒收土地的含義，認為就是要多弔拷人，多打死人，多用肉刑來貫徹土地法令。八是凡搞鬥爭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風，既不利於救災，又浪費了勝利果實。九是在土改運動中幹部包辦代替多，沒有形成群眾自覺的行動，要創造黨內一種新作風。習仲勛在信的最後一段特別談到了報紙對土改工作的重要指導作用。他說：《邊區群眾報》的確進步了，望堅持下來，力求改進。各地同誌反映都覺得能過癮，對他們有幫助，能起指導工作上的作用，我覺得更應以土改中的實際經驗，更有意識地解決運動中發現的一些普遍性的問題。這方麵的材料很多，望能很好地總結和報導，成為西北局很好的指示。關於救災問題，報紙要多寫文章和通訊，這是當前一件大事，群眾都眼望著共產黨到底怎樣辦。篇幅盡量維持四版，滿足幹部要求。請卓然同誌盡最大力量辦好報紙。寫完信後，習仲勛想起還有一件事要特別叮囑，又提筆寫道：“各地土改中鬥出之白洋元寶，可允許各縣有計劃地從敵區換糧食，這比定價收迴、政府處理更便利，更有積極意義，綏、米已這樣辦了。又及。”一月十日，西北局將習仲勛這份調查報告轉報中共中央。當時中央正在致力於糾正全國土改中的偏差，這份來自基層、事實充分、觀點明確、分析透徹的材料對中央正確地指導工作無疑是十分及時和寶貴的。當時已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的劉少奇看後批示：“留交中央各同誌閱。中央已閱。”
十四日晚，習仲勛經過近半月調查研究後迴到義合駐地，十五、十六日連續兩天主持召開西北局會議，進一步傳達和討論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精神，統一領導的思想認識，進而根據陝甘寧邊區的實際情況，把中央決定的各項政策具體化，提出使土地改革循正軌進行的步驟和辦法。十七日，又召開了有六百四十多人參加的邊區級幹部大會，傳達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習仲勛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有了毛主席的報告，天下大事一切都定了下來。特別在全國各解放區正普遍進行土改運動，在全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到進攻形勢下，這個報告非常重要，沒有它，中國革命還可能走一些彎路;有了它，就不會走彎路，更促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更快的勝利。由現在的勝利到全國新民主主義的勝利，現在一切方針-都有了，這就是毛主席的報告。”接著他聯繫陝甘寧邊區實際，講了八個方麵問題。邊區幹部會議後，習仲勛又召開了參加綏德延家川、義合兩區土改工作的工作團會議，同九十名與會幹部一起總結檢討工作，統一思想認識，明確方針政策。同時，由西北局副書記馬明方、組織部長馬文瑞帶隊，分別去三邊、隴東、關中等地檢查指導土地改革和救災工作。為了克服各級領導中的官僚主義，樹立踏實樸素的工作作風，西北局特通知各分區、縣負責同誌經常深入農村，到實際工作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堅決反對坐在機關指手畫腳、發號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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