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新的任命,習仲勛深感責任重大,因為陝北戰場的形勢與黨中央的安危、同全國的戰局變化,緊密相連,息息相關。但是,他對戰爭的勝利充滿了信心。數十年後,他在迴憶這場“威武雄壯的戰爭奇觀”時,很少談到自己,而是高度評價了黨的領導、人民群眾的力量以及當時與他同時受命的彭德懷發揮的作用,這也許是當時信心的源泉。他說:“彭總是國內外享有盛名的軍事家,是中華民族引以為榮的傑出將帥。在解放戰爭時期的西北戰場上,他為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陝甘寧邊區,奮不顧身,勇往直前,在十倍於我之敵麵前,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堅決貫徹中央的戰略決策,依靠人民群眾的全力支援,依靠廣大指戰員的浴血奮戰,依靠他鋼鐵般的意誌和卓越的指揮才能,奇蹟似的克敵製勝,為中國革命戰爭史寫下了極其光輝的篇章。”


    為了適應戰爭環境的需要,以習仲勛為書記的西北局及各級黨政機關實行了組織形式和領導方式的轉變。中共中央西北局分別設立前線工作委員會和後方工作委員會。前線工委由習仲勛、張宗遜、王世泰、廖漢生、閻揆要、徐立清組成,隨西北野戰軍總部活動,開展軍隊的地方工作和群眾工作;後方工委以馬明方為書記,和邊區政府一起轉移,領導邊區中心和支前工作。


    彭德懷、習仲勛受命後,迅速調整了抗擊胡宗南集團進攻的戰術,即前線部隊白天以少量兵力守備要點,適時組織反衝擊;天黑以後發揮夜戰的特長,襲擊敵人。又經過三天激戰,敵軍仍被我阻於臨真、金盆灣一線。


    三月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部分成員在王家坪毛澤東窯洞開會,研究撤出延安和西北野戰兵團作戰問題。當時“敵機又來轟炸,有些炸彈就落到了附近。於是大家轉移到王家坪一個防空的石洞裏繼續開會。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總等,大家都席地而坐。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講了全國戰爭形勢,陝甘寧邊區目前的情況,還特別要求注意向那些對撤出延安想不通的幹部、戰士和群眾多做工作”。會後,彭德懷、習仲勛再三催促毛澤東趕快離開延安。習仲勛看到,毛澤東、周恩來盡管給大家講主動放棄延安的意義,但是,他們也和大家的心情一樣,在告別居住了十年之久的延安時,不免還是依依不捨。直到黃昏,胡宗南集團進攻延安的槍炮聲愈加迫近激烈,毛澤東得知中央和延安各機關、學校及群眾已安全轉移疏散完畢,才走出窯洞。彭德懷、習仲勛等一直送到了延河邊,深情地望著他們上了汽車向東駛去。習仲勛對這次送別記憶尤深,毛澤東離開延安時殷切囑咐的話語時常迴響在耳際:“延安我們不守,讓敵人把這個包袱背上,把幾十萬敵人拖到邊區,一直到把它拖垮。隻要一個月能消滅一個團,保證三年收複延安。”


    彭德懷、習仲勛送走毛澤東、周恩來返迴王家坪時,胡宗南部已進至延安城七裏舖。“炮聲隆隆,處處吃緊,戰爭形勢,至為嚴重。”但是習仲勛同彭德懷一起除派人繼續檢查了解延安機關和群眾的轉移情況外,還親自到西北局、聯防軍司令部駐地及楊家嶺等處檢查疏散情況。二十一時迴到王家坪,又對部隊行動作了部署。除派一支部隊在延安西北的安塞方向吸引敵人之外,主力部隊向延安東北六七十裏的青化砭地區集結,相機殲敵。深夜時分,槍炮聲更加迫近,延安城東的機場和大路屢遭炮彈襲擊。在場的同誌焦急催促彭、習趕快撤退。彭德懷卻鎮靜地說:“你們不要催,看到敵人進了延安城我才走。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這一撤退,對部隊和群眾都有很大影響,我們的指揮機關一定要堅持到最後才撤退,這樣大家心裏才穩當。”直至十九日拂曉,彭、習把一切安排停當後才沿王家坪北山一條小路向東北方向離去。


    當日上午,邊區部隊在完成阻擊任務後有序撤離延安。延安保衛戰勝利結束。


    二十日上午,彭德懷、習仲勛率野戰兵團、指揮機關人員抵青化砭西北的梁村,在這裏召開會議,正式成立西北野戰兵團指揮機構,張文舟、王政柱分任正副參謀長,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四月二日,中央軍委任命陝甘寧邊區副主席劉景範為野戰兵團後勤司令員。


    二十一日,習仲勛和彭德懷致電中央軍委:敵占延(安)後動向尚未判明。我各兵團力求隱蔽,自二十二日起暫休七天。邊區全麵部署今晚請中央批示後再發各區。這是彭德懷、習仲勛聯名發出的第一份電報。在以後轉戰陝北期間,他們聯名發給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以及中央、中央軍委拍發彭、習或彭、賀、習的電報達百餘份之多。由此,彭德懷、賀龍、習仲勛的名字和西北人民解放軍的浴血奮戰一起記人了史冊。


    ●青化砭殲敵


    青化砭位於延安東北五十餘裏處一條四十多裏長南北走向的蟠龍川中。一條通往瓦窯堡的大路穿過青化砭沿川而上,道路兩側是連綿的山地溝壑,便於部隊設伏隱蔽,是打伏擊的理想戰場。彭德懷、習仲勛的前線指揮所就設在青化砭西邊的梁村。


    節令已到春分,陝北高原的山地尚未解凍,春寒料峭,冷風颼颼,眼前一派荒涼、凋零和沉寂,人們很難想到,一場血與火交織的戰鬥即將在這裏打響。


    事情還須從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撤出延安說起。


    三月十九日下午,國民黨軍整編第一師進占延安空城。趾高氣揚的胡宗南得意忘形,吹噓取得了“俘敵五萬眾,繳獲武器彈藥無數”的所謂“輝煌戰果”。二十一日,蔣介石致電嘉獎胡:“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報之也,時閱捷報,無任欣慰!”並授以二等大綬雲麾勳章。其實,當胡宗南踏入延安頭腦發昏、恣意妄為之日,也就是其背上沉重包袱陷入四處碰壁之時。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領導人密切關注著戰爭風雲的變幻,適時而正確地調整軍事部署。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後,經延川、子長到了清澗,在清澗棗林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決定了:中共中央重大分工,即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機關和解放軍總部,堅持在陝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託的工作。隨後,又以葉劍英、楊尚昆為正副書記,率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大部分工作人員到晉西北地區,統籌中央後方工作。此前,毛澤東在子長縣任家山電告彭德懷:中央決定,在陝北不走。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留在陝北,對參與指揮邊區野戰部隊作戰的習仲勛來說,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他感到中央軍委、毛澤東直接領導西北戰場,粉碎國民黨軍的重點進攻、奪取西北戰場的勝利就有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和組織保障。但是,他也深知黨中央、毛澤東在轉戰陝北中的絕對安全,事關全局,責任重大,因而他無論對敵情形勢的判斷分析、地形地物的勘察、戰役戰鬥決心的定下,還是部隊政治思想工作、對敵工作、群眾工作的開展,甚至每一份電文、報告、指示、命令的起草,都極為嚴謹細緻,一絲不苟。他常說,軍中無戲言,指揮機關和指揮員的一言一行,都與戰士的流血犧牲、戰鬥勝敗連在一起。時任野戰軍副參謀長的王政柱曾迴憶說:仲勛同誌在野戰軍行軍作戰緊張環境中,除了協助彭總指揮作戰外,不顧疲勞,隨時隨地同邊區人民保持密切聯繫。他每到一個地方,不是找當地幹部座談,就是向群眾做調查研究,宣傳、動員、組織群眾堅持生產、克服困難、參加支前、戰勝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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