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顧委委員、時任綏德地委秘書長的安誌文迴憶此次學習會時說：“習仲勛同誌的發言，都是從路線上總結曆史教訓出發，從中汲取對現實鬥爭有用的經驗。他雖然也遭逮捕，坐了牢，受過刑，但他沒有計較個人恩怨。這種寬廣的胸懷和嚴於律己的精神，使當時我們參加會議的青年人受到了深刻教育。直至五十年後，我在南方看望他談起往事時，他說，迴顧我們黨的曆史，凡出現大的失誤，主要是由於‘左’的思想影響和幹擾，這一教訓是永遠值得記取的。”
一九四三年冬，習仲勛的家庭生活發生了重要變化，因與郝明珠性格不合、感情破裂而離婚。
●為五十二萬群眾服務
“為五十二萬群眾服務”，是習仲勛在綏德工作期間經常用來告誡自己、告誡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文化教育戰線同誌的一句話。
他把建設具有能夠適合抗日戰爭的需要、真正為全區人民服務又能兼顧各界利益的抗日民主政權，作為地委工作的頭等大事常抓不懈，以保證邊區政府政令暢通和各項社會事業的順利推進。
綏德地區是陝甘寧邊區政府“三三製”政權政策試行地區之一。早在一九四〇年粉碎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後，這裏就通過人民直接選舉，建立了統一戰線性質的縣鄉政權。當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四日，綏德臨時參議會召開。一些愛國民主人士如綏德的安文欽、劉紹庭、霍子樂、張哲卿，米脂的李鼎銘、姬伯雄、杜瑞蘭，佳縣的任文林，清澗的師道成、惠仁齊，吳堡的樊一平、王國宏等當選為參議員，安文欽為副議長。後安文欽、劉紹庭還分別被選為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和參議員。李鼎銘當選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
習仲勛經常提醒各級黨政組織和黨員幹部同黨外人士交朋友，注意聽取他們對中共組織和政權機關的建議，以不斷鞏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每逢參議會開會，他和參議員一起討論，廣泛聽取意見。他還請一些民主人士到地委來，讓他們對全區的工作建言獻策。由於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實行和習仲勛的努力工作，極大地調動了他們的抗日積極性。綏德縣士紳劉傑三，連任邊區三屆參議會議員。他將自己三個女兒都送往邊區和八路軍劇團當了演員，一時“姐妹三人同登台，宣傳抗日齊向前”在邊區傳為佳話。該縣籍另一位議員劉紹庭，原為國民黨二十二軍和鄧寶珊將軍的高級參議，他經常向該部通報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同時傳遞對方信息，對有效開展該部的統戰工作，保持良好的友鄰關係，促成最後起義發揮了積極作用。米脂縣的邊區參議員姬伯雄在中共中央“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號召的鼓舞及綏德地委的支持下，辦了有百餘名工人的新華紡織廠，產品不但支援了前線，而且緩解了全地區布匹奇缺的困難。
習仲勛重視統戰工作，也善於從曆史典故中汲取教益，啟發幹部，推動工作。一次晚飯後，他同地委幾位領導和延安魯藝派來的同誌聊天，他問大家：“三國時諸葛亮明知關羽重義氣，會放走曹操，為什麽還要派他去斷守華容道呢?”大家聽後不解其意，一時沒有答出。習仲勛自揭謎底迴答說：“這就有一個統一戰線問題，當時如果殺了曹操，東吳就會把劉備吃掉。劉備其時剛取荊州，並無多少兵將可用。”他接著又說：“為什麽劉備最後會敗呢?是因為他搞宗派主義，隻相信他的結拜兄弟，五虎上將除了馬超、黃忠都是他的結拜兄弟，後來也隻培養了一個薑維，後繼無人，以致最後‘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了。”一個平平常常的曆史故事，讓他道出了富有新意的政策話題，博得了大家一陣稱讚的笑聲。
一九四三年六月，習仲勛在綏德會見了即將赴重慶開會的國民黨愛國將領鄧寶珊將軍。鄧寶珊取道綏德是另有隱情的。當時國民黨中央電召駐榆林的第十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晉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赴重慶開會，並明令鄧寶珊“繞道寧夏赴渝”，以防鄧路經延安與共產黨人接觸。鄧寶珊對此令十分反感，仍決定經延安赴渝。習仲勛得知鄧從榆林起程後，即在綏德組織了隆重的歡迎儀式。這一天沿無定河畔的數裏大道旁站滿了歡迎的群眾。習仲勛和抗大總校校長徐向前等領導同誌策馬到遠郊，迎接鄧寶珊將軍到來，並盛情為之舉行了歡迎會。
習仲勛悉心地將鄧寶珊安排在城內開明士紳劉紹庭家中下榻，在這裏他們作了一次傾心交談。鄧寶珊向習仲勛談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對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政策的不滿情緒溢於言表。當他了解到習仲勛是富平縣人與胡景翼同鄉時，深深表示了對這位老朋友的懷念之情和對正在延安治病的續範亭的惦念。習仲勛仔細聽取鄧寶珊的每一句話，為這位深明民族大義的民主革命前輩的精神和品質所感動，由此開始了他們數十年的友好交往。鄧寶珊由綏德到延安後又特意在延停留七天。六月十七日和二十日，毛澤東在楊家嶺大禮堂和交際處兩次款待鄧寶珊將軍，表達了中共領導人對愛國人士的真誠情意。
習仲勛為民主政權建設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要求新生政權的工作人員時刻不要忘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要忘記屁股坐在哪一邊的問題。一九四四年秋，綏德地區召開司法會議，習仲勛在會上發表了《貫徹司法工作的正確方向》的講話。他說：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麵。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權中的一項重要建設，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樣，是替老百姓服務的。這樣，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實實把屁股放在老百姓這一方麵，坐得端端的。舊司法機關的屁股就不是坐在老百姓這一方麵的，是坐在少數統治者的懷裏。我們的司法工作的方針是要團結人民，教育人民，保護人民的正當權益。越是能使老百姓鄰裏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錢，不誤工，安心生產，這個司法工作就越算做得好。過去檢討警備區司法工作，曾有個別司法人員硬搬《六法全書》，侵害老百姓不少的利益，值得我們所有司法工作者大大地警惕。二、不當“官”和“老爺”。我們司法工作者，既是為老百姓服務，就應該站在老百姓中間，萬不能站在老百姓頭上。中國這個社會，老百姓怕“官”，怕“老爺”，是見慣了的(“官”和“老爺”，也喜歡老百姓怕他們)。但在我們這裏，假如有一個司法人員，仍然是“斷官司”、“過堂”板起麵孔，擺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個“官”，是個“老爺”，那就很糟糕。三、走出“衙門”，深入鄉村。司法工作，如果不是從團結老百姓、教育老百姓方麵著眼，隻會“斷官司”、“寫判決書”的話，即使官司斷得清楚，判決書寫得漂亮(實際上不可能辦到)，這個“斷官司”和“判決書”的本身仍將是失敗的。因為他和多數人民的利益相差很遠。千百件事件整天發生在人民中，最適當的解決辦法，也就在人民中。隻有通過人民才會解決得最快、最正確。我們不要以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實不然，新的創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尋。四、有出息和沒出息。我們個別司法幹部，認為做司法工作進步慢，沒出息。這種認識是極不正確的。我們司法幹部首先應該著重於想問題，在業務上多下功夫，刻苦鑽研。宋朝有位法官包拯，說會過陰，其實還不是蓋著被兒想問題。其次在工作中，應訂出自己經常的學習計劃，從學習業務、學習文化、學習曆史、學習社會常識各方麵，不斷提高自己。再其次應加強自己品質上的修養，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處處給他人做表率。果真如此做去，還說進步慢，沒出息的話，是沒有的事。
</br>
一九四三年冬，習仲勛的家庭生活發生了重要變化，因與郝明珠性格不合、感情破裂而離婚。
●為五十二萬群眾服務
“為五十二萬群眾服務”，是習仲勛在綏德工作期間經常用來告誡自己、告誡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文化教育戰線同誌的一句話。
他把建設具有能夠適合抗日戰爭的需要、真正為全區人民服務又能兼顧各界利益的抗日民主政權，作為地委工作的頭等大事常抓不懈，以保證邊區政府政令暢通和各項社會事業的順利推進。
綏德地區是陝甘寧邊區政府“三三製”政權政策試行地區之一。早在一九四〇年粉碎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後，這裏就通過人民直接選舉，建立了統一戰線性質的縣鄉政權。當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四日，綏德臨時參議會召開。一些愛國民主人士如綏德的安文欽、劉紹庭、霍子樂、張哲卿，米脂的李鼎銘、姬伯雄、杜瑞蘭，佳縣的任文林，清澗的師道成、惠仁齊，吳堡的樊一平、王國宏等當選為參議員，安文欽為副議長。後安文欽、劉紹庭還分別被選為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和參議員。李鼎銘當選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
習仲勛經常提醒各級黨政組織和黨員幹部同黨外人士交朋友，注意聽取他們對中共組織和政權機關的建議，以不斷鞏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每逢參議會開會，他和參議員一起討論，廣泛聽取意見。他還請一些民主人士到地委來，讓他們對全區的工作建言獻策。由於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實行和習仲勛的努力工作，極大地調動了他們的抗日積極性。綏德縣士紳劉傑三，連任邊區三屆參議會議員。他將自己三個女兒都送往邊區和八路軍劇團當了演員，一時“姐妹三人同登台，宣傳抗日齊向前”在邊區傳為佳話。該縣籍另一位議員劉紹庭，原為國民黨二十二軍和鄧寶珊將軍的高級參議，他經常向該部通報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同時傳遞對方信息，對有效開展該部的統戰工作，保持良好的友鄰關係，促成最後起義發揮了積極作用。米脂縣的邊區參議員姬伯雄在中共中央“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號召的鼓舞及綏德地委的支持下，辦了有百餘名工人的新華紡織廠，產品不但支援了前線，而且緩解了全地區布匹奇缺的困難。
習仲勛重視統戰工作，也善於從曆史典故中汲取教益，啟發幹部，推動工作。一次晚飯後，他同地委幾位領導和延安魯藝派來的同誌聊天，他問大家：“三國時諸葛亮明知關羽重義氣，會放走曹操，為什麽還要派他去斷守華容道呢?”大家聽後不解其意，一時沒有答出。習仲勛自揭謎底迴答說：“這就有一個統一戰線問題，當時如果殺了曹操，東吳就會把劉備吃掉。劉備其時剛取荊州，並無多少兵將可用。”他接著又說：“為什麽劉備最後會敗呢?是因為他搞宗派主義，隻相信他的結拜兄弟，五虎上將除了馬超、黃忠都是他的結拜兄弟，後來也隻培養了一個薑維，後繼無人，以致最後‘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了。”一個平平常常的曆史故事，讓他道出了富有新意的政策話題，博得了大家一陣稱讚的笑聲。
一九四三年六月，習仲勛在綏德會見了即將赴重慶開會的國民黨愛國將領鄧寶珊將軍。鄧寶珊取道綏德是另有隱情的。當時國民黨中央電召駐榆林的第十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晉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赴重慶開會，並明令鄧寶珊“繞道寧夏赴渝”，以防鄧路經延安與共產黨人接觸。鄧寶珊對此令十分反感，仍決定經延安赴渝。習仲勛得知鄧從榆林起程後，即在綏德組織了隆重的歡迎儀式。這一天沿無定河畔的數裏大道旁站滿了歡迎的群眾。習仲勛和抗大總校校長徐向前等領導同誌策馬到遠郊，迎接鄧寶珊將軍到來，並盛情為之舉行了歡迎會。
習仲勛悉心地將鄧寶珊安排在城內開明士紳劉紹庭家中下榻，在這裏他們作了一次傾心交談。鄧寶珊向習仲勛談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對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政策的不滿情緒溢於言表。當他了解到習仲勛是富平縣人與胡景翼同鄉時，深深表示了對這位老朋友的懷念之情和對正在延安治病的續範亭的惦念。習仲勛仔細聽取鄧寶珊的每一句話，為這位深明民族大義的民主革命前輩的精神和品質所感動，由此開始了他們數十年的友好交往。鄧寶珊由綏德到延安後又特意在延停留七天。六月十七日和二十日，毛澤東在楊家嶺大禮堂和交際處兩次款待鄧寶珊將軍，表達了中共領導人對愛國人士的真誠情意。
習仲勛為民主政權建設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要求新生政權的工作人員時刻不要忘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要忘記屁股坐在哪一邊的問題。一九四四年秋，綏德地區召開司法會議，習仲勛在會上發表了《貫徹司法工作的正確方向》的講話。他說：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麵。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權中的一項重要建設，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樣，是替老百姓服務的。這樣，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實實把屁股放在老百姓這一方麵，坐得端端的。舊司法機關的屁股就不是坐在老百姓這一方麵的，是坐在少數統治者的懷裏。我們的司法工作的方針是要團結人民，教育人民，保護人民的正當權益。越是能使老百姓鄰裏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錢，不誤工，安心生產，這個司法工作就越算做得好。過去檢討警備區司法工作，曾有個別司法人員硬搬《六法全書》，侵害老百姓不少的利益，值得我們所有司法工作者大大地警惕。二、不當“官”和“老爺”。我們司法工作者，既是為老百姓服務，就應該站在老百姓中間，萬不能站在老百姓頭上。中國這個社會，老百姓怕“官”，怕“老爺”，是見慣了的(“官”和“老爺”，也喜歡老百姓怕他們)。但在我們這裏，假如有一個司法人員，仍然是“斷官司”、“過堂”板起麵孔，擺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個“官”，是個“老爺”，那就很糟糕。三、走出“衙門”，深入鄉村。司法工作，如果不是從團結老百姓、教育老百姓方麵著眼，隻會“斷官司”、“寫判決書”的話，即使官司斷得清楚，判決書寫得漂亮(實際上不可能辦到)，這個“斷官司”和“判決書”的本身仍將是失敗的。因為他和多數人民的利益相差很遠。千百件事件整天發生在人民中，最適當的解決辦法，也就在人民中。隻有通過人民才會解決得最快、最正確。我們不要以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實不然，新的創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尋。四、有出息和沒出息。我們個別司法幹部，認為做司法工作進步慢，沒出息。這種認識是極不正確的。我們司法幹部首先應該著重於想問題，在業務上多下功夫，刻苦鑽研。宋朝有位法官包拯，說會過陰，其實還不是蓋著被兒想問題。其次在工作中，應訂出自己經常的學習計劃，從學習業務、學習文化、學習曆史、學習社會常識各方麵，不斷提高自己。再其次應加強自己品質上的修養，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處處給他人做表率。果真如此做去，還說進步慢，沒出息的話，是沒有的事。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