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中央、毛澤東關於審幹工作的重要指示傳達到綏德，對習仲勛等地區領導抵製和糾正“左”的錯誤，進而搞好甄別工作是極大的鼓勵和支持。習仲勛決定，先從“搶救運動”情況較重、問題較多的綏德師範學校開始，找一些黨員骨幹、學生代表到地委談話，幫助總結運動中出現偏差的經驗教訓。再由這些骨幹分頭對審查對象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實事求是地對待已出現的問題，共同扭轉假坦白造成的混亂局麵。
為了挽迴由於“搶救運動”在學生家長和社會上造成的不良影響，習仲勛邀請學生家長到綏師，一麵徵求意見，一麵宣傳黨的政策，做安撫人心工作。他還召集了有學生家長及幹部、群眾參加的三千人大會，進一步宣講毛澤東關於審幹的九條基本原則和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精神，特別強調“決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防奸政策。此後綏師的運動逐步走上正軌，對全地區的審幹整風運動產生了較好的影響和帶動作用。
他還主動作自我批評，向搞錯了的同誌賠禮道歉。時為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的白治民迴憶說：那時我們領導同誌頭腦也發熱，保安處的一位同誌就說：鬼頭鬼腦，鬼鬼祟祟，這麽大的娃娃也被特務拉了過去。一次習仲勛同誌主持會議，把西北局幹部科一個科員審得也“坦白”了。當時還懷疑一位教師有問題，以後都給予平反，習仲勛誠懇地對這些同誌說，他有責任。
進入甄別階段以後，習仲勛更是為糾正運動中的錯誤，平反冤假錯案廢寢忘食，竭盡心力。他說：“我們講黨性，我看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他親自找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同誌談話，幫助他們放下思想包袱，輕裝前進。時為《解放日報》駐綏德通訊處記者、後任習仲勛秘書的田方迴憶說：當綏德的整風學習進入審幹階段的時候，我們通訊處的負責人海燕、林堅夫婦懾於延安“搶救運動”出現人人自危的緊張氣氛，便私自出走，離開邊區。邊區保安處即下令通緝。當時通訊處三人黨小組，隻剩下我一人，也引起有關方麵的懷疑，因而心情非常緊張，唯恐大禍降臨，說不清楚。為此，習仲勛到通訊處同我談話，做調查研究。他聽了我的匯報表示，你和他夫婦倆隻是工作關係。他們的逃跑與你無關，你要安心工作，並協助黨組織繼續查明他們的問題。那時，通訊處在國民黨退役旅長、民主人士劉傑三的小別墅內辦公。習仲勛說，可不能隨便占用人家的私房呀!即讓我搬迴地委宣傳部辦公，並安排我代理《抗戰報》主編和抗敵書店經理職務，從而使我逃過被“搶救”的劫難。全國解放後曾在光明日報社擔任領導職務的殷參迴憶：習仲勛在綏德時，我在地區文協工作。整風審幹之時，我被作為“搶救”對象寫材料交代問題，不知寫了多少遍總是過不了關。後來又將我隔離審查好幾個月，最後在威逼之下隻好寫了一份假坦白材料。這樣才成了“坦白從寬”的失足者，恢複了自由。在此前後，習仲勛兩次找我談話。第一次他說，你的曆史經曆，總是可以搞清楚的。你有政治問題，一定要向組織講清楚，如果沒有，切不可亂說。後來他知道我“坦白”了，便非常嚴肅地說，假坦白不好，一騙組織，二害自己。你不該假坦白。他的兩次談話，表達了一種善意的提醒和真摯的對幹部愛護之情。後來，在他關心下，我的問題得以徹底澄清。
為了徹底地搞好甄別工作，經習仲勛提議，綏德地委舉辦了一個整風學習班，參加者主要是二三十名外來知識分子幹部。同時在學習班下設立了一個甄別小組。習仲勛到學習班作了動員講話。通過學習文件，提高認識和必要的內查外調，為每一個審查對象作出了符合實際的結論。為作了假坦白的人公開平反。地委《抗戰報》主編歐陽正是由重慶進入延安的知識分子。他在“搶救運動”中“坦白” 自己是特務的同時，又寫了一封“習仲勛轉毛主席”的信，信中說：“毛主席，習仲勛決定我是特務，我不是特務。”習仲勛看後把原信照轉毛澤東，同時指示甄別小組說：一定要實事求是搞好甄別工作，千萬不能冤枉一個好人。甄別小組通過向曾擔任南方局領導的博古發函調查，得到了歐陽正“由於搞地下工作無法在重慶立足，是由黨組織派赴延安的”答覆。習仲勛當即決定，為歐陽正作出不是特務的初步結論，並建議將該同誌調迴延安自然科學院工作。後來中央組織部通過調查，為其徹底平反，建國後還擔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部主任等職。
習仲勛還堅持為另一位假坦白的女青年作了徹底平反，她的名字叫聶眉初，解放後曾任《人民日報》群眾工作部主任。聶眉初十六歲跟隨舅父錢維人到了延安。搶救運動中錢維人被康生誣為特務，遭到逮捕。受其舅父株連，遠在綏德的聶眉初也在坦白大會承認了自己是“特務”。習仲勛不相信她的坦白，便指示甄別小組向康生寫信調查。但康生隻是在錢維人的旁證材料上寫了一句“僅供參考”幾個字便一推了之。地委在研究為聶眉初平反時，有的人主張不能平反，因為她是第一個上台“坦白”的。習仲勛態度鮮明地說：問題不在於是第一個、第二個，關鍵在於有沒有搞錯，搞錯了就得給人家平反。
當時的運動也波及部隊，習仲勛還陪同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一起到綏德警備司令部做部隊甄別平反工作，出席甄別平反幹部會並發表講話。
綏德地區在“搶救運動”中坦白出來的為數眾多的“特務”，經過甄別，除一人被暫掛了一段時間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複了名譽。
在甄別平反工作結束後，為了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根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綏德地區高級幹部學習小組，由習仲勛、徐向前負責。參加學習的有地委、專署、抗大和警備司令部的負責同誌李井泉、何長工、王尚榮、白治民等。學習聯繫大革命失敗後三次“左”的路線，特別是王明“左”傾錯誤對蘇區和白區工作所造成的危害，總結黨內路線鬥爭的曆史教訓。大家認真閱讀了由中央編印的題為《兩條路線》的曆史文獻讀本。徐向前、何長工、習仲勛等同誌分別介紹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各地蘇區的影響和危害。習仲勛著重介紹了劉誌丹、謝子長在創立陝甘蘇區和陝北蘇區過程中艱苦鬥爭的經曆。習仲勛也是這些蘇區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但是他沒有多談自己，而是很謙虛地說：我們是在多次失敗的教訓中，才懂得了要在橋山中段以南梁為中心建立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那時隻是樸素的唯物主義，在實踐中才懂得創建根據地的重要性。但是“左”傾路線的執行者卻認為這是“梢山主義”、“右傾逃跑路線”，於一九三五年秋將劉誌丹等一大批幹部當成所謂“反革命”予以逮捕，數百名革命同誌慘遭殺害。直到黨中央、毛澤東到達陝北後，才解除了錯誤肅反造成的嚴重危機，挽救了陝甘革命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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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挽迴由於“搶救運動”在學生家長和社會上造成的不良影響，習仲勛邀請學生家長到綏師，一麵徵求意見，一麵宣傳黨的政策，做安撫人心工作。他還召集了有學生家長及幹部、群眾參加的三千人大會，進一步宣講毛澤東關於審幹的九條基本原則和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精神，特別強調“決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防奸政策。此後綏師的運動逐步走上正軌，對全地區的審幹整風運動產生了較好的影響和帶動作用。
他還主動作自我批評，向搞錯了的同誌賠禮道歉。時為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的白治民迴憶說：那時我們領導同誌頭腦也發熱，保安處的一位同誌就說：鬼頭鬼腦，鬼鬼祟祟，這麽大的娃娃也被特務拉了過去。一次習仲勛同誌主持會議，把西北局幹部科一個科員審得也“坦白”了。當時還懷疑一位教師有問題，以後都給予平反，習仲勛誠懇地對這些同誌說，他有責任。
進入甄別階段以後，習仲勛更是為糾正運動中的錯誤，平反冤假錯案廢寢忘食，竭盡心力。他說：“我們講黨性，我看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他親自找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同誌談話，幫助他們放下思想包袱，輕裝前進。時為《解放日報》駐綏德通訊處記者、後任習仲勛秘書的田方迴憶說：當綏德的整風學習進入審幹階段的時候，我們通訊處的負責人海燕、林堅夫婦懾於延安“搶救運動”出現人人自危的緊張氣氛，便私自出走，離開邊區。邊區保安處即下令通緝。當時通訊處三人黨小組，隻剩下我一人，也引起有關方麵的懷疑，因而心情非常緊張，唯恐大禍降臨，說不清楚。為此，習仲勛到通訊處同我談話，做調查研究。他聽了我的匯報表示，你和他夫婦倆隻是工作關係。他們的逃跑與你無關，你要安心工作，並協助黨組織繼續查明他們的問題。那時，通訊處在國民黨退役旅長、民主人士劉傑三的小別墅內辦公。習仲勛說，可不能隨便占用人家的私房呀!即讓我搬迴地委宣傳部辦公，並安排我代理《抗戰報》主編和抗敵書店經理職務，從而使我逃過被“搶救”的劫難。全國解放後曾在光明日報社擔任領導職務的殷參迴憶：習仲勛在綏德時，我在地區文協工作。整風審幹之時，我被作為“搶救”對象寫材料交代問題，不知寫了多少遍總是過不了關。後來又將我隔離審查好幾個月，最後在威逼之下隻好寫了一份假坦白材料。這樣才成了“坦白從寬”的失足者，恢複了自由。在此前後，習仲勛兩次找我談話。第一次他說，你的曆史經曆，總是可以搞清楚的。你有政治問題，一定要向組織講清楚，如果沒有，切不可亂說。後來他知道我“坦白”了，便非常嚴肅地說，假坦白不好，一騙組織，二害自己。你不該假坦白。他的兩次談話，表達了一種善意的提醒和真摯的對幹部愛護之情。後來，在他關心下，我的問題得以徹底澄清。
為了徹底地搞好甄別工作，經習仲勛提議，綏德地委舉辦了一個整風學習班，參加者主要是二三十名外來知識分子幹部。同時在學習班下設立了一個甄別小組。習仲勛到學習班作了動員講話。通過學習文件，提高認識和必要的內查外調，為每一個審查對象作出了符合實際的結論。為作了假坦白的人公開平反。地委《抗戰報》主編歐陽正是由重慶進入延安的知識分子。他在“搶救運動”中“坦白” 自己是特務的同時，又寫了一封“習仲勛轉毛主席”的信，信中說：“毛主席，習仲勛決定我是特務，我不是特務。”習仲勛看後把原信照轉毛澤東，同時指示甄別小組說：一定要實事求是搞好甄別工作，千萬不能冤枉一個好人。甄別小組通過向曾擔任南方局領導的博古發函調查，得到了歐陽正“由於搞地下工作無法在重慶立足，是由黨組織派赴延安的”答覆。習仲勛當即決定，為歐陽正作出不是特務的初步結論，並建議將該同誌調迴延安自然科學院工作。後來中央組織部通過調查，為其徹底平反，建國後還擔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部主任等職。
習仲勛還堅持為另一位假坦白的女青年作了徹底平反，她的名字叫聶眉初，解放後曾任《人民日報》群眾工作部主任。聶眉初十六歲跟隨舅父錢維人到了延安。搶救運動中錢維人被康生誣為特務，遭到逮捕。受其舅父株連，遠在綏德的聶眉初也在坦白大會承認了自己是“特務”。習仲勛不相信她的坦白，便指示甄別小組向康生寫信調查。但康生隻是在錢維人的旁證材料上寫了一句“僅供參考”幾個字便一推了之。地委在研究為聶眉初平反時，有的人主張不能平反，因為她是第一個上台“坦白”的。習仲勛態度鮮明地說：問題不在於是第一個、第二個，關鍵在於有沒有搞錯，搞錯了就得給人家平反。
當時的運動也波及部隊，習仲勛還陪同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一起到綏德警備司令部做部隊甄別平反工作，出席甄別平反幹部會並發表講話。
綏德地區在“搶救運動”中坦白出來的為數眾多的“特務”，經過甄別，除一人被暫掛了一段時間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複了名譽。
在甄別平反工作結束後，為了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根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綏德地區高級幹部學習小組，由習仲勛、徐向前負責。參加學習的有地委、專署、抗大和警備司令部的負責同誌李井泉、何長工、王尚榮、白治民等。學習聯繫大革命失敗後三次“左”的路線，特別是王明“左”傾錯誤對蘇區和白區工作所造成的危害，總結黨內路線鬥爭的曆史教訓。大家認真閱讀了由中央編印的題為《兩條路線》的曆史文獻讀本。徐向前、何長工、習仲勛等同誌分別介紹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各地蘇區的影響和危害。習仲勛著重介紹了劉誌丹、謝子長在創立陝甘蘇區和陝北蘇區過程中艱苦鬥爭的經曆。習仲勛也是這些蘇區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但是他沒有多談自己，而是很謙虛地說：我們是在多次失敗的教訓中，才懂得了要在橋山中段以南梁為中心建立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那時隻是樸素的唯物主義，在實踐中才懂得創建根據地的重要性。但是“左”傾路線的執行者卻認為這是“梢山主義”、“右傾逃跑路線”，於一九三五年秋將劉誌丹等一大批幹部當成所謂“反革命”予以逮捕，數百名革命同誌慘遭殺害。直到黨中央、毛澤東到達陝北後，才解除了錯誤肅反造成的嚴重危機，挽救了陝甘革命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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