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生的錯誤指導下，“搶救失足者”運動像瘟疫一樣迅速在陝甘寧邊區蔓延開來。綏德地區的綏德師範、米脂中學和其他單位的審幹很短時間即演變成了一場肅反運動，而且發展得日益嚴重起來。恰在此時綏德師範發生了在校內牆上秘密貼出恐嚇信和暗中用石頭打人的事件，引起了地委特別重視，遂決定派地委宣傳部部長李華生到綏師蹲點，習仲勛也到綏師作了動員報告。
隨著審幹和清查內奸運動的深入和延安搶救運動的影響，綏德師範氣氛愈加緊張。學校門口站上了崗，被嚴密封鎖。綏師被看成是一個特務窩點，其推理邏輯是，綏德分區由共產黨接收時，有相當大一部分國民黨省立師範的教師留下來工作，這批教師中有一個暗藏的特務係統，這個係統發展了一批學生特務，特務範圍在綏德的本地學生中間。更為離奇的是，還查出了一個所謂的“特務美人計”組織。說這個組織的領導是一位語文教師，隊員是許多女孩子。“特務”的口號是：“我們的崗位，是在敵人床上。”而且按年紀分組，一年級叫“美人隊”，二年級叫“美人計”，三年級叫“春色隊”。一個叫劉國秀的女學生寫了一篇《我的墮落史》，登在了地委《抗戰報》上，由此引起許多十一二歲的“小特務”踴躍投稿。事情發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時在綏師學習並擔任支部書記的齊心迴憶說：隨著防奸運動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搶救失足者”運動的影響，一時間，逼供信、假坦白的氣氛籠罩在綏師的上空。有的被視為公開破壞案件，有的被作為重點審查對象。結果，全校師生不被懷疑者所剩無幾，在社會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學生家長意見很大，甚至對黨不滿。
習仲勛十分關注綏德師範運動情況，他的認識也隨著事態的變化而逐步加深，開始“坦白”出一些案件時，他與許多同誌一樣，相信暴露出的這些問題是可能存在的、真實的，隻有通過審幹才能達到純潔幹部隊伍的目的，以利革命事業的順利發展。但是當這些“坦白”愈來愈變得荒謬離奇，眾多師生受到傷害時，他的心情沉重了起來。眼前許多現象使他疑惑不解。他曾對人說：“這麽小的女學生，又沒有出去過，怎麽會當了特務呢?”
曆史的經驗證明，當黨內一種傾向如潮湧來時，靠個別人的力量，靠地方或部門的力量是很難擋得住的。在整風審幹出現的嚴重偏差麵前，習仲勛的思想經曆了一個由不自覺到比較自覺的過程，當他對問題嚴重性有了一定認識時，便盡其所能避免錯誤的發展和損失的擴大。他決定把綏師作為地委的重點來抓。為加強學校黨的領導，地委決定調綏德縣縣委書記宋養初擔任綏師黨總支書記。他還親自找學校的師生代表談話，調查研究，了解情況，以取得指導運動的主動權。
但是，“搶救運動”由於沒有在源頭上得到遏製，個別地方領導也開始不冷靜起來，“搶救運動”還是從學校發展到社會。於是，開鬥爭大會，先是鬥爭原來曾在國民黨政權供職後來參加了革命工作的人。這些人大部分被打成了“特務”。後來運動又指向了外來幹部，指向許多不遠萬裏投奔革命的青年。第一次“坦白”會在綏師召開。一位從四川來延安的大學生首先“坦白”自己是特務，有暗藏的手槍。繼而就有人得出結論說：四川偽黨的問題中央已發現了，要追查到底。【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地委機關的運動，是由每一個幹部在大家麵前“背誦”自己的曆史。自己每講一段，其他就提出“問題”詢問，以此判斷他在什麽樣情況下一定會當特務。有一位從上海投奔陝甘寧邊區的青年，隻是說了家庭曆史，就被誣為特務。他在廣眾之下，竟說自己的母親是妓女……對此，一位部門負責人還嫌溫度不夠，又介紹“當前反特鬥爭的形勢”說：現在延安黨中央那邊，已經查出國民黨有一種“紅旗政策”，這個政策就是盡量把共產黨員轉變為國民黨黨員，讓他們再迴到共產黨內，去“打著紅旗反紅旗”。特別是凡被捕過又釋放出來的共產黨員，無例外地都是“特務”。國民黨在監獄裏“短促突擊”，兩個小時就會把你變成特務。這一番報告，對一些為共產主義而坐過牢的人又是沉重一擊。
這場已走偏方向的“搶救運動”上下貫通，相互影響，愈演愈烈。進入十月以後，駐綏德西山寺的抗大的整風審幹也進入了“全麵突破特務嫌疑分子”的階段。其方法仍然是“即席坦白”、“五分鍾勸說”、“作報告”、“開大會”等，同時還發明了一種“照相”的方法，即開會時一批一批站在台上，以臉色神態變化來決定是否嫌疑分子。抗大總校當時有排以上幹部一千零五十二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多達六百零二人，占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七點二。綏德警備司令部及各團也集中起有問題或認為可疑的幹部四百二十五人，對他們進行“抓特務”，“抓假黨員”，體罰逼供，還將其中五人正式逮捕，關進綏德專署監獄。
經曆了陝甘革命根據地錯誤肅反的習仲勛，對“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鼓譟起來的狂熱給革命隊伍造成的危害，有著切膚之痛。他從眼前搶救運動的混亂現象中仿佛看到了一九三五年陝甘蘇區錯誤肅反時同室操戈的情景，當前的不正常現象，使他感到心頭一陣強烈震顫和焦慮不安。他利用作報告和個別談話等方式，提醒大家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對黨要忠實，要坦白，要說真話，不要說假話，誰要是亂說，就會起到特務所起不到的破壞作用。同時，他還打報告給黨中央和西北局，如實反映綏德地區發生的情況，建議中央及時製止“逼供信”，糾正“左”的偏向。這種敢說真話的精神在當時黨內政治生活極為緊張的情況下，實屬難能可貴。
●甄別糾錯
“搶救運動”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後果極為嚴重，這不能不引起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重視。中共中央曾開會指出：審幹中有逼供信的毛病，把思想問題弄成政治問題的，一定要平反，恢複弄錯者的名譽。毛澤東也曾說，“搶救”，我有懷疑，亂子就出在此，以後不可再用。並指示要收集甄別工作的經驗，召開邊區各分區甄別工作會議。
綏德的整風審幹運動也同樣引起了身在延安的毛澤東的關注。七月，他在棗園約請綏德分區專員袁任遠談話，首先詢問了綏德搞“搶救運動”的情況。毛澤東反覆強調說：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沒辦法，就亂講，講了你就信。然後，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講，結果越搞越大。我們過去在肅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訓。我們這次無論如何不搞逼供信，要調查研究，要重證據，沒有物證，也要有人證。不要聽人家一說，你就信以為真，要具體分析，不要輕信口供。對於有問題的人，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殺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殺了，將來如有證據確實是搞錯了，你雖然可以糾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複生，隻能恢複名譽。另外，也不要隨便捉人，你捉他幹什麽，他能跑到哪裏去?不久，毛澤東又在一份關於綏德反奸大會的材料上寫下如下批語：“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鬥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一個不殺，則特務敢於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則保衛機關隻處理小部，各機關學校自己處理大多數。須使各地委堅持此種政策。”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規定各地整風延長至一九四四年。同時指出：延安查出的兩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錯了或冤枉了，準備在最後清查時給予平反。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甄別工作。指出：對特務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與普通的，自覺的與被迫的，首要的與脅從的。有許多青年在抗戰初期加入國民黨，是為了抗日，不是錯誤，他們的錯誤是沒有向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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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審幹和清查內奸運動的深入和延安搶救運動的影響，綏德師範氣氛愈加緊張。學校門口站上了崗，被嚴密封鎖。綏師被看成是一個特務窩點，其推理邏輯是，綏德分區由共產黨接收時，有相當大一部分國民黨省立師範的教師留下來工作，這批教師中有一個暗藏的特務係統，這個係統發展了一批學生特務，特務範圍在綏德的本地學生中間。更為離奇的是，還查出了一個所謂的“特務美人計”組織。說這個組織的領導是一位語文教師，隊員是許多女孩子。“特務”的口號是：“我們的崗位，是在敵人床上。”而且按年紀分組，一年級叫“美人隊”，二年級叫“美人計”，三年級叫“春色隊”。一個叫劉國秀的女學生寫了一篇《我的墮落史》，登在了地委《抗戰報》上，由此引起許多十一二歲的“小特務”踴躍投稿。事情發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時在綏師學習並擔任支部書記的齊心迴憶說：隨著防奸運動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搶救失足者”運動的影響，一時間，逼供信、假坦白的氣氛籠罩在綏師的上空。有的被視為公開破壞案件，有的被作為重點審查對象。結果，全校師生不被懷疑者所剩無幾，在社會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學生家長意見很大，甚至對黨不滿。
習仲勛十分關注綏德師範運動情況，他的認識也隨著事態的變化而逐步加深，開始“坦白”出一些案件時，他與許多同誌一樣，相信暴露出的這些問題是可能存在的、真實的，隻有通過審幹才能達到純潔幹部隊伍的目的，以利革命事業的順利發展。但是當這些“坦白”愈來愈變得荒謬離奇，眾多師生受到傷害時，他的心情沉重了起來。眼前許多現象使他疑惑不解。他曾對人說：“這麽小的女學生，又沒有出去過，怎麽會當了特務呢?”
曆史的經驗證明，當黨內一種傾向如潮湧來時，靠個別人的力量，靠地方或部門的力量是很難擋得住的。在整風審幹出現的嚴重偏差麵前，習仲勛的思想經曆了一個由不自覺到比較自覺的過程，當他對問題嚴重性有了一定認識時，便盡其所能避免錯誤的發展和損失的擴大。他決定把綏師作為地委的重點來抓。為加強學校黨的領導，地委決定調綏德縣縣委書記宋養初擔任綏師黨總支書記。他還親自找學校的師生代表談話，調查研究，了解情況，以取得指導運動的主動權。
但是，“搶救運動”由於沒有在源頭上得到遏製，個別地方領導也開始不冷靜起來，“搶救運動”還是從學校發展到社會。於是，開鬥爭大會，先是鬥爭原來曾在國民黨政權供職後來參加了革命工作的人。這些人大部分被打成了“特務”。後來運動又指向了外來幹部，指向許多不遠萬裏投奔革命的青年。第一次“坦白”會在綏師召開。一位從四川來延安的大學生首先“坦白”自己是特務，有暗藏的手槍。繼而就有人得出結論說：四川偽黨的問題中央已發現了，要追查到底。【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地委機關的運動，是由每一個幹部在大家麵前“背誦”自己的曆史。自己每講一段，其他就提出“問題”詢問，以此判斷他在什麽樣情況下一定會當特務。有一位從上海投奔陝甘寧邊區的青年，隻是說了家庭曆史，就被誣為特務。他在廣眾之下，竟說自己的母親是妓女……對此，一位部門負責人還嫌溫度不夠，又介紹“當前反特鬥爭的形勢”說：現在延安黨中央那邊，已經查出國民黨有一種“紅旗政策”，這個政策就是盡量把共產黨員轉變為國民黨黨員，讓他們再迴到共產黨內，去“打著紅旗反紅旗”。特別是凡被捕過又釋放出來的共產黨員，無例外地都是“特務”。國民黨在監獄裏“短促突擊”，兩個小時就會把你變成特務。這一番報告，對一些為共產主義而坐過牢的人又是沉重一擊。
這場已走偏方向的“搶救運動”上下貫通，相互影響，愈演愈烈。進入十月以後，駐綏德西山寺的抗大的整風審幹也進入了“全麵突破特務嫌疑分子”的階段。其方法仍然是“即席坦白”、“五分鍾勸說”、“作報告”、“開大會”等，同時還發明了一種“照相”的方法，即開會時一批一批站在台上，以臉色神態變化來決定是否嫌疑分子。抗大總校當時有排以上幹部一千零五十二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多達六百零二人，占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七點二。綏德警備司令部及各團也集中起有問題或認為可疑的幹部四百二十五人，對他們進行“抓特務”，“抓假黨員”，體罰逼供，還將其中五人正式逮捕，關進綏德專署監獄。
經曆了陝甘革命根據地錯誤肅反的習仲勛，對“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鼓譟起來的狂熱給革命隊伍造成的危害，有著切膚之痛。他從眼前搶救運動的混亂現象中仿佛看到了一九三五年陝甘蘇區錯誤肅反時同室操戈的情景，當前的不正常現象，使他感到心頭一陣強烈震顫和焦慮不安。他利用作報告和個別談話等方式，提醒大家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對黨要忠實，要坦白，要說真話，不要說假話，誰要是亂說，就會起到特務所起不到的破壞作用。同時，他還打報告給黨中央和西北局，如實反映綏德地區發生的情況，建議中央及時製止“逼供信”，糾正“左”的偏向。這種敢說真話的精神在當時黨內政治生活極為緊張的情況下，實屬難能可貴。
●甄別糾錯
“搶救運動”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後果極為嚴重，這不能不引起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重視。中共中央曾開會指出：審幹中有逼供信的毛病，把思想問題弄成政治問題的，一定要平反，恢複弄錯者的名譽。毛澤東也曾說，“搶救”，我有懷疑，亂子就出在此，以後不可再用。並指示要收集甄別工作的經驗，召開邊區各分區甄別工作會議。
綏德的整風審幹運動也同樣引起了身在延安的毛澤東的關注。七月，他在棗園約請綏德分區專員袁任遠談話，首先詢問了綏德搞“搶救運動”的情況。毛澤東反覆強調說：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沒辦法，就亂講，講了你就信。然後，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講，結果越搞越大。我們過去在肅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訓。我們這次無論如何不搞逼供信，要調查研究，要重證據，沒有物證，也要有人證。不要聽人家一說，你就信以為真，要具體分析，不要輕信口供。對於有問題的人，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殺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殺了，將來如有證據確實是搞錯了，你雖然可以糾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複生，隻能恢複名譽。另外，也不要隨便捉人，你捉他幹什麽，他能跑到哪裏去?不久，毛澤東又在一份關於綏德反奸大會的材料上寫下如下批語：“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鬥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一個不殺，則特務敢於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則保衛機關隻處理小部，各機關學校自己處理大多數。須使各地委堅持此種政策。”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規定各地整風延長至一九四四年。同時指出：延安查出的兩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錯了或冤枉了，準備在最後清查時給予平反。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甄別工作。指出：對特務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與普通的，自覺的與被迫的，首要的與脅從的。有許多青年在抗戰初期加入國民黨，是為了抗日，不是錯誤，他們的錯誤是沒有向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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