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家橋減租減息的經驗，對全綏德地區也產生了積極影響，調動和激發了農民群眾開展大生產運動的積極性。綏德地區人多地少，大部分土地還為地主富農所有，因而對廣大農民剝削甚為嚴重。根據這一特殊情況，習仲勛十分注意在減租減息中將一般的號召變成一場有組織的普遍的群眾運動。農村成立起農會、減租會，組織發動農民減租減息。據一九四三年十至十二月統計，綏德縣六個區、米脂縣三個區、子洲縣五個區、清澗三個半鄉及佳縣個別村，除按條例減租外，勾欠三萬一千七百三十二點八二石，退租一千八百四十二點七三石，並抽約換約同時進行土地迴贖。至一九四三年後，綏德地區地主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賣給了農民，極大地改善了廣大貧僱農的生產生活條件。
郝家橋移民經驗也在全地區範圍內得以迅速推廣。習仲勛指示黨政軍機關反覆宣傳邊區政府鼓勵移民南下的決定：無地、少地的移民開墾國有荒地，就取得對土地的所有權;開荒耕種三年免繳公糧;墾區政府千方百計解決移民的土地、住窯、糧食、農具等困難。在當地黨委、政府周密安排組織下，一批批移民自願離開家鄉，結隊南下。一九四四年春，佳縣農民李增正帶百多人的移民大隊，步行二百五十多公裏南下延安，途經綏德，地委、公署領導為之舉行了熱烈歡送晚會。這些農民一路高唱自己編寫的民歌，抒發內心對黨的移民政策的擁護之情。歌詞唱道：
佳縣移民走延安，
一定要墾南勞山，
不過幾年你來看，
唿兒咳喲!
盡是一片米糧川!
叫老鄉，仔細聽，
移民開荒真光榮，
各州府縣來歡迎，
唿兒咳喲!
送了好多慰問品!
習仲勛從在郝家橋蹲點調查開始，就與當地群眾建立了深厚感情，尤其是與劉玉厚這位農民朋友數十年的親密交往和友誼更是感人至深。劉玉厚的事跡在陝甘寧邊區傳播後，即被樹為全邊區特等勞動英雄。解放戰爭中，他作為支前擔架隊成員參加“三戰三捷”和隴東戰役，後擔任西北野戰軍第三縱隊營教導員、後勤保管員等職。一九四九年九月，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並被推選為會議八十九名主席團成員之一，與黨和國家領導人共商國是。十月一日，參加了開國大典。一九五〇年，作為全國特等勞模出席第一次工農兵勞動模範代表大會。習仲勛、王震、劉景範等領導同誌一直與他保持著密切聯繫。一九九五年秋，劉玉厚逝世。習仲勛聞知後寫下了“劉玉厚同誌是陝甘寧邊區著名農業勞動英雄，優秀共產黨員”的題詞，表達了深切的懷念之情。
●從整風審幹到搶救運動
當習仲勛致力於綏德地區大生產運動的同時，整風運動也遵照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在黨政機關、部隊、學校深入進行著。身負一個地方領導責任的習仲勛仍一如既往地忠實貫徹和執行上級的指示，維護大局。當出現曲折複雜的局麵時，他注重調查研究冷靜思考，保持清醒的頭腦，把握方向，謹慎決策，力求減少失誤。
習仲勛在郝家橋調查之時，地委已收到了中共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決定要求以一年為期，完成全黨的整風，目標是糾正幹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與審查幹部、清查內奸。當時延安各機關已結束整風學習和檢查工作，開始分期分批進入審查幹部的新階段。
中央作出審查幹部和清查內奸的決定，是基於當時國民黨對付共產黨的手段重點由屠殺變為策動自首和派遣特務政策，延安、榆林等地的特務機關分股襲擾邊區的事屢有發生。因而中央在決定審幹的同時，把清查內奸作為一項重要而極嚴肅的任務。然而，由於對敵情的估計過分嚴重，對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幹部政治情況看得過於複雜，所以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偏差。特別是時任社會部長的康生在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在中央決定下達前的一個晚上已拘捕了二百六十多名幹部，一時造成人心恐慌。當時，中央在書記處領導下成立了反內奸鬥爭專門委員會，要求在五、六、七三個月內，對幹部進行防奸教育和階級教育，恢複了由康生主持的中央總學委會。同時責成各機關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肅清內奸，教育幹部，重證據，不要輕信口供，審訊時不要動刑。
但是，主持此項工作的康生卻置毛澤東和中央的指示於不顧，致使整風審幹工作嚴重走偏了方向。他認為“特務如麻”，“特務是一個世界性、群眾性問題”。他在社會部所屬的西北公學用逼供手段製造了一個張克勤“坦白”典型。汙衊甘肅的地下黨是“紅旗黨”，河南省委是假黨、“紅皮蘿蔔”，進而說大後方的黨組織靠不住，是被國民黨收買的“紅旗黨”。七月十五日，康生又在中直機關幹部大會上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會後，各機關掀起了一個搶救失足者運動。原來比較謹慎的邊區政府係統也接連開了三次“搶救”大會。“據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李維漢迴憶：邊區政府機關共有工作人員三四百人，受‘搶救’的百餘人，比例是很大的。其中約二三十人嫌疑較大，送保安處;五十餘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學院(臨時審查機關)。”僅延安就審查出兩千多人。當時也有人當麵向康生提出疑問，但康生頤指氣使，以勢壓人，致使許多人不敢說話。在這樣的氣氛下，綏德地委的整風審幹工作出現偏差和曲折就在所難免了。
當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一係列文件傳送綏德的時候，綏德地委還是按照上級的部署和統一口徑向黨政機關、學校等作了傳達。習仲勛主持召開了地委機關的動員會。應當說，從習仲勛等地委領導到普通的黨員幹部，他們或長或短地接受黨的教育多年，無論是遵守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義務，還是黨性原則修養，都不可能對來自黨中央的聲音持懷疑觀望態度，他們都是抱著滿腔的熱情和“遊子還家的感覺投奔延安的”，因而對黨發動的每一次運動都抱有良好的願望，都期望有利於黨和人民的事業。
由於曆史上的經驗教訓和綏德地區複雜的政治情況，習仲勛在整風轉入審幹時還是小心謹慎的。這時綏德來了一大批幹部和外地知識分子，如韓天石到了佳縣，馮文彬到了米脂縣，作家柳青也在綏德縣當鄉文書。較為知名的還有馬洪等人也到了綏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張聞天和夫人劉英深入到米脂縣楊家溝進行農村調查研究。由於處於戰爭時期，環境較為封閉，對大批來自各地的幹部怎麽審查，對於通過統一戰線留下來的舊職人員如何對待，還有參加到人民政權中的民主人士作何處理等，一時成為擺在地委麵前較為困難的一項工作。習仲勛經過反覆考慮，決定派地委秘書長安誌文到延安向西北局請示匯報整風審幹工作。不料安誌文到達延安後，延安的搶救運動已搞得很緊張了。西北局領導即請來了主持此項工作的康生一起聽取匯報。安誌文近六十年後迴憶說：仲勛同誌對綏德審查幹部考慮較多，態度也很慎重。他派我去西北局匯報。我向西北局領導傳達了仲勛的意見，特別強調了綏德是個新區，政治較為複雜，幹部又來自四麵八方，究竟怎樣進行審幹，地委請求上級給予指示。誰知同時聽取匯報的康生反倒批評起綏德地區對敵情重視不夠，強調要反對國民黨的“紅旗政策”，說我們有些地方的共產黨實際上是國民黨的“紅旗黨”、“水蘿蔔黨”，“外紅內白”等等，並責成綏德地區也要像延安一樣開展“搶救失足者”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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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家橋移民經驗也在全地區範圍內得以迅速推廣。習仲勛指示黨政軍機關反覆宣傳邊區政府鼓勵移民南下的決定：無地、少地的移民開墾國有荒地，就取得對土地的所有權;開荒耕種三年免繳公糧;墾區政府千方百計解決移民的土地、住窯、糧食、農具等困難。在當地黨委、政府周密安排組織下，一批批移民自願離開家鄉，結隊南下。一九四四年春，佳縣農民李增正帶百多人的移民大隊，步行二百五十多公裏南下延安，途經綏德，地委、公署領導為之舉行了熱烈歡送晚會。這些農民一路高唱自己編寫的民歌，抒發內心對黨的移民政策的擁護之情。歌詞唱道：
佳縣移民走延安，
一定要墾南勞山，
不過幾年你來看，
唿兒咳喲!
盡是一片米糧川!
叫老鄉，仔細聽，
移民開荒真光榮，
各州府縣來歡迎，
唿兒咳喲!
送了好多慰問品!
習仲勛從在郝家橋蹲點調查開始，就與當地群眾建立了深厚感情，尤其是與劉玉厚這位農民朋友數十年的親密交往和友誼更是感人至深。劉玉厚的事跡在陝甘寧邊區傳播後，即被樹為全邊區特等勞動英雄。解放戰爭中，他作為支前擔架隊成員參加“三戰三捷”和隴東戰役，後擔任西北野戰軍第三縱隊營教導員、後勤保管員等職。一九四九年九月，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並被推選為會議八十九名主席團成員之一，與黨和國家領導人共商國是。十月一日，參加了開國大典。一九五〇年，作為全國特等勞模出席第一次工農兵勞動模範代表大會。習仲勛、王震、劉景範等領導同誌一直與他保持著密切聯繫。一九九五年秋，劉玉厚逝世。習仲勛聞知後寫下了“劉玉厚同誌是陝甘寧邊區著名農業勞動英雄，優秀共產黨員”的題詞，表達了深切的懷念之情。
●從整風審幹到搶救運動
當習仲勛致力於綏德地區大生產運動的同時，整風運動也遵照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在黨政機關、部隊、學校深入進行著。身負一個地方領導責任的習仲勛仍一如既往地忠實貫徹和執行上級的指示，維護大局。當出現曲折複雜的局麵時，他注重調查研究冷靜思考，保持清醒的頭腦，把握方向，謹慎決策，力求減少失誤。
習仲勛在郝家橋調查之時，地委已收到了中共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決定要求以一年為期，完成全黨的整風，目標是糾正幹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與審查幹部、清查內奸。當時延安各機關已結束整風學習和檢查工作，開始分期分批進入審查幹部的新階段。
中央作出審查幹部和清查內奸的決定，是基於當時國民黨對付共產黨的手段重點由屠殺變為策動自首和派遣特務政策，延安、榆林等地的特務機關分股襲擾邊區的事屢有發生。因而中央在決定審幹的同時，把清查內奸作為一項重要而極嚴肅的任務。然而，由於對敵情的估計過分嚴重，對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幹部政治情況看得過於複雜，所以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偏差。特別是時任社會部長的康生在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在中央決定下達前的一個晚上已拘捕了二百六十多名幹部，一時造成人心恐慌。當時，中央在書記處領導下成立了反內奸鬥爭專門委員會，要求在五、六、七三個月內，對幹部進行防奸教育和階級教育，恢複了由康生主持的中央總學委會。同時責成各機關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肅清內奸，教育幹部，重證據，不要輕信口供，審訊時不要動刑。
但是，主持此項工作的康生卻置毛澤東和中央的指示於不顧，致使整風審幹工作嚴重走偏了方向。他認為“特務如麻”，“特務是一個世界性、群眾性問題”。他在社會部所屬的西北公學用逼供手段製造了一個張克勤“坦白”典型。汙衊甘肅的地下黨是“紅旗黨”，河南省委是假黨、“紅皮蘿蔔”，進而說大後方的黨組織靠不住，是被國民黨收買的“紅旗黨”。七月十五日，康生又在中直機關幹部大會上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會後，各機關掀起了一個搶救失足者運動。原來比較謹慎的邊區政府係統也接連開了三次“搶救”大會。“據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李維漢迴憶：邊區政府機關共有工作人員三四百人，受‘搶救’的百餘人，比例是很大的。其中約二三十人嫌疑較大，送保安處;五十餘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學院(臨時審查機關)。”僅延安就審查出兩千多人。當時也有人當麵向康生提出疑問，但康生頤指氣使，以勢壓人，致使許多人不敢說話。在這樣的氣氛下，綏德地委的整風審幹工作出現偏差和曲折就在所難免了。
當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一係列文件傳送綏德的時候，綏德地委還是按照上級的部署和統一口徑向黨政機關、學校等作了傳達。習仲勛主持召開了地委機關的動員會。應當說，從習仲勛等地委領導到普通的黨員幹部，他們或長或短地接受黨的教育多年，無論是遵守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義務，還是黨性原則修養，都不可能對來自黨中央的聲音持懷疑觀望態度，他們都是抱著滿腔的熱情和“遊子還家的感覺投奔延安的”，因而對黨發動的每一次運動都抱有良好的願望，都期望有利於黨和人民的事業。
由於曆史上的經驗教訓和綏德地區複雜的政治情況，習仲勛在整風轉入審幹時還是小心謹慎的。這時綏德來了一大批幹部和外地知識分子，如韓天石到了佳縣，馮文彬到了米脂縣，作家柳青也在綏德縣當鄉文書。較為知名的還有馬洪等人也到了綏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張聞天和夫人劉英深入到米脂縣楊家溝進行農村調查研究。由於處於戰爭時期，環境較為封閉，對大批來自各地的幹部怎麽審查，對於通過統一戰線留下來的舊職人員如何對待，還有參加到人民政權中的民主人士作何處理等，一時成為擺在地委麵前較為困難的一項工作。習仲勛經過反覆考慮，決定派地委秘書長安誌文到延安向西北局請示匯報整風審幹工作。不料安誌文到達延安後，延安的搶救運動已搞得很緊張了。西北局領導即請來了主持此項工作的康生一起聽取匯報。安誌文近六十年後迴憶說：仲勛同誌對綏德審查幹部考慮較多，態度也很慎重。他派我去西北局匯報。我向西北局領導傳達了仲勛的意見，特別強調了綏德是個新區，政治較為複雜，幹部又來自四麵八方，究竟怎樣進行審幹，地委請求上級給予指示。誰知同時聽取匯報的康生反倒批評起綏德地區對敵情重視不夠，強調要反對國民黨的“紅旗政策”，說我們有些地方的共產黨實際上是國民黨的“紅旗黨”、“水蘿蔔黨”，“外紅內白”等等，並責成綏德地區也要像延安一樣開展“搶救失足者”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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