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綏德人口眾多和特殊的地理環境，對陝甘寧邊區全局發生著重要影響，所以黨中央、毛澤東決定將在陝甘寧邊區南大門工作富有成效的習仲勛調至北大門主持工作，足見用意深遠。
習仲勛到達綏德後即到地委機關駐地的九貞觀和同誌們見麵。
九貞觀位於縣城西門內的雕陽山，是明清時代一座道觀，分為前後院。習仲勛被安排在後院一孔朝南的窯洞裏住了下來，既作宿舍，也是辦公室。習仲勛特地把毛澤東寫在漂白布上的“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掛在牆上，以時刻鞭策自己。習仲勛的到來受到了春節前到職的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自治民等領導同誌的歡迎。地委的同誌還在九貞觀大院的牆壁上貼上了紅綠色的標語，上麵寫著“歡迎習仲勛同誌來綏德地委領導工作”等語，表達了對這位青年領導者的信賴與擁戴。
在習仲勛來綏德前，八路軍一二〇師獨立第一旅接替綏德警備司令部防務，同時受中共綏德地委和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領導。習仲勛兼綏德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獨一旅旅長王尚榮兼任警備司令部司令員。三月中旬，以徐向前、何長工為正副校長、李井泉為政治委員的抗大總校從河北省邢台縣漿鎮遷至綏德西山寺。一些從前方迴來的軍事幹部即留在抗大學習。同時，中央還在綏德設立青年幹部學校。一時眾多的高級幹部雲集綏德，無疑加強了這一地區的領導力量。當時，中央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這對於任地委書記的習仲勛來說，既要兼顧全局，抓好全盤，又要做好各方的組織協調工作。
習仲勛通過走訪調查，座談討論，廣泛聽取幹部、群眾包括地方士紳等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意見，很快對綏德地區的曆史和現實有了全麵的了解，尤其對抗戰以來該區複雜的政治狀況與鬥爭形勢做到了心中有數。
早在蘇維埃運動時期，綏德就是嚴重的赤白對立地方之一。一九三七年冬，當日本侵略軍進逼黃河東岸，妄圖西犯之時，中共中央就十分關注陝甘寧邊區北大門——綏德地區的安全。經國共雙方商定，特劃綏(德)、米(脂)、佳(縣)、吳(堡)、清(澗)五縣為綏德警備區。毛澤東電令中央軍委總參謀部第四局局長陳奇涵任警備區司令員。同時，中共中央決定在警備區建立秘密的中共綏德特委，機關設在綏德警備司令部內，對外以警備司令部民運科發生關係。特委下轄綏德、米脂、佳縣、吳堡、清澗五個縣委。為了鞏固河防，邊區政府於一九三八年九月於綏德界首村設立河防縣，管轄吳堡、清澗、綏德各一部分區域，同時成立中共河防縣委，隸屬綏德特委領導。
但是，國民黨陝西省政府在綏德地區卻委派了一個第二行政督察專員何紹南。隨著國民黨頑固派製造反共磨擦的加劇，何紹南利用自己與侵華日軍阪垣師團長曾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而又頗得蔣介石器重的關係，便成為一個政治上極端反動、蓄意製造磨擦的反共專家。他以確保“地方治安”為名，調來保安隊兵力四百餘名，又收買兵痞、土匪等，合編成五個保安隊，分駐各縣，製造磨擦。其在綏德兩年，多次綁架、暗殺共產黨工作人員，公開襲擊八路軍官兵，貪汙侵吞群眾錢財和救災賑款，製造了大量磨擦事件。中共綏德特委領導警備區軍民同何紹南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為了徹底粉碎何紹南製造的反共磨擦，加強河防，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將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從抗日前線調迴綏德，接替陳奇涵防務。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兼綏德警備司令部司令員。翌年二月，何紹南畏罪逃離綏德，陝甘寧邊區領導下的綏德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成立，王震兼任專員直至一九四三年一月。此後，警備區五縣黨的組織開始公開活動，各級抗日民主政權相繼建立，中共特委機關公開對外辦公。【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認識到由於曆史的原因，特別是何紹南的反動統治，加之國民黨連續對邊區發動武裝磨擦和王明右傾錯誤的影響，幹部成分比較複雜，思想認識比較模糊，許多群眾對共產黨缺乏認識，政治覺悟較低，還有人幻想反動軍閥何紹南捲土重來。據此，習仲勛根據西北局高幹會議精神和毛澤東的指示，結合形勢和任務及綏德實際提出：深入調查研究，擴大黨的宣傳，用黨的宗旨、方針、政策宣傳教育幹部群眾，同時做到整風、生產兩不誤。鑑於綏德當時由中央和各根據地調來幹部較多，又有當地幹部和一些舊職員教師等實際情況，他提出要正確處理好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當地幹部和外來幹部、工農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的關係，彼此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共同進步。對於留在機關、學校中的舊職員，也要著眼於他們身上的積極因素，做好教育轉化工作，使他們更好地為人民政權和其他社會事業服務。
後來的實踐證明，習仲勛提出的這些意見，是很有見地、符合實際的，對於調動全地區軍民抗日熱情，團結各方人士，推動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這時的習仲勛還不足三十歲，但已擔負起領導陝甘寧邊區三分之一人口的地區的曆史重任。
●郝家橋調查
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於國民黨實行了嚴酷的軍事、經濟封鎖政策，加之各地連年遭受自然災害，陝甘寧邊區遇到了嚴重的物質困難。為了戰勝敵人，保障供給，中國共產黨從抗戰開始，就領導陝甘寧邊區軍民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掀起大規模的大生產運動。一九三九年一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首先提出“發展生產，自力更生”的號召。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又提出了發展生產是邊區最中心的任務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西北局和邊區政府據此決定陝甘寧邊區的工作方針是：“生產第一，教育第二。”一九四三年元旦，《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宣布：一九四三年邊區人民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加強教育，而發展生產尤為中心的中心。
為了使發展生產這一中心工作迅速開展，習仲勛提出，機關幹部不僅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而且要深入農村，推動大生產運動。他決定由自己帶一個調查組到郝家橋村進行蹲點調查，以便取得經驗，指導全區工作。
習仲勛選調的調查組人員是：中共綏德縣縣委書記宋養初、地委宣傳部副部長鄒文宣、《抗戰報》主編梅行、地區婦聯幹部張力、《解放日報》駐綏德記者田方等。臨行前，習仲勛在自己住所召集調查組的同誌開會，一起學習了《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他介紹說，綏德在陝甘寧邊區來說，是剛從國民黨何紹南反動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新區，沒有經過土地革命。按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邊區政府在這裏實行了減租減息政策，農民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但是，廣大貧農階級的生產力並未得到完全解放，生產生活還相當困難，所以邊區政府號召這裏的貧苦農民南下，去開發那裏大片肥沃的土地，去開創他們幸福的新生活。習仲勛特別講了移民問題。他說，陝甘寧邊區政府大張旗鼓地開展移民運動，實際上已把移民工作作為大生產運動中的重要內容，作為加強軍民團結、鞏固邊防的雙重戰略措施。但是，移民工作中究竟存在什麽問題，為什麽有些貧苦農民不願意南下，發動移民的對象主要是哪些人，都還需進一步調查研究。他還就調查的方式方法等問題作了具體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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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到達綏德後即到地委機關駐地的九貞觀和同誌們見麵。
九貞觀位於縣城西門內的雕陽山，是明清時代一座道觀，分為前後院。習仲勛被安排在後院一孔朝南的窯洞裏住了下來，既作宿舍，也是辦公室。習仲勛特地把毛澤東寫在漂白布上的“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掛在牆上，以時刻鞭策自己。習仲勛的到來受到了春節前到職的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自治民等領導同誌的歡迎。地委的同誌還在九貞觀大院的牆壁上貼上了紅綠色的標語，上麵寫著“歡迎習仲勛同誌來綏德地委領導工作”等語，表達了對這位青年領導者的信賴與擁戴。
在習仲勛來綏德前，八路軍一二〇師獨立第一旅接替綏德警備司令部防務，同時受中共綏德地委和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領導。習仲勛兼綏德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獨一旅旅長王尚榮兼任警備司令部司令員。三月中旬，以徐向前、何長工為正副校長、李井泉為政治委員的抗大總校從河北省邢台縣漿鎮遷至綏德西山寺。一些從前方迴來的軍事幹部即留在抗大學習。同時，中央還在綏德設立青年幹部學校。一時眾多的高級幹部雲集綏德，無疑加強了這一地區的領導力量。當時，中央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這對於任地委書記的習仲勛來說，既要兼顧全局，抓好全盤，又要做好各方的組織協調工作。
習仲勛通過走訪調查，座談討論，廣泛聽取幹部、群眾包括地方士紳等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意見，很快對綏德地區的曆史和現實有了全麵的了解，尤其對抗戰以來該區複雜的政治狀況與鬥爭形勢做到了心中有數。
早在蘇維埃運動時期，綏德就是嚴重的赤白對立地方之一。一九三七年冬，當日本侵略軍進逼黃河東岸，妄圖西犯之時，中共中央就十分關注陝甘寧邊區北大門——綏德地區的安全。經國共雙方商定，特劃綏(德)、米(脂)、佳(縣)、吳(堡)、清(澗)五縣為綏德警備區。毛澤東電令中央軍委總參謀部第四局局長陳奇涵任警備區司令員。同時，中共中央決定在警備區建立秘密的中共綏德特委，機關設在綏德警備司令部內，對外以警備司令部民運科發生關係。特委下轄綏德、米脂、佳縣、吳堡、清澗五個縣委。為了鞏固河防，邊區政府於一九三八年九月於綏德界首村設立河防縣，管轄吳堡、清澗、綏德各一部分區域，同時成立中共河防縣委，隸屬綏德特委領導。
但是，國民黨陝西省政府在綏德地區卻委派了一個第二行政督察專員何紹南。隨著國民黨頑固派製造反共磨擦的加劇，何紹南利用自己與侵華日軍阪垣師團長曾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而又頗得蔣介石器重的關係，便成為一個政治上極端反動、蓄意製造磨擦的反共專家。他以確保“地方治安”為名，調來保安隊兵力四百餘名，又收買兵痞、土匪等，合編成五個保安隊，分駐各縣，製造磨擦。其在綏德兩年，多次綁架、暗殺共產黨工作人員，公開襲擊八路軍官兵，貪汙侵吞群眾錢財和救災賑款，製造了大量磨擦事件。中共綏德特委領導警備區軍民同何紹南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為了徹底粉碎何紹南製造的反共磨擦，加強河防，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將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從抗日前線調迴綏德，接替陳奇涵防務。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兼綏德警備司令部司令員。翌年二月，何紹南畏罪逃離綏德，陝甘寧邊區領導下的綏德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成立，王震兼任專員直至一九四三年一月。此後，警備區五縣黨的組織開始公開活動，各級抗日民主政權相繼建立，中共特委機關公開對外辦公。【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認識到由於曆史的原因，特別是何紹南的反動統治，加之國民黨連續對邊區發動武裝磨擦和王明右傾錯誤的影響，幹部成分比較複雜，思想認識比較模糊，許多群眾對共產黨缺乏認識，政治覺悟較低，還有人幻想反動軍閥何紹南捲土重來。據此，習仲勛根據西北局高幹會議精神和毛澤東的指示，結合形勢和任務及綏德實際提出：深入調查研究，擴大黨的宣傳，用黨的宗旨、方針、政策宣傳教育幹部群眾，同時做到整風、生產兩不誤。鑑於綏德當時由中央和各根據地調來幹部較多，又有當地幹部和一些舊職員教師等實際情況，他提出要正確處理好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當地幹部和外來幹部、工農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的關係，彼此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共同進步。對於留在機關、學校中的舊職員，也要著眼於他們身上的積極因素，做好教育轉化工作，使他們更好地為人民政權和其他社會事業服務。
後來的實踐證明，習仲勛提出的這些意見，是很有見地、符合實際的，對於調動全地區軍民抗日熱情，團結各方人士，推動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這時的習仲勛還不足三十歲，但已擔負起領導陝甘寧邊區三分之一人口的地區的曆史重任。
●郝家橋調查
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於國民黨實行了嚴酷的軍事、經濟封鎖政策，加之各地連年遭受自然災害，陝甘寧邊區遇到了嚴重的物質困難。為了戰勝敵人，保障供給，中國共產黨從抗戰開始，就領導陝甘寧邊區軍民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掀起大規模的大生產運動。一九三九年一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首先提出“發展生產，自力更生”的號召。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又提出了發展生產是邊區最中心的任務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西北局和邊區政府據此決定陝甘寧邊區的工作方針是：“生產第一，教育第二。”一九四三年元旦，《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宣布：一九四三年邊區人民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加強教育，而發展生產尤為中心的中心。
為了使發展生產這一中心工作迅速開展，習仲勛提出，機關幹部不僅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而且要深入農村，推動大生產運動。他決定由自己帶一個調查組到郝家橋村進行蹲點調查，以便取得經驗，指導全區工作。
習仲勛選調的調查組人員是：中共綏德縣縣委書記宋養初、地委宣傳部副部長鄒文宣、《抗戰報》主編梅行、地區婦聯幹部張力、《解放日報》駐綏德記者田方等。臨行前，習仲勛在自己住所召集調查組的同誌開會，一起學習了《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他介紹說，綏德在陝甘寧邊區來說，是剛從國民黨何紹南反動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新區，沒有經過土地革命。按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邊區政府在這裏實行了減租減息政策，農民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但是，廣大貧農階級的生產力並未得到完全解放，生產生活還相當困難，所以邊區政府號召這裏的貧苦農民南下，去開發那裏大片肥沃的土地，去開創他們幸福的新生活。習仲勛特別講了移民問題。他說，陝甘寧邊區政府大張旗鼓地開展移民運動，實際上已把移民工作作為大生產運動中的重要內容，作為加強軍民團結、鞏固邊防的雙重戰略措施。但是，移民工作中究竟存在什麽問題，為什麽有些貧苦農民不願意南下，發動移民的對象主要是哪些人，都還需進一步調查研究。他還就調查的方式方法等問題作了具體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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