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七日至九日，任弼時向大會作關於黨的一元化領導、關於領導工作和工作作風問題、檢討曆史教訓與黨性問題的長篇報告。任弼時的報告在與會人員中引起強烈反響。習仲勛也深深感到，這一報告極全麵、準確、深刻地總結了大會的成績，不是泛泛地檢查工作，規定任務，而是深入到各種現象產生的思想根源裏，克服了黨內一些思想上的分歧觀點和認識，在思想上奠定了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基礎。
任弼時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會上鄭重宣布：在九一八以後一直到遵義會議這一個時期內，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在黨的領導中，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是占了統治地位。那個時候的錯誤路線的性質是一種“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它比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以及李立三的盲動主義所造成的惡果還要更大。如果用數目字來表示，就是蘇區的工作損失了十分之九，白區的工作幾乎損失了十分之十。中央認為原陝甘特區和陝甘晉省委領導人在陝北肅反中執行的就是這種機會主義的路線。中央重新審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黨務委員會對陝北肅反問題的決議後，認為陝甘特區和陝甘晉省委領導人對錯誤的肅反應負“最主要的責任”。鑑於當時政治路線的錯誤並不能完全由他們負責，對他們的錯誤“還隻能作為一種黨內錯誤的性質來看”。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中央決定給他們以嚴重警告處分。任弼時在講話最後感慨地說：如果遵義會議以前的中央到陝北的話，那麽，全國僅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蘇區——陝北蘇區，恐怕也是會損失掉了的。
會議還在進行之中，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一九三五年陝北(包括陝甘邊及陝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決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的陝北肅反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肅反給革命造成了極大的罪惡。委託西北局負責向被冤屈的同誌解釋，“並審查和恢複在‘肅反’中死難同誌的黨籍，且妥善慰問和安置其親屬”。
未經過嚴冬的人，體味不到陽光的溫暖。當習仲勛等一大批從錯誤肅反的九死一生的煉獄中走出的人，聽到任弼時講話和中央決定的傳達時，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長期鬱結心頭的疑慮、困惑和沉痛終於得到排解，多年來籠罩於心頭的迷霧終被撥散。陝甘根據地曆史上的路線是非，在這次會議認真負責的總結和檢討中得以廓清。
值得提及的是，四十年後，中共中央重申了這一曆史結論。提出，一九四二年中央直接領導的西北局高幹會議對錯誤肅反問題的處理是正確的。中央《關於一九三五年陝北(包括陝甘邊及陝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正確分清了路線是非。指出劉誌丹等同誌堅持的政治路線和立場是正確的。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閉幕，毛澤東再次蒞臨會議作關於領導問題的講演。會議另一項重要議程是對領導經濟建設成績卓著的王震、習仲勛等二十二人予以獎勵。習仲勛在熱烈的掌聲中登上主席台，從陝甘寧邊區主席林伯渠手中接過獎狀和毛毯。毛澤東為二十二名獲獎者的獎狀逐一題詞，給習仲勛的題詞是：“黨的利益在第一位”;給王震的題詞是：“有創造精神。”三十五年後，習仲勛曾深情迴憶說：毛主席親筆在一幅約一尺長、五寸寬的漂白布上寫了“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八個大字，上款寫“贈給習仲勛同誌”，下署“毛澤東”。這個題詞，我長期帶在身邊，成了我努力改造世界觀的一麵鏡子。他還迴憶說，延安整風期間，在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導下，召開了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會議運用整風精神，發揚黨內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全麵研究了邊區的曆史和現狀，肯定了以劉誌丹同誌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批判了一些同誌過去執行“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正確解決了邊區曆史上的是非問題。
曆時八十八天的西北局高幹會議結束之時正是農曆馬年歲末，中國人民的傳統佳節癸未年春節快步到了人間，處於國民黨反動派經濟封鎖中的陝甘寧邊區人民群眾敲起鑼鼓，扭起秧歌，呈現出一派辭舊迎新的歡慶氣氛。此時，習仲勛接到了西北局通知，決定他出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綏德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第11章 守衛邊區北大門
●初到綏德
一九四三年農曆年剛過，延安到處洋溢著春天的氣息。在濃鬱的節日氛圍中，人民領袖毛澤東情致頗高，他熱情地稱讚：“邊區高幹會(黨政軍民三百餘人)展開徹底的自我批評，對過去曆史，當前任務(生產與教育)，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統一領導諸問題都獲得圓滿解決，氣象一新，各事均好辦了。”
一個春光明媚的午後，毛澤東在楊家嶺窯洞裏，會見了即將去綏德赴任的習仲勛，聽取了習仲勛對今後工作的意見。毛澤東熱情地鼓勵說：綏德是邊區最大的一個分區，政治情況比較複雜。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就沒有那麽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鍛鍊嘛!親切的話語給習仲勛以莫大的精神鼓勵。
習仲勛還清晰記得：一九三六年，自己兩次赴關中工作之前，黨中央領導周恩來、張聞天也先後找自己談話，也同樣給予了許多鼓勵和支持。這次毛主席在百忙之中親自約見，聽取意見，指示工作，慈祥可親的笑容、真摯殷切的話語，寄託了無限希望，從而增加了他克服困難、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勇氣。
二月中旬，習仲勛移交了西北黨校的工作，離開延安到綏德赴任。
綏德地處陝北重鎮榆林以南，無定河與大理河在縣城交匯向東注入黃河。自北朝西魏時期，取“綏民以德”之意而得名，古有綏州、上州之稱，被譽為“天下名州”，陝北“旱碼頭”。綏德城在古時就處於陝、蒙、甘、寧等省區的交通要道，商賈雲集，經濟較為發達。曆史上昭君出塞、文姬歸漢、漢武巡邊都從這裏經過。南宋抗金名將韓世忠，陝西早期中共黨員、革命先驅李子洲等均出於此地。在縣城東疏屬山上和城西馬鞍山下，有秦始皇長子扶蘇和秦名將蒙恬之墓。城西北存有漢太守李廣寨;城南“一步岩”處修有紀念韓世忠的蘄王廟;城西合龍山上有明萬曆年間興建的十八處剎宇和仿木結構九級磚塔，列入世界吉尼斯紀錄的“千獅橋”與“龍鳳大橋”遙相唿應，構成了陝北石雕工藝和橋樑建築完美結合的獨特景觀，記錄著當地曆史的悠久和傳統的文明。
提起個家來家有名，
家住綏德三十裏舖村，
四妹子和了個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叫一聲鳳英你不要哭，
三哥哥走了迴來哩!
有什麽話兒你對我說，
心裏不要害急。
三十裏舖來遇大路，
戲樓子拆了修馬路，
三哥哥今年一十九，
咱們二人沒盛夠。
……
誕生於此地的這首渾厚、淳樸而又粗獷悠揚、傳唱不衰的陝北民歌，生動道出了綏德一帶特有的黃土風情，反映了當地民間深厚的文化蘊藏和勞動人民勤勞智慧的精神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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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時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會上鄭重宣布：在九一八以後一直到遵義會議這一個時期內，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在黨的領導中，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是占了統治地位。那個時候的錯誤路線的性質是一種“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它比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以及李立三的盲動主義所造成的惡果還要更大。如果用數目字來表示，就是蘇區的工作損失了十分之九，白區的工作幾乎損失了十分之十。中央認為原陝甘特區和陝甘晉省委領導人在陝北肅反中執行的就是這種機會主義的路線。中央重新審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黨務委員會對陝北肅反問題的決議後，認為陝甘特區和陝甘晉省委領導人對錯誤的肅反應負“最主要的責任”。鑑於當時政治路線的錯誤並不能完全由他們負責，對他們的錯誤“還隻能作為一種黨內錯誤的性質來看”。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中央決定給他們以嚴重警告處分。任弼時在講話最後感慨地說：如果遵義會議以前的中央到陝北的話，那麽，全國僅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蘇區——陝北蘇區，恐怕也是會損失掉了的。
會議還在進行之中，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一九三五年陝北(包括陝甘邊及陝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決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的陝北肅反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肅反給革命造成了極大的罪惡。委託西北局負責向被冤屈的同誌解釋，“並審查和恢複在‘肅反’中死難同誌的黨籍，且妥善慰問和安置其親屬”。
未經過嚴冬的人，體味不到陽光的溫暖。當習仲勛等一大批從錯誤肅反的九死一生的煉獄中走出的人，聽到任弼時講話和中央決定的傳達時，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長期鬱結心頭的疑慮、困惑和沉痛終於得到排解，多年來籠罩於心頭的迷霧終被撥散。陝甘根據地曆史上的路線是非，在這次會議認真負責的總結和檢討中得以廓清。
值得提及的是，四十年後，中共中央重申了這一曆史結論。提出，一九四二年中央直接領導的西北局高幹會議對錯誤肅反問題的處理是正確的。中央《關於一九三五年陝北(包括陝甘邊及陝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正確分清了路線是非。指出劉誌丹等同誌堅持的政治路線和立場是正確的。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閉幕，毛澤東再次蒞臨會議作關於領導問題的講演。會議另一項重要議程是對領導經濟建設成績卓著的王震、習仲勛等二十二人予以獎勵。習仲勛在熱烈的掌聲中登上主席台，從陝甘寧邊區主席林伯渠手中接過獎狀和毛毯。毛澤東為二十二名獲獎者的獎狀逐一題詞，給習仲勛的題詞是：“黨的利益在第一位”;給王震的題詞是：“有創造精神。”三十五年後，習仲勛曾深情迴憶說：毛主席親筆在一幅約一尺長、五寸寬的漂白布上寫了“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八個大字，上款寫“贈給習仲勛同誌”，下署“毛澤東”。這個題詞，我長期帶在身邊，成了我努力改造世界觀的一麵鏡子。他還迴憶說，延安整風期間，在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導下，召開了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會議運用整風精神，發揚黨內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全麵研究了邊區的曆史和現狀，肯定了以劉誌丹同誌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批判了一些同誌過去執行“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正確解決了邊區曆史上的是非問題。
曆時八十八天的西北局高幹會議結束之時正是農曆馬年歲末，中國人民的傳統佳節癸未年春節快步到了人間，處於國民黨反動派經濟封鎖中的陝甘寧邊區人民群眾敲起鑼鼓，扭起秧歌，呈現出一派辭舊迎新的歡慶氣氛。此時，習仲勛接到了西北局通知，決定他出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綏德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第11章 守衛邊區北大門
●初到綏德
一九四三年農曆年剛過，延安到處洋溢著春天的氣息。在濃鬱的節日氛圍中，人民領袖毛澤東情致頗高，他熱情地稱讚：“邊區高幹會(黨政軍民三百餘人)展開徹底的自我批評，對過去曆史，當前任務(生產與教育)，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統一領導諸問題都獲得圓滿解決，氣象一新，各事均好辦了。”
一個春光明媚的午後，毛澤東在楊家嶺窯洞裏，會見了即將去綏德赴任的習仲勛，聽取了習仲勛對今後工作的意見。毛澤東熱情地鼓勵說：綏德是邊區最大的一個分區，政治情況比較複雜。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就沒有那麽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鍛鍊嘛!親切的話語給習仲勛以莫大的精神鼓勵。
習仲勛還清晰記得：一九三六年，自己兩次赴關中工作之前，黨中央領導周恩來、張聞天也先後找自己談話，也同樣給予了許多鼓勵和支持。這次毛主席在百忙之中親自約見，聽取意見，指示工作，慈祥可親的笑容、真摯殷切的話語，寄託了無限希望，從而增加了他克服困難、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勇氣。
二月中旬，習仲勛移交了西北黨校的工作，離開延安到綏德赴任。
綏德地處陝北重鎮榆林以南，無定河與大理河在縣城交匯向東注入黃河。自北朝西魏時期，取“綏民以德”之意而得名，古有綏州、上州之稱，被譽為“天下名州”，陝北“旱碼頭”。綏德城在古時就處於陝、蒙、甘、寧等省區的交通要道，商賈雲集，經濟較為發達。曆史上昭君出塞、文姬歸漢、漢武巡邊都從這裏經過。南宋抗金名將韓世忠，陝西早期中共黨員、革命先驅李子洲等均出於此地。在縣城東疏屬山上和城西馬鞍山下，有秦始皇長子扶蘇和秦名將蒙恬之墓。城西北存有漢太守李廣寨;城南“一步岩”處修有紀念韓世忠的蘄王廟;城西合龍山上有明萬曆年間興建的十八處剎宇和仿木結構九級磚塔，列入世界吉尼斯紀錄的“千獅橋”與“龍鳳大橋”遙相唿應，構成了陝北石雕工藝和橋樑建築完美結合的獨特景觀，記錄著當地曆史的悠久和傳統的文明。
提起個家來家有名，
家住綏德三十裏舖村，
四妹子和了個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叫一聲鳳英你不要哭，
三哥哥走了迴來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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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裏不要害急。
三十裏舖來遇大路，
戲樓子拆了修馬路，
三哥哥今年一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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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於此地的這首渾厚、淳樸而又粗獷悠揚、傳唱不衰的陝北民歌，生動道出了綏德一帶特有的黃土風情，反映了當地民間深厚的文化蘊藏和勞動人民勤勞智慧的精神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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