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接著結合自己的親自經曆，講述了陝甘邊蘇區和紅二十六軍發展過程中陳家坡會議，紅二團南下失敗和閻家窪會議等重要曆史事件中發生的不同形式的思想鬥爭。他列舉事實說明，根據地建設一旦受到“左”傾路線極其執行者幹擾時，就出現挫折，就遭受損失，甚至全軍覆沒。他嚴詞批判杜衡推行王明路線給蘇區和紅軍造成的嚴重危害。他說：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春，正是陝甘工農遊擊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的時候，在這時紅二十六軍是由以後當了叛徒的杜衡領導的，當時他在紅二十六軍當政委。這時雖然部隊正式改編了，所謂一個團，實際上兵不滿三百，槍不足二百。杜衡當時的領導就是十足的機會主義，所以他未來紅二十六軍前，就口頭上喊陝甘工農遊擊隊是逃跑主義，不能再陝甘邊一帶領導群眾鬥爭。事實上他來以後，以他口頭上的所謂正確領導，執行一條“左”傾路線。他為了提高自己，中間迴過一次西安，和陝西省委作鬥爭。第二次迴來時，杜衡的思想變得相當壞了，眼看著就要離開革命隊伍。他從合水的黑幕原給後方寫了一封信(那時後方就是現在的照金)，他要到陝北創造蘇區，並且要發展騎兵，要打通國際路線。當時我也是非常簡單的，懂得的非常少，確實是在那裏摸索。我覺得這不大妥當。陝甘邊蘇區雖然不大，但是黨和紅軍的影響非常大，雖然沒有和鞏固的根據地，但那些地方還有廣大的群眾，我們說，離開陝甘邊蘇區不發展，另外又要創造什麽新蘇區，這大概不大妥當，當時我們寫了個意見信，也沒有引起杜衡的重視。後來，打陝北創造新蘇區的計劃行不通，就來了南下，即紅二十六軍二團南下，那時整個路線是不正確的。這時開了一個南下會議，這個會議我沒參加，據說當時會場的情景，就是杜衡一再堅持要打到南山區，創造謂華蘇區。強調謂華那裏有過去群眾暴動的基礎，那裏地形也好，在物資補充方麵也比較容易。他最主要的是提出和四方麵軍唿應，和鄂豫陝蘇區取得聯繫，地形是“一夫當關，萬夫難敵”。所以在這樣的煽動情形下就南下了。當時杜衡的領導，完全是對黨內採取個人統治的辦法，不僅同誌軍隊，而且統治了地方黨，一切是個人說了算。這次會議沒讓王世泰參加，王世泰是當時的二團團長。他不知道這件事，一直到過了渭河經過灞橋，王世泰說則麽辦呢?一股勁向南走，這才知道是南下。二團一南下，就全軍覆沒了。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帶來給我們的血的教訓。
他接著說，由於陳家坡會議堅持從實際出發，排除了錯誤思想幹擾，繼而又提出了新的整軍計劃，南下失敗後的紅二十六軍才逐步恢複和壯大起來，，把幾十個遊擊隊編到紅二十六軍部隊，在三原武字區、照金蘇區，還有合水的北部、慶陽的南梁、保安一帶開展廣泛的遊擊戰爭。所以從這裏以後，在總的政治路線上，仍以創造陝甘邊蘇區革命運動的形勢，恐怕另外是一個情形，紅二十六軍也不會重新建立起來。不到處開展遊擊戰爭，不組織領導群眾，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局麵。
習仲勛講的第二個問題是陝甘邊黨內在各政策上的爭論和鬥爭。他指出當時的曆史背景，是蘇維埃運動和遊擊運動正處於鞏固和擴大時期，外部國民黨武裝加緊了軍事“圍剿”。邊區還缺乏大批經過鬥爭的中下層幹部，加之又長期與上級領導失去聯繫，因而在這個情形下，要想非常堅固、沒有缺點是不可能的。
習仲勛講的第三個問題是陝甘邊區、陝北蘇區肅反和肅反帶來的惡果及革命遭到的損失。他嚴肅批評了“左”傾教條主義執行者強加給陝北邊區黨委和紅二十六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取消主義”、“逃跑主義”、“稍山主義”、“槍桿子萬能”、“濃重的土匪色彩”等種種罪名。他引用劉誌丹的話說：“有稍山主義不錯呀!沒有稍山主義就不行，誰說不能以南梁堡、二將川、豹子川為中心開展新的進攻呢!”他說，“左”傾路線的執行者指責陝甘邊區黨和紅二十六軍的領導者劉誌丹等都是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竄山林主義，槍桿子主義。我們大家想想在那個時候，誰不願在一個大平原上建立以根據地，省的上坡、下坡。但是國民黨不讓我們這樣幹，要存在，隻有實行稍山主義。他風趣生動的話語博得與會同誌一陣笑聲。
習仲勛在發言中對自己的缺點和不足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他說是在肅反開始之前，組織了小代表團，我是小代表團之一，那時上有大代表團，下有小代表團，我是洛河川的小代表團。反右傾機會主義這時便開始了。他堅持擺事實，講道理，即分清是非，有團結同誌，對在肅反中嚴重錯誤的人提出批評，主張這些同誌首先敢於“亮醜”，敢於承認錯誤，才能有利於找準思想根源和社會根源，改正錯誤，輕裝前進。他形象地說，幾位同誌發言中都說到要人家幫助他“脫褲子”，把問題搞清楚。脫褲子變成脫帽子，露出一個光頭來，什麽具體錯誤事實也沒有，隻是籠統地承認錯誤，這就不利於分清是非，好像瘋子打架一樣找不出個原因來。如果是這樣子，怎麽能改正錯誤呢!這個大會重要的是要把陝甘邊區黨的曆史的問題搞清楚，是我們黨今後更加一致，更加統一，更加一元化。如果過去曆史上的問題不搞清楚，這就會使得邊區黨在今後的建設上受到很大損失。今天要使全黨同誌進步，特別是犯了錯誤在今天還表現不誠懇，不坦白的同誌，因在這次大會上老老實實下決心誠懇地承認錯誤，糾正錯誤。這樣才是我們個人之幸，全黨之幸，!
在習仲勛發言前後，圍繞西北根據地曆史上的路線是非等方麵的問題，徐向前、王振、高崗、馬文瑞、祝理治、郭洪濤等七十多人在會議上發了言。
十一月十七日致十八日，高崗在大會上作了《邊區黨的曆史問題的檢討》的報告，對曆史問題的討論做了結論。毛澤東肯定這個結論說哦，你們作了一個西北結論是很好的，關於全黨的結論，是不是這樣呢?要的。七大要作這個結論。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向大會作了關於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十二條經驗的報告。毛澤東生動地指出，要借馬克思主義之“箭”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之“的”。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剛從山東迴到延安的劉少奇也向會議作了報告，葉劍英、賀龍。彭真等也在會議後期分別作了報告。這些講話和報告對於習仲勛正確認識黨的曆史特別是陝甘寧邊區的曆史上的路線是非，理解和領會當前的形勢及任務，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一月八日，習仲勛以《關於黨史簡述》為題發表長篇講話。他首先從大革命時期在關中旬邑縣前義村建立的農村支部談起。分析了在此期間發生的農民暴動失敗的原因。接著又談到劉誌丹領導反帝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遊擊隊舉起了蘇維埃的旗幟，以及在五傾塬、照金根據地的革命鬥爭及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南下失敗留下的深刻教訓。他特別詳細介紹了西安事變前後，關中地區黨組織開展的武裝鬥爭、統一戰線，以及反擊國民黨頑固勢力製造反共磨擦的情形。他概括關中黨的曆史經驗說：(一)關中黨是經過了三個時期的鬥爭(大革命、蘇維埃、統一戰線)，它具有公開的、秘密的、武裝的豐富鬥爭經驗，領導著關中廣大群眾，並和他們密切地結合著，進行了保衛關中、保衛邊區的各種殘酷鬥爭。(二)關中黨的產生，始於大革命時代，但它的發展壯大，是在紅軍遊擊隊的武裝鬥爭中成長起來的，特別是紅二十六軍的直接幫助與指導，給關中黨發展存在以有力的支持。(三)關中黨的發展，其主要鬥爭形式是武裝鬥爭，從它的曆史全過程看，沒有一天是離開了武裝鬥爭的。中國革命武裝鬥爭的特點，同樣是表現在關中的黨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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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著說，由於陳家坡會議堅持從實際出發，排除了錯誤思想幹擾，繼而又提出了新的整軍計劃，南下失敗後的紅二十六軍才逐步恢複和壯大起來，，把幾十個遊擊隊編到紅二十六軍部隊，在三原武字區、照金蘇區，還有合水的北部、慶陽的南梁、保安一帶開展廣泛的遊擊戰爭。所以從這裏以後，在總的政治路線上，仍以創造陝甘邊蘇區革命運動的形勢，恐怕另外是一個情形，紅二十六軍也不會重新建立起來。不到處開展遊擊戰爭，不組織領導群眾，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局麵。
習仲勛講的第二個問題是陝甘邊黨內在各政策上的爭論和鬥爭。他指出當時的曆史背景，是蘇維埃運動和遊擊運動正處於鞏固和擴大時期，外部國民黨武裝加緊了軍事“圍剿”。邊區還缺乏大批經過鬥爭的中下層幹部，加之又長期與上級領導失去聯繫，因而在這個情形下，要想非常堅固、沒有缺點是不可能的。
習仲勛講的第三個問題是陝甘邊區、陝北蘇區肅反和肅反帶來的惡果及革命遭到的損失。他嚴肅批評了“左”傾教條主義執行者強加給陝北邊區黨委和紅二十六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取消主義”、“逃跑主義”、“稍山主義”、“槍桿子萬能”、“濃重的土匪色彩”等種種罪名。他引用劉誌丹的話說：“有稍山主義不錯呀!沒有稍山主義就不行，誰說不能以南梁堡、二將川、豹子川為中心開展新的進攻呢!”他說，“左”傾路線的執行者指責陝甘邊區黨和紅二十六軍的領導者劉誌丹等都是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竄山林主義，槍桿子主義。我們大家想想在那個時候，誰不願在一個大平原上建立以根據地，省的上坡、下坡。但是國民黨不讓我們這樣幹，要存在，隻有實行稍山主義。他風趣生動的話語博得與會同誌一陣笑聲。
習仲勛在發言中對自己的缺點和不足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他說是在肅反開始之前，組織了小代表團，我是小代表團之一，那時上有大代表團，下有小代表團，我是洛河川的小代表團。反右傾機會主義這時便開始了。他堅持擺事實，講道理，即分清是非，有團結同誌，對在肅反中嚴重錯誤的人提出批評，主張這些同誌首先敢於“亮醜”，敢於承認錯誤，才能有利於找準思想根源和社會根源，改正錯誤，輕裝前進。他形象地說，幾位同誌發言中都說到要人家幫助他“脫褲子”，把問題搞清楚。脫褲子變成脫帽子，露出一個光頭來，什麽具體錯誤事實也沒有，隻是籠統地承認錯誤，這就不利於分清是非，好像瘋子打架一樣找不出個原因來。如果是這樣子，怎麽能改正錯誤呢!這個大會重要的是要把陝甘邊區黨的曆史的問題搞清楚，是我們黨今後更加一致，更加統一，更加一元化。如果過去曆史上的問題不搞清楚，這就會使得邊區黨在今後的建設上受到很大損失。今天要使全黨同誌進步，特別是犯了錯誤在今天還表現不誠懇，不坦白的同誌，因在這次大會上老老實實下決心誠懇地承認錯誤，糾正錯誤。這樣才是我們個人之幸，全黨之幸，!
在習仲勛發言前後，圍繞西北根據地曆史上的路線是非等方麵的問題，徐向前、王振、高崗、馬文瑞、祝理治、郭洪濤等七十多人在會議上發了言。
十一月十七日致十八日，高崗在大會上作了《邊區黨的曆史問題的檢討》的報告，對曆史問題的討論做了結論。毛澤東肯定這個結論說哦，你們作了一個西北結論是很好的，關於全黨的結論，是不是這樣呢?要的。七大要作這個結論。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向大會作了關於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十二條經驗的報告。毛澤東生動地指出，要借馬克思主義之“箭”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之“的”。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剛從山東迴到延安的劉少奇也向會議作了報告，葉劍英、賀龍。彭真等也在會議後期分別作了報告。這些講話和報告對於習仲勛正確認識黨的曆史特別是陝甘寧邊區的曆史上的路線是非，理解和領會當前的形勢及任務，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一月八日，習仲勛以《關於黨史簡述》為題發表長篇講話。他首先從大革命時期在關中旬邑縣前義村建立的農村支部談起。分析了在此期間發生的農民暴動失敗的原因。接著又談到劉誌丹領導反帝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遊擊隊舉起了蘇維埃的旗幟，以及在五傾塬、照金根據地的革命鬥爭及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南下失敗留下的深刻教訓。他特別詳細介紹了西安事變前後，關中地區黨組織開展的武裝鬥爭、統一戰線，以及反擊國民黨頑固勢力製造反共磨擦的情形。他概括關中黨的曆史經驗說：(一)關中黨是經過了三個時期的鬥爭(大革命、蘇維埃、統一戰線)，它具有公開的、秘密的、武裝的豐富鬥爭經驗，領導著關中廣大群眾，並和他們密切地結合著，進行了保衛關中、保衛邊區的各種殘酷鬥爭。(二)關中黨的產生，始於大革命時代，但它的發展壯大，是在紅軍遊擊隊的武裝鬥爭中成長起來的，特別是紅二十六軍的直接幫助與指導，給關中黨發展存在以有力的支持。(三)關中黨的發展，其主要鬥爭形式是武裝鬥爭，從它的曆史全過程看，沒有一天是離開了武裝鬥爭的。中國革命武裝鬥爭的特點，同樣是表現在關中的黨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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