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七月,習仲勛經曆八年多艱苦而緊張的戰鬥生活後,奉調出任西北黨校校長。在此之前,關中分區隸屬由西北局委劃歸陝西省委。習仲勛任陝西省委委員、常委。是年初,關中分區和陝西省委領導機關也先後移駐馬欄鎮。馬欄由此開始到解散前夕一直是關中首付駐地。


    這是一個晴朗的夏日,地處子午嶺的馬欄鎮四周的群山密林一片翠綠。蓊鬱蔥蘢,在陣陣微風中發出輕輕聲響,馬欄河蜿蜒西流,匯入經水之中。習仲勛同送行的關中分區領導和群眾道別後策馬啟程,他迴望這裏的山山水水,依依不捨之情悠然而生。馬欄河西坡上有分區機關幹部自己動手挖掘的三萬多孔窯洞,機關、部隊、學校、商店、療養院、劇團分布在這個風光宜人的小鎮周圍。他雖然在這裏住了近半年的時間,但眼前的景象卻勾起了更遠的迴憶。從一九三六年開始,他兩下關中,他同關中分區領導機關從旬邑到姚曲河,到馬家堡,又到陽坡頭、馬欄等地,足跡遍及這裏廣大鄉村;他同這裏的人民群眾結下了深厚情誼。在革命烽火歲月裏,他在這裏工作的時間最長,因而對這方黃土地有著特殊的感情。


    ●出席西北局高幹會議


    一九四二春,全黨的普遍整風運動開始在黨的各級幹部和黨員中進行。這是一次具有深遠曆史意義、重大現實意義的普遍的馬克思注意教育運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風學風,反對宗派主義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風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陝甘寧邊區的整風運動在黨政軍係統的廣大黨員和幹部中迅速發動起來。四月二十一日,任弼時在延安邊區參加會議大禮堂有兩千多名幹部參加的整風運動大會上作動員講話,對整風學習、討論。總結、考核等作出了部署。至當年秋,參加邊區整風的黨員幹部通過文件學習,提高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水平,興起了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良好風氣,通過檢查工作,反省自己,糾正錯誤,增強了團結,改進了工作。


    為了徹底清除王明路線在邊區的影響,加強邊區黨的建設,從十月十九日開始,中共西北局中啊開了一次為期八十八天的高級幹部會議(又稱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這次被毛澤東稱之為“應該是整風學習的考試”的重要會議,是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召開的。為了保證會議順利進行,任弼時受黨中央委託從楊家嶺住到了西北局機關“蹲會”。朱德、劉少奇、陳雲、彭德懷、葉劍英、賀龍、吳玉章、徐特立等也出席大會並發表了講話。


    參加這次迴憶的有西北局黨政軍民機關縣團級以上幹部二百六十六人,中央機關高級學習組成員和中央黨校學習的重要幹部二百零九人列席了會議。習仲勛作為西北局黨校校長出席會議,並在會上講了話。會議議題是:痛過整黨、整政、整軍、整財經、整黨政軍民關係,建立黨的一天元化領導;澄清陝甘根據地曆史上的路線問題;明確當前工作方針,轉變領導作風和領導方法,樹立新風。代表黨中央指導會議的任弼時說:“這次大會也可以說是一次黨性測驗的大會。”


    習仲勛認識到在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去的很大進展的基礎上召開如此規模很大的會議,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他對會議的安排極為贊成和擁護。發生在陝甘邊、陝北根據地的錯誤肅反,盡管已過去了七年時間,但是數百名沒有犧牲與戰場、而是倒在“左”傾教條主義執行者刀下之口的黨政軍優秀幹部的音容笑貌,還時常浮現在他的腦際,不少為革命出生入死、從錯誤肅反的牢獄中僥幸生還的同誌仍受不公平待遇,許多同誌對當年在審查錯誤肅反的決議中一些結論長期不能接受,爭論激烈。習仲勛認為,陝甘邊、陝北根據地三十年代前期出現的錯誤肅反曆史問題,是在我們黨還沒有脫離幼年時代、而又是王明“左”傾路線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特殊曆史條件下發生的。當時負責檢查和處理此項工作的黨務會在糾正錯誤肅反時,黨中央還沒有提出和清算王明“左”傾路線,隻是要求盡快釋放劉誌丹等大批被捕同誌,迅速結束錯誤肅反,以澄清陝甘邊、陝北根據地曆史上的路線是非,對於徹底肅清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推動整風運動的深入發展尤為重要。


    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在鳳凰山麓的邊區參加會大禮堂開幕。習仲勛和出席大會的四百多名同誌一起聆聽了毛澤東在開幕式上的講話。毛澤東講話開宗明義:這次會我們是要大檢查、大整頓。要達到精簡、效能、統一、節約、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其中尤其是達到統一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統一領導。有人說,我們所進行的黨內鬥爭是不合乎中國習慣的。但我們說,必須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這就包含著很大的鬥爭,好的保留,壞的整掉,就是鬥爭。一個人也如此,去掉壞的思想,保存建設好的思想。後來,毛澤東又用兩天時間結合,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情況逐條講解史達林的《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毛澤東的講話成為大會的指導思想,對邊區黨清算曆史上的路線是非,糾正一些幹部鬧獨立性的傾向,增強黨的團結有重要意義。習仲勛參加了由西北局常委陳正人負責的整黨整學專員會的學習討論,半天閱讀材料,半天進行小會或大會討論,以“思之不得,夢寐以求”的正逢精神揭擺事實,開展批評,做自我檢查。【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十一月五日開始,會議轉入討論原西北根據地(包括陝甘邊及陝北)的曆史問題階段,接連十一天的會議緊張嚴肅,思想鬥爭身為激烈。其實,在這次之前幾年間圍繞一九三五年秋季錯誤肅反和對這段曆史的結論,就一直存在著嚴重爭論和準備工作。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麵對錯誤肅反造成西北根據地轉危為安。十一月,黨中央及黨務委員會對這段曆史作出初步結論,由於中央對遵義會議前占全黨統治地位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還沒有係統的研究的討論,因此在所的結論決定中對錯誤肅反的性質的認識,還是有一定局限性,個別提法甚至是不正確的。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檢討曆史上的政治路線,認為陝北的肅反是“左”傾機會主義的產物,提出要重新加以審查。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任弼時受內戰時期肅反總結委員會的委託,負責召集陝北肅反總結委員會研究,並由委員會代中央起草重新審查的決定草案,列為西北局高幹會議的議事日程之一。


    冬日的延安,氣溫很低,但是正是在召開的西北高幹會議卻在熱烈、緊張而又嚴肅的氣氛中進行著。會議本著“是就是,非是非”的求是精神,核對事實,討論陝北錯誤肅反的性質、危害,進一步澄清政治是非和主要政治責任,為劉誌丹等堅持正確路線和立場、遭受打擊和錯捕的同誌恢複了名譽。肯定了他們的曆史功績。與會同誌的情緒很高,有好幾次大會一直開到晚上八時才告結束。


    十一月十一日,習仲勛在大會上發言。他一開始就風趣地說,我也是當時戴了狗頭帽子的一個,所以我的發言也是根據這次整黨的報告,隻想講一點,關於陝甘邊黨內一些曆史問題的問題。我覺得,關於黨內許多曆史上的思想鬥爭問題,不是僅僅地講肅反問題就可以講清楚,它完全是兩條路線一個長期的很劇烈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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