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關中因旱災夏糧收成不好，秋作物又不能按時下種，對此習仲勛提出每人種二畝蕎麥，當年二十萬畝蕎麥收穫四萬石。秋種時，習仲勛又要求每人多種一畝小麥，並提出不誤農時、適時下種、多種多收、隨收隨打的口號。次年夏糧豐稔，群眾生產積極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習仲勛尊奉的一個人生信條。在關中地區的廣大農村的當年在關中分區工作過的老同誌中還流傳著習仲勛體貼愛護幹部、關心群眾的許多佳話。
關中分委駐馬家堡時，農民馬團兒妻子生小孩時發生難產，情況危急。習仲勛知道後，即派警衛員庚申給請來大夫，買來了藥，使嬰兒順利生產，母子平安。這家人感動得直流淚，堅持讓習仲勛給小孩了名字。分委機關的馬匹飼養在馬家堡一位聾啞人的家中，房東的妻子嫌棄聾啞人丈夫，鬧著要離婚。習仲勛知道這一情況後，除了給這對夫婦做調解工作外，還特別叮嚀分委機關飼養員說：“要注意言行舉止，遵守群眾紀律，以免影響房東夫妻關係。這件事在群眾中傳開後，都稱讚說：共產黨的分委書記真是為老百姓操盡了心!”
有一段時間，新正縣龍嘴子迴民地區傳染流行病，日漸嚴重和蔓延。習仲勛得知情況後，意識到少數民族兄弟生命安危關係到黨的民族政策的貫徹落實、關係到一方穩定團結全局大事。他即派專人赴延安華藥廠買藥，並安排分區有關部門請來醫生進行治療和預防，從而迅速控製了疫情，治癒了染病的迴民群眾。
習仲勛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勞動人民的本色，以其模範的行動和影響著身邊的人員。由於條件的限製，觀眾分區機關的夥食費每人每天僅三分錢，為了節省有限的經費，機關幹部要經常出去打柴，有時要到很遠的大彎一帶去。每當此時，習仲勛總是堅持和同誌們一起去，一起從溝裏往塬上扛柴。同誌們勸他休息時，他卻說：我們都是勞動者，參加這點體力勞動要比戰場上的同誌輕鬆得多。他們在前方流血犧牲，我們勞動磨破點皮算什麽?習仲勛按規定有匹馬，但每去農場勞動和其他活動，他總是讓馬給同誌們托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講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談笑風生。一次有位同誌問：蔣介石在國民黨統治區提倡新生活運動，讓人們走路靠右走，那左邊讓誰走呀!習仲勛樂嗬嗬地對大家說：我們搞的是共產主義運動，目的是解放全中國，解放全人類。行人走路隻是一種行為規則。但蔣介石搞的那套新的生活運動，和我們共產黨人的立場觀點都是對立的。
一次赤水縣一位姓楊的老大爺來分委駐地看望習仲勛，同時帶來了十顆雞蛋。習仲勛親手將雞蛋送到機關夥食房，讓給病人補充營養。大師傅激動地說：群眾送給你的雞蛋，他連嚐不嚐一口，我們心裏過意不去呀!最後，習仲勛還是將麵條給房東老大爺吃了。
關中山區的冬日，天氣特別寒冷，考慮到領導同誌工作特點，分區機關給部門以上的領導每人縫製一件棉大衣。習仲勛知道後，並找到管理員張桂德說：我的大衣舊了點，但還可以穿幾年，就不須在做了。你看看其他通知衣被鞋襪是否需要添補，具體問題具體解決嘛!
習仲勛特別注重黨政機關和部隊的自重建設，經常教育幹部戰士一刻也不脫離群眾，嚴守群眾紀律。一九四0年四月三日，在分區領導機關即將撤離馬家堡時，習仲勛以關中分區專員人員名義就保護群眾林木問題致信林伯渠、高自立。信中說：
“由於關中生產條件的限製，同時又是戰爭環境，而部隊卻要急於生產，因此濫伐公樹甚至群眾私樹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獨立二營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幾十顆，價值三千餘元，八團在東區伐的公樹、苗樹亦屬不少。這樣對關中的保護森林及整個經濟建設工作的影響，都是很大的。特別設法予以製止為盼。”
習仲勛還十分關心優撫工作，包括對俘虜政策的落實。十一月十二日和十二月三日，習仲勛兩次報告高崗、林伯渠、高自立，在關中麵臨嚴重困難情況下，請求邊去黨委、政府幫助解決遊擊隊活動和遣返俘虜經費，以及傷殘死亡人員撫恤問題。他認為妥善處理好這些問題，政治上有利，特別是對於俘虜，“發給他們路費，護送出境，這樣可以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並可以替我們做許多宣傳工作”。
習仲勛視人民群眾如父母，為之奉獻出一腔癡情，群眾也衷心地擁戴和關愛著這位年輕領導者。在習仲勛的檔案中存有一份西北局高幹迴憶期間黨組織當時對他作的鑑定，其中一段文字生動反映了他同群眾的魚水深情：
“習仲勛是關中分區特委書記、專員及部隊的政治委員，統一領導關中的黨政軍民，堅持保衛邊區和建設新關中，曾獲得顯著成績。凡是關中的人民，無論大小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歡他。有一次，一位團長和他通道走路，見到每一家都表示親熱和熱迎，並且豐盛地招待他，很為驚奇和感動。在一個夏天，仲勛走的疲倦了，就隨便睡到一家老鄉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親切地看著他，替他驅著蒼蠅。這時忽然跑來一個找他的鄉民，老漢馬上低頭說：輕一點，仲勛同誌困了，讓他好好地睡一會兒。
平時在辦公的地方，每天都擠滿了群眾，當他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總是極其自然和融洽。也許有時他正忙著，然而他寧願放下正在作的事情，和藹地和他們交談，沒有一點架子，沒有一點官僚主義。
他很懂得群眾的情緒、習慣的需要。他是站在群眾觀點和群眾立場來解決群眾的問題，總是把群眾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設身處地替他們設想，設想咋樣才是對的，尤其設想咋樣對群眾有好處，而沒有絲毫的主觀主義氣味。因之，群眾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當群眾有疑難時，就說：找仲勛去。碧如群眾對自己財產常是喜歡隱瞞的，可是在仲勛同誌的官位大，使他們害怕，恰恰相反，而是由於他謙虛地接待他們，和他們真正打成一片。因之，他們總是把仲勛同誌看成最知心的朋友，而願意聽從他的意見，聽從他的指揮。
他過去領導群眾鬥陣時，常常遭遇極大的危險，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過去了。因為群眾掩護他，替他站崗放哨，替他隱蔽得很好，而且幾十裏外的人專程慰勞他，就是友區的人民，也紛紛打聽他的病況。他的和藹性格，就是一個陌生人隻要和他見上一次麵，就能帶迴很好的印象，甚至對方原來是一個敵視者，在和他見麵以後，竟能改變或減輕原有的成分，但是仲勛同誌一點不會失掉自己的立場。
由於這一切，使得仲勛同誌成為黨的寶貴的群眾領袖。”
習仲勛在關中分區的工作受到人民群眾的讚揚和黨中央、毛澤東的充分的肯定。但是，他卻因為一起國民黨特務機關情報案引起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的特別調查，而習仲勛當時對此事是不知道的。當時受命調查此事的邊區保安一局局長師哲迴憶說：“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任弼時同誌要我到關中去查清一個問題，即為什麽國民黨特務機關情報中有老有習仲勛的名字。他說，我們對習仲勛並不懷疑，但要調查清楚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到關中之後，在截獲的電報中看到仍有習仲勛的名字，但此時習仲勛以調赴綏德地委工作。經過一個多月的周密調查，疑點集中到了家在邊區而人在旬邑縣職田鎮的國民黨特務專員楊紅超身上。於是我們組織了一次秘密突襲，將該楊捕捉，押迴邊去境內。經審訊證實他給國民黨特務機關提供的全是編造的假情報，習仲勛的名字也是他隨意寫上的。他也沒有什麽政治目的，隻是為了領些賞錢而已。從此以後，特務機關情報再也沒有出現過習仲勛同誌的名字。西安國民黨情報機關給蔣介石的密電還很遺憾地稱，中共襲擊了我們，使我們損失了一個重要專員，言之令人痛心雲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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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習仲勛尊奉的一個人生信條。在關中地區的廣大農村的當年在關中分區工作過的老同誌中還流傳著習仲勛體貼愛護幹部、關心群眾的許多佳話。
關中分委駐馬家堡時，農民馬團兒妻子生小孩時發生難產，情況危急。習仲勛知道後，即派警衛員庚申給請來大夫，買來了藥，使嬰兒順利生產，母子平安。這家人感動得直流淚，堅持讓習仲勛給小孩了名字。分委機關的馬匹飼養在馬家堡一位聾啞人的家中，房東的妻子嫌棄聾啞人丈夫，鬧著要離婚。習仲勛知道這一情況後，除了給這對夫婦做調解工作外，還特別叮嚀分委機關飼養員說：“要注意言行舉止，遵守群眾紀律，以免影響房東夫妻關係。這件事在群眾中傳開後，都稱讚說：共產黨的分委書記真是為老百姓操盡了心!”
有一段時間，新正縣龍嘴子迴民地區傳染流行病，日漸嚴重和蔓延。習仲勛得知情況後，意識到少數民族兄弟生命安危關係到黨的民族政策的貫徹落實、關係到一方穩定團結全局大事。他即派專人赴延安華藥廠買藥，並安排分區有關部門請來醫生進行治療和預防，從而迅速控製了疫情，治癒了染病的迴民群眾。
習仲勛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勞動人民的本色，以其模範的行動和影響著身邊的人員。由於條件的限製，觀眾分區機關的夥食費每人每天僅三分錢，為了節省有限的經費，機關幹部要經常出去打柴，有時要到很遠的大彎一帶去。每當此時，習仲勛總是堅持和同誌們一起去，一起從溝裏往塬上扛柴。同誌們勸他休息時，他卻說：我們都是勞動者，參加這點體力勞動要比戰場上的同誌輕鬆得多。他們在前方流血犧牲，我們勞動磨破點皮算什麽?習仲勛按規定有匹馬，但每去農場勞動和其他活動，他總是讓馬給同誌們托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講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談笑風生。一次有位同誌問：蔣介石在國民黨統治區提倡新生活運動，讓人們走路靠右走，那左邊讓誰走呀!習仲勛樂嗬嗬地對大家說：我們搞的是共產主義運動，目的是解放全中國，解放全人類。行人走路隻是一種行為規則。但蔣介石搞的那套新的生活運動，和我們共產黨人的立場觀點都是對立的。
一次赤水縣一位姓楊的老大爺來分委駐地看望習仲勛，同時帶來了十顆雞蛋。習仲勛親手將雞蛋送到機關夥食房，讓給病人補充營養。大師傅激動地說：群眾送給你的雞蛋，他連嚐不嚐一口，我們心裏過意不去呀!最後，習仲勛還是將麵條給房東老大爺吃了。
關中山區的冬日，天氣特別寒冷，考慮到領導同誌工作特點，分區機關給部門以上的領導每人縫製一件棉大衣。習仲勛知道後，並找到管理員張桂德說：我的大衣舊了點，但還可以穿幾年，就不須在做了。你看看其他通知衣被鞋襪是否需要添補，具體問題具體解決嘛!
習仲勛特別注重黨政機關和部隊的自重建設，經常教育幹部戰士一刻也不脫離群眾，嚴守群眾紀律。一九四0年四月三日，在分區領導機關即將撤離馬家堡時，習仲勛以關中分區專員人員名義就保護群眾林木問題致信林伯渠、高自立。信中說：
“由於關中生產條件的限製，同時又是戰爭環境，而部隊卻要急於生產，因此濫伐公樹甚至群眾私樹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獨立二營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幾十顆，價值三千餘元，八團在東區伐的公樹、苗樹亦屬不少。這樣對關中的保護森林及整個經濟建設工作的影響，都是很大的。特別設法予以製止為盼。”
習仲勛還十分關心優撫工作，包括對俘虜政策的落實。十一月十二日和十二月三日，習仲勛兩次報告高崗、林伯渠、高自立，在關中麵臨嚴重困難情況下，請求邊去黨委、政府幫助解決遊擊隊活動和遣返俘虜經費，以及傷殘死亡人員撫恤問題。他認為妥善處理好這些問題，政治上有利，特別是對於俘虜，“發給他們路費，護送出境，這樣可以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並可以替我們做許多宣傳工作”。
習仲勛視人民群眾如父母，為之奉獻出一腔癡情，群眾也衷心地擁戴和關愛著這位年輕領導者。在習仲勛的檔案中存有一份西北局高幹迴憶期間黨組織當時對他作的鑑定，其中一段文字生動反映了他同群眾的魚水深情：
“習仲勛是關中分區特委書記、專員及部隊的政治委員，統一領導關中的黨政軍民，堅持保衛邊區和建設新關中，曾獲得顯著成績。凡是關中的人民，無論大小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歡他。有一次，一位團長和他通道走路，見到每一家都表示親熱和熱迎，並且豐盛地招待他，很為驚奇和感動。在一個夏天，仲勛走的疲倦了，就隨便睡到一家老鄉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親切地看著他，替他驅著蒼蠅。這時忽然跑來一個找他的鄉民，老漢馬上低頭說：輕一點，仲勛同誌困了，讓他好好地睡一會兒。
平時在辦公的地方，每天都擠滿了群眾，當他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總是極其自然和融洽。也許有時他正忙著，然而他寧願放下正在作的事情，和藹地和他們交談，沒有一點架子，沒有一點官僚主義。
他很懂得群眾的情緒、習慣的需要。他是站在群眾觀點和群眾立場來解決群眾的問題，總是把群眾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設身處地替他們設想，設想咋樣才是對的，尤其設想咋樣對群眾有好處，而沒有絲毫的主觀主義氣味。因之，群眾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當群眾有疑難時，就說：找仲勛去。碧如群眾對自己財產常是喜歡隱瞞的，可是在仲勛同誌的官位大，使他們害怕，恰恰相反，而是由於他謙虛地接待他們，和他們真正打成一片。因之，他們總是把仲勛同誌看成最知心的朋友，而願意聽從他的意見，聽從他的指揮。
他過去領導群眾鬥陣時，常常遭遇極大的危險，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過去了。因為群眾掩護他，替他站崗放哨，替他隱蔽得很好，而且幾十裏外的人專程慰勞他，就是友區的人民，也紛紛打聽他的病況。他的和藹性格，就是一個陌生人隻要和他見上一次麵，就能帶迴很好的印象，甚至對方原來是一個敵視者，在和他見麵以後，竟能改變或減輕原有的成分，但是仲勛同誌一點不會失掉自己的立場。
由於這一切，使得仲勛同誌成為黨的寶貴的群眾領袖。”
習仲勛在關中分區的工作受到人民群眾的讚揚和黨中央、毛澤東的充分的肯定。但是，他卻因為一起國民黨特務機關情報案引起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的特別調查，而習仲勛當時對此事是不知道的。當時受命調查此事的邊區保安一局局長師哲迴憶說：“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任弼時同誌要我到關中去查清一個問題，即為什麽國民黨特務機關情報中有老有習仲勛的名字。他說，我們對習仲勛並不懷疑，但要調查清楚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到關中之後，在截獲的電報中看到仍有習仲勛的名字，但此時習仲勛以調赴綏德地委工作。經過一個多月的周密調查，疑點集中到了家在邊區而人在旬邑縣職田鎮的國民黨特務專員楊紅超身上。於是我們組織了一次秘密突襲，將該楊捕捉，押迴邊去境內。經審訊證實他給國民黨特務機關提供的全是編造的假情報，習仲勛的名字也是他隨意寫上的。他也沒有什麽政治目的，隻是為了領些賞錢而已。從此以後，特務機關情報再也沒有出現過習仲勛同誌的名字。西安國民黨情報機關給蔣介石的密電還很遺憾地稱，中共襲擊了我們，使我們損失了一個重要專員，言之令人痛心雲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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