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春節前後，全校九十多名師生患傷寒，劉端棻副校長也臥床不起。習仲勛得知情況後，立即請來雷家莊老中醫張質平到學校為師生治病，他還把自己保存的兩支針劑送到學校，用於危重病好。後來張質平精心治療下，病員們恢複了健康。
一九四二年三月，劉端棻奉調延安到陝甘寧邊區師範(延安師範)工作，劉對二師懷有感情，留戀不舍。習仲勛也對這位創建二師付出心血並在艱苦緊張的工作環境中，已建立了濃厚的友誼，建立了曆史性的感情，因而不願分離。但是我們都是革命隊伍中一員，要聽從黨的安排，服從組織的調動。要做好交代工作，主要是工作交代，要總結二師的工作，並把總結交代給學校新的領導人。三月十七日和二十四日，習仲勛帶分區宣傳部等部門負責同誌出席二師召開的校務擴大會議，在劉端棻總結二師總結後，習仲勛發表講話，充分肯定了二師兩年來工作所得的成績，確認了將一九四二年定為“二師建設年”的工作設想和正在實施的六項任務，即：精簡機構和行政人員，曾產節約勤儉辦校;貫徹《師範學校規程》，提高教學質量;建立常規製度，開展工作研究;減少學生繁多的勞動負擔;加強學校環保衛生;添置校產，改善物質條件。這一年，在全校師生的努力下，“建設年”的六項任務基本得以實現。
是年夏，二師一班二十九名學生學生畢業，學校為他們頒發了由邊區教育廳廳長柳湜、副廳長賀連城和校長習仲勛、副校長鄒錦城署名的畢業證書。二十九名同學留校工作五名。在此之前，一百多名同學因革命鬥爭需要提前離校，已工作在不同崗位。
習仲勛兼任二師校長，隻是他負責全局工作的一個方麵，但他對這段經曆極為珍視。四十八年後，但他得知在編寫二師校史時，編寫下了一段關於二師的文字，感情之深，溢於筆端：
“我離開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將近半個世紀了。迴憶起當時在那裏開辦邊區第二師範的情景，仍然曆曆在目，記憶猶新。聽說陝西省人民政府已在關中分區所在地馬欄鎮樹立紀念革命舊址石碑，原二師在馬欄的校史，這些都給我帶來了莫大的欣慰。
陝甘寧邊區長期處在國民黨軍包圍封鎖的環境裏，箇中等學校的物質條件非常困難，談不上有什麽設備，大致是按抗戰初期延安的陝北公學之類的辦學路子進行的。特別是二師，常因國民黨對關中分區的不斷襲擾，因難頻添，不能按正規化的要求辦學，不受舊教育框框的束縛，堅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從實際出發，白手起家，艱苦創業，輾轉陝甘，依託農村，因陋就簡，因材施教，堅持辦學。以後曆屆的校長也是這麽做的。實踐證明這是完全正確的。”
●寫自炮火和硝煙的自傳
習仲勛守護黨中央駐地的南大門六年間，領導關中分區軍民屢次挫敗了國民黨製造的摩擦、蠶食等破壞活動，鞏固和加強了邊區黨、政權和武裝組織，同時在極為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開展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方麵的建設，發作了生產，改善了群眾生活，為抗日前線輸送了大量的物資、糧食和兵員。
“習仲勛是從群眾中生長起來的，而且與群眾保持著經常的密切的聯繫。”這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黨組織對習仲勛作的鑑定中的一句話。事實確實如此，這位出身於勞動人民家庭的地方領導幹部，始終把自己根植於勞動人民之中，以熾熱的赤子之心為人民群眾服務。
一九四0年六月，觀眾分區還燃燒著反磨擦鬥陣的戰火，頑固派武裝進攻的炮聲時緊時鬆。在緊張的戰爭間隙，習仲勛迴憶與思考的思緒不斷撥動著他感情的波瀾，因為這時黨中央有一個要求，即規定各級領導幹部個人《自傳》。他想到生育自己的那方土地和黃土地的人民，包括父親、母親和家人;他想到了自己學生時代對知識真理的癡心追求;他想到了投生革命十五年來所走過的艱辛曆程和許多在此期間倒下的先烈和戰友。曾有好幾天他時而低頭踱步，時而凝神沉思，輾轉反側，夜難成眠。六月十九日，習仲勛在陽坡頭關中分委地一普通的土窯洞，寫成一份《自傳》。
《自傳》首先談到了自己的家世和童年;
“我出身貧苦，當我幼年時，家境不大好，我記得除自耕中別人田地。當民國八九年時才算中農。父母俱以農為業，全家生活都是靠種田維持。斯時，已有天地百畝，耕牛三頭，房子六間，我不欠人債，人也不向我借貸，全年自己勞動收穫，除交納糧捐款稅外，以將就過活，但每年很少剩餘。民國十七年，因我被捕入獄，雙親患疾亡故。斯年後陝西大旱，整兩年未收，吃用短少，東挪西借，竟累得一個小康之家一變而為貧窮不堪，後經家族艱苦經營十年多，家道又有好轉。”
他在簡述了家庭後來的經濟狀況和自己的小學經曆後，特別寫到了在立城學校時革命形勢對自己的影響：
“我這時的處境是非常好的，一方麵是中國大革命時代的到來，一方麵這個學校我縣最進步的革命堡壘，所以不僅在教師中有不少的革命指導者，而且全校學生早就結成一支有力的革命隊伍參加在這一革命洪流中，我思想上進步正是由於當時這種革命環境給予我以極大推動，因而我除了校內活動外，也開始走進農村活動，每逢革命節日及星期日我們都分隊下鄉工作。而主要的是廣泛地宣傳與組織農村，發動運動起來反對封建壓迫與地主剝削，是學生與農村運動結合起來，整齊步調，共同奮鬥。我就是在時加入青年社(民國十五年春)。同年春又經宋春梅、武之鎮介紹加入共產黨主義青年團。由斯時起，我就過著有鬥爭意義的生活。當時革命環境允許有各種革命書報閱讀，但可惜我自修能力太差，多讀而多不能領會。惟有半公開的各種各樣的訓練班，但不懂，年齡太小，而記憶的總是一知半解，甚至還不懂共產主義如何正確解釋。總之，我這時認識共產黨好，反正要幹他到低。”
習仲勛在這份《自傳》中，迴顧了自己因參加三原省立第三師範學潮，因遭國民黨地方當局逮捕，在獄中入黨，領導士兵暴動，渭北陝甘寧邊邊時期的革命鬥爭以及在錯誤肅反中蒙冤受屈，隨西方野戰軍西征等經曆。從中可以看出他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和對勞動人民深深的愛。這份《自傳》給人以重要啟示，就是一個革命者必須在群眾鬥爭的風浪中錘鍊意誌、曾長才幹，要經得起嚴酷環境和個人榮辱得失的考驗。從《自傳》可以看出，他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把個人的苦樂憂患同勞苦大眾的利益和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以忠實地群眾做好每件事情的具體行動，不斷地磨礪自己的思想品格。
習仲勛這份寫於炮火與硝煙中的《自傳》所表達的思想觀點和赤子之心，在他長期的革命鬥爭和工作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詮釋和印證。
習仲勛主政關中分區之時，因為處於戰爭環境，一切工作都必須圍繞武裝鬥爭這個中心任務來進行。但是，發展生產、保證軍糧供應和解決好群眾的吃飯穿衣問題，也成為縈繞在習仲勛腦際的重大問題。為了粉碎國民黨反動派對邊區的經濟封鎖，減輕農民負擔，支援長期抗戰，習仲勛在關中分區堅決貫徹毛澤東提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經濟財政工作總方針，實行“農業為主，兼顧工業，商業為輔”的原則，黨政軍民齊動員，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從一九三九年起，分區機關首先在新莊窩開辦農場，鄉區機關及各縣也辦起了農場、合作社，以解決分區工作人員吃糧和物資貿易問題。習仲勛兼任縣長的新正縣政府在西牛莊開辦農場，每年產糧八十於石，基本上達到了糧食自給，據當時對分委駐地的楊坡頭村三十六戶典型調查，原來的十五戶貧僱農，三戶便分別達到中農或接近中農水平。同時該縣還成立了消費合作社、紡織廠，運輸隊、商業部等工商貿易單位，擁有股金二十一萬元，其中縣政府投股金五萬元。紡織廠年紡紗四百五十四斤，織布九百十五丈，解決了全區三三分之一人口的穿衣問題。完成救國公糧三千八百九十六石，超額二十六石;完成公草二十六萬五千四百九十六石，超額三千七百三十七斤。此外，群眾還自主給政府餘糧八千石，購買支援邊區建設公債券七點七二萬元。六百二十四人參加了八路軍和邊區警備部隊，一百五十五人參加地方遊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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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三月，劉端棻奉調延安到陝甘寧邊區師範(延安師範)工作，劉對二師懷有感情，留戀不舍。習仲勛也對這位創建二師付出心血並在艱苦緊張的工作環境中，已建立了濃厚的友誼，建立了曆史性的感情，因而不願分離。但是我們都是革命隊伍中一員，要聽從黨的安排，服從組織的調動。要做好交代工作，主要是工作交代，要總結二師的工作，並把總結交代給學校新的領導人。三月十七日和二十四日，習仲勛帶分區宣傳部等部門負責同誌出席二師召開的校務擴大會議，在劉端棻總結二師總結後，習仲勛發表講話，充分肯定了二師兩年來工作所得的成績，確認了將一九四二年定為“二師建設年”的工作設想和正在實施的六項任務，即：精簡機構和行政人員，曾產節約勤儉辦校;貫徹《師範學校規程》，提高教學質量;建立常規製度，開展工作研究;減少學生繁多的勞動負擔;加強學校環保衛生;添置校產，改善物質條件。這一年，在全校師生的努力下，“建設年”的六項任務基本得以實現。
是年夏，二師一班二十九名學生學生畢業，學校為他們頒發了由邊區教育廳廳長柳湜、副廳長賀連城和校長習仲勛、副校長鄒錦城署名的畢業證書。二十九名同學留校工作五名。在此之前，一百多名同學因革命鬥爭需要提前離校，已工作在不同崗位。
習仲勛兼任二師校長，隻是他負責全局工作的一個方麵，但他對這段經曆極為珍視。四十八年後，但他得知在編寫二師校史時，編寫下了一段關於二師的文字，感情之深，溢於筆端：
“我離開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將近半個世紀了。迴憶起當時在那裏開辦邊區第二師範的情景，仍然曆曆在目，記憶猶新。聽說陝西省人民政府已在關中分區所在地馬欄鎮樹立紀念革命舊址石碑，原二師在馬欄的校史，這些都給我帶來了莫大的欣慰。
陝甘寧邊區長期處在國民黨軍包圍封鎖的環境裏，箇中等學校的物質條件非常困難，談不上有什麽設備，大致是按抗戰初期延安的陝北公學之類的辦學路子進行的。特別是二師，常因國民黨對關中分區的不斷襲擾，因難頻添，不能按正規化的要求辦學，不受舊教育框框的束縛，堅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從實際出發，白手起家，艱苦創業，輾轉陝甘，依託農村，因陋就簡，因材施教，堅持辦學。以後曆屆的校長也是這麽做的。實踐證明這是完全正確的。”
●寫自炮火和硝煙的自傳
習仲勛守護黨中央駐地的南大門六年間，領導關中分區軍民屢次挫敗了國民黨製造的摩擦、蠶食等破壞活動，鞏固和加強了邊區黨、政權和武裝組織，同時在極為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開展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方麵的建設，發作了生產，改善了群眾生活，為抗日前線輸送了大量的物資、糧食和兵員。
“習仲勛是從群眾中生長起來的，而且與群眾保持著經常的密切的聯繫。”這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黨組織對習仲勛作的鑑定中的一句話。事實確實如此，這位出身於勞動人民家庭的地方領導幹部，始終把自己根植於勞動人民之中，以熾熱的赤子之心為人民群眾服務。
一九四0年六月，觀眾分區還燃燒著反磨擦鬥陣的戰火，頑固派武裝進攻的炮聲時緊時鬆。在緊張的戰爭間隙，習仲勛迴憶與思考的思緒不斷撥動著他感情的波瀾，因為這時黨中央有一個要求，即規定各級領導幹部個人《自傳》。他想到生育自己的那方土地和黃土地的人民，包括父親、母親和家人;他想到了自己學生時代對知識真理的癡心追求;他想到了投生革命十五年來所走過的艱辛曆程和許多在此期間倒下的先烈和戰友。曾有好幾天他時而低頭踱步，時而凝神沉思，輾轉反側，夜難成眠。六月十九日，習仲勛在陽坡頭關中分委地一普通的土窯洞，寫成一份《自傳》。
《自傳》首先談到了自己的家世和童年;
“我出身貧苦，當我幼年時，家境不大好，我記得除自耕中別人田地。當民國八九年時才算中農。父母俱以農為業，全家生活都是靠種田維持。斯時，已有天地百畝，耕牛三頭，房子六間，我不欠人債，人也不向我借貸，全年自己勞動收穫，除交納糧捐款稅外，以將就過活，但每年很少剩餘。民國十七年，因我被捕入獄，雙親患疾亡故。斯年後陝西大旱，整兩年未收，吃用短少，東挪西借，竟累得一個小康之家一變而為貧窮不堪，後經家族艱苦經營十年多，家道又有好轉。”
他在簡述了家庭後來的經濟狀況和自己的小學經曆後，特別寫到了在立城學校時革命形勢對自己的影響：
“我這時的處境是非常好的，一方麵是中國大革命時代的到來，一方麵這個學校我縣最進步的革命堡壘，所以不僅在教師中有不少的革命指導者，而且全校學生早就結成一支有力的革命隊伍參加在這一革命洪流中，我思想上進步正是由於當時這種革命環境給予我以極大推動，因而我除了校內活動外，也開始走進農村活動，每逢革命節日及星期日我們都分隊下鄉工作。而主要的是廣泛地宣傳與組織農村，發動運動起來反對封建壓迫與地主剝削，是學生與農村運動結合起來，整齊步調，共同奮鬥。我就是在時加入青年社(民國十五年春)。同年春又經宋春梅、武之鎮介紹加入共產黨主義青年團。由斯時起，我就過著有鬥爭意義的生活。當時革命環境允許有各種革命書報閱讀，但可惜我自修能力太差，多讀而多不能領會。惟有半公開的各種各樣的訓練班，但不懂，年齡太小，而記憶的總是一知半解，甚至還不懂共產主義如何正確解釋。總之，我這時認識共產黨好，反正要幹他到低。”
習仲勛在這份《自傳》中，迴顧了自己因參加三原省立第三師範學潮，因遭國民黨地方當局逮捕，在獄中入黨，領導士兵暴動，渭北陝甘寧邊邊時期的革命鬥爭以及在錯誤肅反中蒙冤受屈，隨西方野戰軍西征等經曆。從中可以看出他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和對勞動人民深深的愛。這份《自傳》給人以重要啟示，就是一個革命者必須在群眾鬥爭的風浪中錘鍊意誌、曾長才幹，要經得起嚴酷環境和個人榮辱得失的考驗。從《自傳》可以看出，他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把個人的苦樂憂患同勞苦大眾的利益和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以忠實地群眾做好每件事情的具體行動，不斷地磨礪自己的思想品格。
習仲勛這份寫於炮火與硝煙中的《自傳》所表達的思想觀點和赤子之心，在他長期的革命鬥爭和工作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詮釋和印證。
習仲勛主政關中分區之時，因為處於戰爭環境，一切工作都必須圍繞武裝鬥爭這個中心任務來進行。但是，發展生產、保證軍糧供應和解決好群眾的吃飯穿衣問題，也成為縈繞在習仲勛腦際的重大問題。為了粉碎國民黨反動派對邊區的經濟封鎖，減輕農民負擔，支援長期抗戰，習仲勛在關中分區堅決貫徹毛澤東提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經濟財政工作總方針，實行“農業為主，兼顧工業，商業為輔”的原則，黨政軍民齊動員，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從一九三九年起，分區機關首先在新莊窩開辦農場，鄉區機關及各縣也辦起了農場、合作社，以解決分區工作人員吃糧和物資貿易問題。習仲勛兼任縣長的新正縣政府在西牛莊開辦農場，每年產糧八十於石，基本上達到了糧食自給，據當時對分委駐地的楊坡頭村三十六戶典型調查，原來的十五戶貧僱農，三戶便分別達到中農或接近中農水平。同時該縣還成立了消費合作社、紡織廠，運輸隊、商業部等工商貿易單位，擁有股金二十一萬元，其中縣政府投股金五萬元。紡織廠年紡紗四百五十四斤，織布九百十五丈，解決了全區三三分之一人口的穿衣問題。完成救國公糧三千八百九十六石，超額二十六石;完成公草二十六萬五千四百九十六石，超額三千七百三十七斤。此外，群眾還自主給政府餘糧八千石，購買支援邊區建設公債券七點七二萬元。六百二十四人參加了八路軍和邊區警備部隊，一百五十五人參加地方遊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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