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渭北革命鬥爭出現高漲形勢之際，習仲勛帶領著劉誌丹留下的處境艱難的特務隊向武字區方向前進。
當天，習仲勛指揮隊伍避敵阻截，穿越密林峻嶺，來到耀縣照金南端的老牛坡下，在這裏找到了一位名叫魚得水的農民為特務隊帶路，半夜時分到達渭北蘇區管轄的讓牛村。為應付敵人盤查，特務隊還從讓牛村抓了一名豪紳隨隊伍一起行動。他們連夜涉過陳家河、牛村河，天明時分到達離武字區十多裏地的華裏坊。
當特務隊終於到達武字區與渭北遊擊隊勝利會合的時候，習仲勛覺得如釋重負。一個多月前，他尋找劉誌丹、謝子長曆盡艱辛，從渭北到照金;為了實現劉誌丹的囑託，保存革命的武裝力量，他又帶隊伍迴到渭北，聯想到數年間艱難曲折的經曆，一種勝利的喜悅從心底升起。
剛剛成立不久的渭北遊擊隊也因為特務隊的編入而發展壯大起來。習仲勛高興地見到了歡迎他們的遊擊隊指揮黃子文，當他們談到為了根據地的建設又要戰鬥在一起時，心情格外激動，堅持鬥爭的信心倍增。半個世紀後，習仲勛曾意味深長地說：“我在渭北革命根據地時工作時間不長，但對開創這塊革命根據地的領導者之一黃子文，卻有過較長時間的接觸。他是真正的渭北革命群眾的領袖。他入黨早，經驗豐富，看問題全麵而且很有見地。早在一九二八年，他就在渭北開始搞武裝鬥爭。黃氏兄弟在渭北一帶很有影響，全家為革命犧牲了好幾個人。他們的曆史地位應該承認。”
習仲勛帶的特務隊到達武字區後，即改編為渭北遊擊隊第二支隊。程國璽任支隊長，習仲勛任政治指導員。同時，將武字區遊擊隊編為第一支隊，馬誌舟兼支隊長，金天華兼政治指導員。渭北遊擊隊第二支隊，又稱武字區後區遊擊隊，經常駐紮在黃子文的家鄉甘澇池村，主要活動於三原、富平、耀縣一帶邊界地區。
隨著渭北地區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共陝西省委為了加強對這一地區的統一領導，於十月初正式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共青團渭北特委也在武字區同時宣告成立。團特委領導武字區、心字區兩個團區委，有二十餘名共青團員。剛剛到達渭北地的習仲勛擔任共青團渭北特委委員。
新成立的中共渭北特委專門設立軍委，以加強對軍事工作和遊擊隊的領導。習仲勛率渭北遊擊隊第二支隊在甘澇池駐紮時，“當時渭北特委軍委書記汪鋒和參謀第五伯昌曾來這裏檢查工作。汪鋒還給遊擊隊講了話”。
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後，領導根據地軍民更廣泛地開展了分糧分地的群眾鬥爭和抗日救亡活動。武字區、心字區農民被發動起來，沒收豪紳、地主、富農的糧食，並分配給生活困難的貧苦群眾。農民聯合會迅速發展到六百餘人，農民武裝增加到一千五百餘人，群眾鬥爭情緒似火一樣燃燒起來。僅十月份一個月內，渭北特委先後五次作出決定和召開聯席會議、代表會議，學習討論蘇維埃土地法，研究討論分配土地問題，使許多貧苦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根據地還通過組織“教育促進會”，舉行群眾集會等形式，開展了以痛斥日本侵略中國的罪惡行徑、揭露國民黨當局實行不抵抗政策為內容的抗日宣傳活動，激發了廣大群眾的愛國熱忱和革命覺悟。遊擊隊堅決地打擊地主武裝，開展肅清反動勢力的鬥爭，維護根據地社會秩序的安定。“因為遊擊隊的擴大，所以群眾鬥爭也急劇地開展起來，遊擊運動的唿聲也深入到渭北各地群眾鬥爭中……”。
十月上旬，渭北遊擊隊根據特委指示到武字區周圍的心字區、肅字區，富平縣都村、淡村，耀縣的西原、華裏坊、讓牛村一帶遊擊。習仲勛率第二支隊到武字區後區周圍開展武裝鬥爭，殺豪紳、驅逐催糧要款的差人，使得國民黨政權不敢在那裏收糧收款。遊擊隊在“高三槐分麥三天，共分麥三百餘石，參加群眾三百餘人”。此間國民黨地方當局派密探混入分糧群眾，破壞分糧鬥爭，因懾於高漲的群眾情緒未敢造次。遊擊隊駐尚村時遭敵突襲，損失長槍四支、短槍一支，被迫轉入南原整編。習仲勛一再鼓勵遊擊隊員，隻有堅定革命信念，堅持蘇區武裝鬥爭，才是勞苦群眾的根本出路，從而鞏固和加強了隊伍。遊擊隊所到之處，地主豪紳聞風喪膽，廣大群眾熱誠歡迎，積極支援遊擊隊活動。
然而，當時在黨內對形勢和上級包括臨時中央的指示的認識是不盡一致的。習仲勛對渭北革命根據地曆史就有著自己的認識和見解。他曾說，渭北黨組織和革命委員會“領導農民分配土地，成立工、農、婦等群眾團體和赤衛隊等群眾武裝，在農民聯合會裏不僅有僱農、貧農、中農，也有富農，婦女聯合會中富農家庭的婦女也屢見不鮮。但蓬勃發展的革命運動直接威脅著三原、西安的敵人。他們舉起屠刀，要扼殺人民洶湧而起的鬥爭。這時陝西省委執行‘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
事實也正是如此，由於“左”的路線的推行，給渭北蘇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十月六日，中共陝西省委作出《開展遊擊運動創造渭北新蘇區的決議》。決議要求：“渭北各黨部必須發動與領導群眾鬥爭來紀念十月革命，發起廣大群眾的紀念大會與示威，形成更廣泛的群眾運動，黨應立刻積極地準備這一工作。”翌日，省委又專門發出《關於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紀念節運動的決議》。十月八日、九日，渭北特委召開三原、富平、蒲城、耀縣黨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研究討論省委十月六日《決議》和根據地政權組織問題。十月三十日，中共渭北革委會黨團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貫徹省委決議，在十一月六日、七日、八日連續三天舉行群眾大會和遊行示威，隆重紀念十月革命節。
十一月六日，根據地紀念蘇聯十月革命萬人大會在武字區舉行。習仲勛率第二支隊參加大會。渭北革命委員會主席黃子文致開幕詞後，中共三原縣委、農民聯合會、婦聯會、赤衛隊、遊擊隊、少先隊和學生代表先後發表講話，並通過通電五則。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武裝示威遊行。以習仲勛帶領的全副武裝的渭北遊擊隊第二支隊為先導，第一支隊擔任後衛，數千名群眾參加的遊行隊伍，步行到武字區以北十多裏地以外的馬額鎮示威遊行。次日，參加集會的人數驟然增加，群眾情緒更加高漲。習仲勛再次率第二支隊走在前列，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南行近二十裏從三原縣以東的西陽鎮穿過，再經富平縣的瓦窯頭、淡村，當日又返迴武字區。十月八日，紀念大會進入第三天，團渭北特委組織演出化裝新劇，舉行遊藝會，並刷寫標語、散發傳單七千餘份。
然而，沉浸在勝利歡樂中的根據地軍民未曾料到，戰爭的陰雲已密布渭北上空。反動武裝磨刀霍霍，“圍剿”根據地呈一觸即發之勢。
十一月九日，在三原和耀縣小丘、富平莊裏地區的國民黨駐軍與三原、富平、涇陽、高陵、耀縣、淳化六個縣的民團糾集在一起，突然將武字區四麵包圍，進行武裝“清剿”。犯敵在攻占武字區以後，又連續三天“先搜原，後搜溝，然後溝原一起搜”，到處捕人，殺人。第二支隊駐地甘澇池村三十多人被抓，群眾衣物被褥被搶劫一空，甚至連打麥場上的石碌碡也被推入井底，黃子文家中十餘間房屋萑被燒，牲口農具被搶。在不長時間內，又連續四次對武字區“圍剿”洗劫。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員會的領導骨幹被衝散，工作陷入癱瘓狀態。五六十名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群眾死於國民黨反動派屠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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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習仲勛指揮隊伍避敵阻截，穿越密林峻嶺，來到耀縣照金南端的老牛坡下，在這裏找到了一位名叫魚得水的農民為特務隊帶路，半夜時分到達渭北蘇區管轄的讓牛村。為應付敵人盤查，特務隊還從讓牛村抓了一名豪紳隨隊伍一起行動。他們連夜涉過陳家河、牛村河，天明時分到達離武字區十多裏地的華裏坊。
當特務隊終於到達武字區與渭北遊擊隊勝利會合的時候，習仲勛覺得如釋重負。一個多月前，他尋找劉誌丹、謝子長曆盡艱辛，從渭北到照金;為了實現劉誌丹的囑託，保存革命的武裝力量，他又帶隊伍迴到渭北，聯想到數年間艱難曲折的經曆，一種勝利的喜悅從心底升起。
剛剛成立不久的渭北遊擊隊也因為特務隊的編入而發展壯大起來。習仲勛高興地見到了歡迎他們的遊擊隊指揮黃子文，當他們談到為了根據地的建設又要戰鬥在一起時，心情格外激動，堅持鬥爭的信心倍增。半個世紀後，習仲勛曾意味深長地說：“我在渭北革命根據地時工作時間不長，但對開創這塊革命根據地的領導者之一黃子文，卻有過較長時間的接觸。他是真正的渭北革命群眾的領袖。他入黨早，經驗豐富，看問題全麵而且很有見地。早在一九二八年，他就在渭北開始搞武裝鬥爭。黃氏兄弟在渭北一帶很有影響，全家為革命犧牲了好幾個人。他們的曆史地位應該承認。”
習仲勛帶的特務隊到達武字區後，即改編為渭北遊擊隊第二支隊。程國璽任支隊長，習仲勛任政治指導員。同時，將武字區遊擊隊編為第一支隊，馬誌舟兼支隊長，金天華兼政治指導員。渭北遊擊隊第二支隊，又稱武字區後區遊擊隊，經常駐紮在黃子文的家鄉甘澇池村，主要活動於三原、富平、耀縣一帶邊界地區。
隨著渭北地區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共陝西省委為了加強對這一地區的統一領導，於十月初正式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共青團渭北特委也在武字區同時宣告成立。團特委領導武字區、心字區兩個團區委，有二十餘名共青團員。剛剛到達渭北地的習仲勛擔任共青團渭北特委委員。
新成立的中共渭北特委專門設立軍委，以加強對軍事工作和遊擊隊的領導。習仲勛率渭北遊擊隊第二支隊在甘澇池駐紮時，“當時渭北特委軍委書記汪鋒和參謀第五伯昌曾來這裏檢查工作。汪鋒還給遊擊隊講了話”。
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後，領導根據地軍民更廣泛地開展了分糧分地的群眾鬥爭和抗日救亡活動。武字區、心字區農民被發動起來，沒收豪紳、地主、富農的糧食，並分配給生活困難的貧苦群眾。農民聯合會迅速發展到六百餘人，農民武裝增加到一千五百餘人，群眾鬥爭情緒似火一樣燃燒起來。僅十月份一個月內，渭北特委先後五次作出決定和召開聯席會議、代表會議，學習討論蘇維埃土地法，研究討論分配土地問題，使許多貧苦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根據地還通過組織“教育促進會”，舉行群眾集會等形式，開展了以痛斥日本侵略中國的罪惡行徑、揭露國民黨當局實行不抵抗政策為內容的抗日宣傳活動，激發了廣大群眾的愛國熱忱和革命覺悟。遊擊隊堅決地打擊地主武裝，開展肅清反動勢力的鬥爭，維護根據地社會秩序的安定。“因為遊擊隊的擴大，所以群眾鬥爭也急劇地開展起來，遊擊運動的唿聲也深入到渭北各地群眾鬥爭中……”。
十月上旬，渭北遊擊隊根據特委指示到武字區周圍的心字區、肅字區，富平縣都村、淡村，耀縣的西原、華裏坊、讓牛村一帶遊擊。習仲勛率第二支隊到武字區後區周圍開展武裝鬥爭，殺豪紳、驅逐催糧要款的差人，使得國民黨政權不敢在那裏收糧收款。遊擊隊在“高三槐分麥三天，共分麥三百餘石，參加群眾三百餘人”。此間國民黨地方當局派密探混入分糧群眾，破壞分糧鬥爭，因懾於高漲的群眾情緒未敢造次。遊擊隊駐尚村時遭敵突襲，損失長槍四支、短槍一支，被迫轉入南原整編。習仲勛一再鼓勵遊擊隊員，隻有堅定革命信念，堅持蘇區武裝鬥爭，才是勞苦群眾的根本出路，從而鞏固和加強了隊伍。遊擊隊所到之處，地主豪紳聞風喪膽，廣大群眾熱誠歡迎，積極支援遊擊隊活動。
然而，當時在黨內對形勢和上級包括臨時中央的指示的認識是不盡一致的。習仲勛對渭北革命根據地曆史就有著自己的認識和見解。他曾說，渭北黨組織和革命委員會“領導農民分配土地，成立工、農、婦等群眾團體和赤衛隊等群眾武裝，在農民聯合會裏不僅有僱農、貧農、中農，也有富農，婦女聯合會中富農家庭的婦女也屢見不鮮。但蓬勃發展的革命運動直接威脅著三原、西安的敵人。他們舉起屠刀，要扼殺人民洶湧而起的鬥爭。這時陝西省委執行‘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
事實也正是如此，由於“左”的路線的推行，給渭北蘇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十月六日，中共陝西省委作出《開展遊擊運動創造渭北新蘇區的決議》。決議要求：“渭北各黨部必須發動與領導群眾鬥爭來紀念十月革命，發起廣大群眾的紀念大會與示威，形成更廣泛的群眾運動，黨應立刻積極地準備這一工作。”翌日，省委又專門發出《關於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紀念節運動的決議》。十月八日、九日，渭北特委召開三原、富平、蒲城、耀縣黨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研究討論省委十月六日《決議》和根據地政權組織問題。十月三十日，中共渭北革委會黨團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貫徹省委決議，在十一月六日、七日、八日連續三天舉行群眾大會和遊行示威，隆重紀念十月革命節。
十一月六日，根據地紀念蘇聯十月革命萬人大會在武字區舉行。習仲勛率第二支隊參加大會。渭北革命委員會主席黃子文致開幕詞後，中共三原縣委、農民聯合會、婦聯會、赤衛隊、遊擊隊、少先隊和學生代表先後發表講話，並通過通電五則。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武裝示威遊行。以習仲勛帶領的全副武裝的渭北遊擊隊第二支隊為先導，第一支隊擔任後衛，數千名群眾參加的遊行隊伍，步行到武字區以北十多裏地以外的馬額鎮示威遊行。次日，參加集會的人數驟然增加，群眾情緒更加高漲。習仲勛再次率第二支隊走在前列，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南行近二十裏從三原縣以東的西陽鎮穿過，再經富平縣的瓦窯頭、淡村，當日又返迴武字區。十月八日，紀念大會進入第三天，團渭北特委組織演出化裝新劇，舉行遊藝會，並刷寫標語、散發傳單七千餘份。
然而，沉浸在勝利歡樂中的根據地軍民未曾料到，戰爭的陰雲已密布渭北上空。反動武裝磨刀霍霍，“圍剿”根據地呈一觸即發之勢。
十一月九日，在三原和耀縣小丘、富平莊裏地區的國民黨駐軍與三原、富平、涇陽、高陵、耀縣、淳化六個縣的民團糾集在一起，突然將武字區四麵包圍，進行武裝“清剿”。犯敵在攻占武字區以後，又連續三天“先搜原，後搜溝，然後溝原一起搜”，到處捕人，殺人。第二支隊駐地甘澇池村三十多人被抓，群眾衣物被褥被搶劫一空，甚至連打麥場上的石碌碡也被推入井底，黃子文家中十餘間房屋萑被燒，牲口農具被搶。在不長時間內，又連續四次對武字區“圍剿”洗劫。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員會的領導骨幹被衝散，工作陷入癱瘓狀態。五六十名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群眾死於國民黨反動派屠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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