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原看守所兩個月內，他們主要進行了三項活動和鬥爭：一是學習知識，統一思想認識。武延俊和外麵保持秘密聯繫，讓人送進了一些如《社會進化史》之類的理論和進步文藝讀物，武還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宣傳和講解。當時，個別同學流露出動搖和消極埋怨情緒，為了防止敵人分化瓦解，暴露組織和身份，秘密小組鼓勵大家要團結一致，保持革命氣節，決不出賣同誌。華嶽重迴憶說：“習仲勛當時年小，但很有主見，有魄力，說話有威懾力。他說，到了這一步，誰也不許胡說，誰出賣了別人，我們大家也叫他不能活著出去。”二是進行了以改善夥食為目的的絕食鬥爭。看守所內夥食極差，飯菜變質，不能食用，是常有的事。為此，武延俊帶領九名學生和看守長進行說理鬥爭，並提出當局如不解決問題，即宣布絕食。情況反映到國民黨三原縣政府後，縣長被迫答應了條件，不再供應黴爛變質食品，改發每人四串錢，從外購飯。但是錢隻發在押的學生，其他人不在此列，目的沒有完全達到。武延俊和大家研究後，認為絕食應當適可而止，遂停止了改善夥食的鬥爭。三是對看守所關押的馬鴻賓部逃兵進行宣傳和串連，提高他們對反動當局和軍隊本質的認識。同時還把每人發的四串錢分給他們一半，以改善他們的夥食，爭取士兵覺悟。他們還以孩子們特有的方式和看守警察作鬥爭，有時，遊戲似地在看守所高聲大笑，繼而又哭又叫，使得當局對他們無可奈何。這些鬥爭方式盡管受到所處時代和認識的局限，取得的成效甚微，但是在革命處於低潮，白色恐怖籠罩渭北上空之時，這些尚未出校門的少年所表現出的革命精神和鬥爭智慧，無疑是十分可貴的。
六月初，關中已進入麥收大忙季節。國民黨三原縣縣長換成了一位姓沈的，接著又換上了一位姓孟的，縣長三易其人，但三師學生被關押一事仍沒有最後結果。孟姓縣長上任伊始，即答應盡快了結此案，釋放學生，後又怕擔當責任，決定將此事移送國民黨陝西省當局處理。
一天，武延俊、習仲勛等十人，由馬鴻賓部派士兵押解，分坐兩輛牛車，走上了通往省城西安的道路。
天空驕陽似火，車輪下黃塵滾滾。牛喘著粗氣，“囚車”搖搖擺擺地艱難前行。車上戴著腳鐐的習仲勛等十名學生，因為遭受兩個多月的牢獄之苦，衣衫髒亂，頭發篷長，麵色憔悴，長途顛簸已使他們焦渴難忍，昏昏欲睡。這群少年第一次進省城，就是沉重的戴鐐行。孤單的牛車，年少的“囚犯”，更多了幾分淒涼的悲愴。
習仲勛等被押抵西安後，即交由位於北大街西華門的軍事裁判處關押。
這個軍事裁判處，是屬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四方麵軍總指揮兼陝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管轄的一個軍法機構。大革命失敗以後被陝西當局逮捕的所謂政治犯多在這裏囚禁審訊。其名為軍法處，實為反動當局專門捕捉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的暴力工具。這所監獄實行所謂“內寬外嚴”的管理方法：高牆、崗樓，戒備森嚴，謂之“外嚴”;對待“人犯”“溫和”，有時看守人員和“囚犯”還可以開“說笑話會”，謂之“內寬”。實則以此籠絡人心，瓦解政治鬥誌。偉大的愛國者、卓越的教育家和民主運動的活動家楊明軒先生，於當年1月被軍政當局逮捕，也關押在這裏，直至一九二九年八月才得以釋放。中共陝西組織的創始人和領導者之一、卓越的組織活動家和教育家李子洲，於一九二九年二月被捕後亦關押在軍事裁判處，其間遭受酷刑摧殘，致使病情惡化，不幸在獄中逝世。還有潘自力、劉繼曾、李大章、李子健等陝西早期中共黨員也先後被囚禁於此地。最多時，關押人數達百餘人。許多年後，習仲勛對當時的情形仍有深刻的記憶。他說，我與楊明軒同一個監獄。當局懾於楊先生的社會聲望和廣泛影響，還在獄中單獨給他設置了一間較為寬鬆的“優待室”。我在他之前獲釋。他在獄中堅貞不屈，保持了共產黨員的崇高氣節。
三師學生被關入軍事裁判後，再不是三原時的十人一室，而是分別關押在小號房內。習仲勛和華嶽重、王秉衡同囚一小屋。白天看管較鬆，可以相互交談。晚上小房上鎖，不能串號。第二天，他們按獄方要求填寫了“犯人登記表”。在分別隔離的情況下，習仲勛仍然保持著和武延俊的密切聯繫，一有放風或其他機會，就和武延俊接觸，聽取武的意見，諸如允許和哪些人接近，如何應付審訊以及鬥爭方式的變換等。習仲勛隻與同獄的原三原黨團組織負責人李子健、王鴻俊兩人接觸和交談，同其他人皆保持距離，不單獨接觸和談話。習仲勛曾迴憶說，這裏和我接觸最多的是李子健和王鴻俊，特別是李子健，當時隻要有機會，就給我講一些革命道理和黨的基本知識。一個月後，習仲勛被叫去受審。主、陪審者兩個人，一個四十多歲，留有長須;一個瘦高個，麵色較白，三十歲上下。留須者問道：“哪裏人?”習答：“富平人。”又問：“多大年齡?”習說：“十四歲。”“參加過共青團沒有?三原第三師範的毒殺事參加了沒有?三原河道巷會議參加了沒有?”習仲勛均以事先統一的口供或“不知道”或“沒有參加”作了迴答。瘦高個是陪審，不時地在一旁幫腔威脅，但習仲勛仍從容應對，不為其氣勢所動。審問者一無所獲，在二十分鍾內就結束了審訊。接著又以同樣的程式和內容，對其他九人輪流審訊了一遍，未使用刑罰，未進行逼供，以後再也未過問此案。
當局的“寬容”，並不說明他們對革命者仁慈和手軟，隻是因為沒有掌握到任何證據而無可奈何，特別是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還沒有被他們視為真正要剷除的共產黨人。而一旦被認定是真正共產黨人時，則以殘酷手段鎮壓和迫害。就在六月十七日下午，反動當局將同押於軍事裁判處的徐九齡、方鑒昭、任?、李嘉謨、校明濟等九名共產黨員活埋於西安市北郊，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六一七”血案。
軍事裁判處處長叫簫振瀛，他主張實行一套“外嚴內寬”的看守管理辦法。監獄一位張姓看守長，常到獄中遊轉察看，並對習仲勛等人散布說：“簫處長非常關心青年學生，你們如果再看到處長來時，就當麵哀求，處長會設法釋放你們的。”學生們聽了這些話以後，開始認為是獄方策反，要他們向反動當局屈膝求饒。後經過研究，認為不妨一試。一天早飯時，簫振瀛進入高牆內察看了一圈。習仲勛告訴同屋的文秉衡、華嶽重說，在簫振瀛轉近時，趁機提出釋放要求。簫振瀛看見習仲勛等人圍在飯盆前既不吃飯，又不起立，便問道：“為什麽蹲著不吃飯呢?”
華嶽重首先迴答說：“我們都是從學校裏抓來的學生，至今還不知道犯了什麽發。關了這麽久，既不判又不放，家裏父母擔驚受怕，我們也吃不下飯。”
習仲勛、王秉衡也接著說：“我們到底有什麽罪?不明不白關了這麽長時間，父母一直不知道消息，誰家的父母不操心兒子?再不處理，我們就不吃飯。”其他囚號的學生也跟著喊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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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關中已進入麥收大忙季節。國民黨三原縣縣長換成了一位姓沈的，接著又換上了一位姓孟的，縣長三易其人，但三師學生被關押一事仍沒有最後結果。孟姓縣長上任伊始，即答應盡快了結此案，釋放學生，後又怕擔當責任，決定將此事移送國民黨陝西省當局處理。
一天，武延俊、習仲勛等十人，由馬鴻賓部派士兵押解，分坐兩輛牛車，走上了通往省城西安的道路。
天空驕陽似火，車輪下黃塵滾滾。牛喘著粗氣，“囚車”搖搖擺擺地艱難前行。車上戴著腳鐐的習仲勛等十名學生，因為遭受兩個多月的牢獄之苦，衣衫髒亂，頭發篷長，麵色憔悴，長途顛簸已使他們焦渴難忍，昏昏欲睡。這群少年第一次進省城，就是沉重的戴鐐行。孤單的牛車，年少的“囚犯”，更多了幾分淒涼的悲愴。
習仲勛等被押抵西安後，即交由位於北大街西華門的軍事裁判處關押。
這個軍事裁判處，是屬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四方麵軍總指揮兼陝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管轄的一個軍法機構。大革命失敗以後被陝西當局逮捕的所謂政治犯多在這裏囚禁審訊。其名為軍法處，實為反動當局專門捕捉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的暴力工具。這所監獄實行所謂“內寬外嚴”的管理方法：高牆、崗樓，戒備森嚴，謂之“外嚴”;對待“人犯”“溫和”，有時看守人員和“囚犯”還可以開“說笑話會”，謂之“內寬”。實則以此籠絡人心，瓦解政治鬥誌。偉大的愛國者、卓越的教育家和民主運動的活動家楊明軒先生，於當年1月被軍政當局逮捕，也關押在這裏，直至一九二九年八月才得以釋放。中共陝西組織的創始人和領導者之一、卓越的組織活動家和教育家李子洲，於一九二九年二月被捕後亦關押在軍事裁判處，其間遭受酷刑摧殘，致使病情惡化，不幸在獄中逝世。還有潘自力、劉繼曾、李大章、李子健等陝西早期中共黨員也先後被囚禁於此地。最多時，關押人數達百餘人。許多年後，習仲勛對當時的情形仍有深刻的記憶。他說，我與楊明軒同一個監獄。當局懾於楊先生的社會聲望和廣泛影響，還在獄中單獨給他設置了一間較為寬鬆的“優待室”。我在他之前獲釋。他在獄中堅貞不屈，保持了共產黨員的崇高氣節。
三師學生被關入軍事裁判後，再不是三原時的十人一室，而是分別關押在小號房內。習仲勛和華嶽重、王秉衡同囚一小屋。白天看管較鬆，可以相互交談。晚上小房上鎖，不能串號。第二天，他們按獄方要求填寫了“犯人登記表”。在分別隔離的情況下，習仲勛仍然保持著和武延俊的密切聯繫，一有放風或其他機會，就和武延俊接觸，聽取武的意見，諸如允許和哪些人接近，如何應付審訊以及鬥爭方式的變換等。習仲勛隻與同獄的原三原黨團組織負責人李子健、王鴻俊兩人接觸和交談，同其他人皆保持距離，不單獨接觸和談話。習仲勛曾迴憶說，這裏和我接觸最多的是李子健和王鴻俊，特別是李子健，當時隻要有機會，就給我講一些革命道理和黨的基本知識。一個月後，習仲勛被叫去受審。主、陪審者兩個人，一個四十多歲，留有長須;一個瘦高個，麵色較白，三十歲上下。留須者問道：“哪裏人?”習答：“富平人。”又問：“多大年齡?”習說：“十四歲。”“參加過共青團沒有?三原第三師範的毒殺事參加了沒有?三原河道巷會議參加了沒有?”習仲勛均以事先統一的口供或“不知道”或“沒有參加”作了迴答。瘦高個是陪審，不時地在一旁幫腔威脅，但習仲勛仍從容應對，不為其氣勢所動。審問者一無所獲，在二十分鍾內就結束了審訊。接著又以同樣的程式和內容，對其他九人輪流審訊了一遍，未使用刑罰，未進行逼供，以後再也未過問此案。
當局的“寬容”，並不說明他們對革命者仁慈和手軟，隻是因為沒有掌握到任何證據而無可奈何，特別是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還沒有被他們視為真正要剷除的共產黨人。而一旦被認定是真正共產黨人時，則以殘酷手段鎮壓和迫害。就在六月十七日下午，反動當局將同押於軍事裁判處的徐九齡、方鑒昭、任?、李嘉謨、校明濟等九名共產黨員活埋於西安市北郊，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六一七”血案。
軍事裁判處處長叫簫振瀛，他主張實行一套“外嚴內寬”的看守管理辦法。監獄一位張姓看守長，常到獄中遊轉察看，並對習仲勛等人散布說：“簫處長非常關心青年學生，你們如果再看到處長來時，就當麵哀求，處長會設法釋放你們的。”學生們聽了這些話以後，開始認為是獄方策反，要他們向反動當局屈膝求饒。後經過研究，認為不妨一試。一天早飯時，簫振瀛進入高牆內察看了一圈。習仲勛告訴同屋的文秉衡、華嶽重說，在簫振瀛轉近時，趁機提出釋放要求。簫振瀛看見習仲勛等人圍在飯盆前既不吃飯，又不起立，便問道：“為什麽蹲著不吃飯呢?”
華嶽重首先迴答說：“我們都是從學校裏抓來的學生，至今還不知道犯了什麽發。關了這麽久，既不判又不放，家裏父母擔驚受怕，我們也吃不下飯。”
習仲勛、王秉衡也接著說：“我們到底有什麽罪?不明不白關了這麽長時間，父母一直不知道消息，誰家的父母不操心兒子?再不處理，我們就不吃飯。”其他囚號的學生也跟著喊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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