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學生們和魏海的矛盾衝突升級。為了應對這一事態變化，黨團組織開會研究新的鬥爭方式和策略。
此時，中共中央和中共陝西省委的一係列指示的傳達和省立渭北中學的學潮，促使第三師範黨團組織作出了除掉訓育主任魏海的決定，並得到上級黨組織的同意。從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翌年一月，中共陝西省委先後多次接到中央關於發動農民暴動奪取政權的指示函件，並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月召開第二次省委全會，修改了第一次全會《兩個月工作迴顧及政治問題決議案》，將“準備總暴動”修改為“組織農民在農民協會旗幟下發動抗稅抗糧的部分暴動，以至總暴動”。三原渭北中學黨團組織，據此發動了驅逐反動校長楊少農的學潮。十二月十九日，中共陝西省委就渭北中學學潮特別指示三原縣委：“在三原城應用赤色恐怖以抵製白色恐怖，渭北中學學潮要堅決的領導，作積極的鬥爭，對楊某應指定同誌以非常的手段對付之，愈速愈好。”省委指示傳達後，渭北中學學生將楊少農驅趕出校。
三師訓育主任魏海記進步學生黑名單之事，引起中共三原縣委高度重視。縣委學生運動負責人武延俊在東關操場召集宋文梅、習仲勛、程建文開會，研究對策。他們即以省委對三原縣委指示信精神，作出採取非常手段除掉魏海的決定，同時提出了採用炸藥炸或放火燒死魏海的方法，報請上級組織批準。後來他們反覆考慮，如果使用炸藥，可能出現炸不了對方，反而炸傷自己的情況;放火燒房，極有可能引發大火，燒毀學校，造成大的損失和傷害，對大多數學生更為不利。遂請求黨組織改變計劃，採取投毒的方法毒殺魏海。行動方案得到了縣委負責人的同意，並指定由程建文執行。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六，程建文將一種叫“人緣巴豆”的毒藥投入三師教師灶的稀飯鍋內，部分教師餐後嘔吐腹瀉，輕微中毒。毒殺魏海未達到目的，反而行動暴露。地方反動當局當即派人追查。三師“毒殺案”在渭北以至全陝西地區反響強烈。習仲勛在數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因此受到審查，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說明。
“三師毒案”從它發生的原因和結果、可能性和現實性、動機和目的，似乎長期不為人民所理解，特別是對採取給教師飯鍋投放毒藥的鬥爭方式，還多有微詞。然而，任何事情的發生，都離不開特定的曆史條件和社會環境，當事人的思想行為也受其年齡、經曆和受教育程度的影響和局限。如果把這一事件放在大革命失敗以後蔣介石血腥鎮壓革命，瘋狂毒殺共產黨人的嚴酷形勢下去考察;如果透過發生在北方縣城的這一小事，看到年輕的政黨曾受“左”傾盲動主義嚴重影響，提出的革命方針就是全國暴動，武裝奪取政權，一時以紅色恐怖對抗白色恐怖的口號連天，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與爭取革命勝利的急性病相互交織，革命的英雄主義和冒險盲動情緒同時進發;如果穿越近七十年的曆史煙塵，看到事件的行為於僅是一群剛剛步入初級師範的十三四歲的熱血少年，人們就難以苛求他們做出更為周密、更為成熟、更為準確的舉動。相反，先輩們堅定的革命信念、勇敢無畏的鬥爭精神和果決的英雄壯舉，卻令人肅然起敬。
●係獄
已是清明時節，渭北高原的春季乍暖還寒。
“三師毒案”發生後，三原城頭烏雲翻滾，陰風陣陣。
先是被省立渭北中學驅趕出校的楊少農，勾結國民黨三原縣政府帶地方武裝包圍了渭北中學，逮捕了共產黨員八名，共青團員三名，進步學生十餘名。繼而反動當局向第三師範發動“圍剿”。
“三師毒案”發生後第三天早晨，學生剛剛起床，有的已開始吃早飯。悽厲的警笛聲、吵鬧聲在學校周圍響起，國民黨三原縣縣長帶軍警特務一百餘人將三師團團包圍。學生隻許進入，不許走出校門一步。接著將全校師生集中在一個大教室裏。習仲勛從其他同學傳說中得知，這是當局追查“毒殺案”，他轉而又想，黨團組織負責人宋文梅已經逃離學校，執行者程建文亦外出躲藏，因而心裏較為平靜地和同學們一起進入教師。幾名警察滿臉殺氣地站在室內和門口，空氣立刻緊張起來。
王藩臣板起麵孔訓話：“我諄諄告誡，苦苦忠告你們要安心上課，不要胡鬧，但有的人居然給先生鍋裏下毒，幸而中毒較輕，都已搶救過來了。”
縣長馬潤昌用恐嚇的口氣說道：“學校有壞分子搗亂，這裏的人都不許動，誰動就對誰不客氣。我們要叫幾位同學去縣府，把這件事研究研究。”說完即按魏海三月十二日記下的名單，將習仲勛和李彥倉、王秉衡、董子平(易正)、華嶽重(西峰)、劉繼鍔、高天作、劉全中、惠貞祥(得林)帶到國民黨縣政府。此時，已躲進三原民治高小的程建文也被三原當局逮捕，同時還帶走了民治學校學生數十人。第二天早飯時，中共三原縣委學運負責人武延俊也被捕押。
霎時間，三原城內崗哨林立，商市停歇，人心慌亂，一派陰森恐怖氣氛。
習仲勛等被帶入三原縣政府的當天，縣長馬潤昌即在縣政府二堂西廂房內親自對九人輪流審訊。馬潤昌審訊習仲勛時繞過毒殺案一事，用套供的方法問：年齡多大?什麽地方人?幾時投考第三師範?習仲勛一一作了迴答。馬潤昌又問道：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河道巷會議參加了沒有?
習仲勛迴答：不是共產黨員，也沒有參加什麽會議。
馬又詐問：“前麵被審同學都已供認，你還狡賴?”
習仲勛提出可以和供認的同學當麵對證。在審訊無結果的情況下，馬潤昌又以有嫌疑需要調查為由，將九人押入看守所。這是習仲勛一生三次係獄中的第一次。
三原反動當局對逮捕的民治小學的數十位小學生審訊後，便由該校校長出麵擔保釋放，隻講程建文一人在縣政府後院單獨關押，後送往西安模範監獄。他們將習仲勛等第三師範的學生視為共產黨重大嫌疑犯，給他們戴上腳鐐，押入縣看守所內，嚴加看管。在給習仲勛戴腳鐐時，一位押在同院內的馬鴻賓部逃兵，看到習仲勛年紀小，刑具沉重，就從自己褲子上撕下一塊布將鐵鐐裹上，使習仲勛極為感動。
武延俊被押入看守所後來，便成為組織指導獄中鬥爭的核心。他鼓勵大家說：“不要怕，當局沒有抓住我們任何證據，不會把我們怎麽樣。”一天，他單獨和習仲勛談話，鄭重宣布習仲勛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並說仍保留團籍，作為跨黨分子參加活動。從此，習仲勛的人生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三十九年後，在古城西安身受造反派圍攻的習仲勛，以樸素的語言和複雜的心情，說出了當年執著追求革命的心情：“我在獄中的一切行動，都聽武延俊的指示，他分配我幹什麽，如何幹，我都堅決地按他的吩咐執行。我那時隻是對舊社會不滿，並不懂得共產主義為何物，僅憑個人熱情鬧革命，完全靠自己的一股勇氣，而真正懂得一些革命道理，還是在獄中由於武延俊的幫助才取得的。”為了有利於團結鬥爭，保守秘密，他們成立了一個黨團員秘密小組，由武延俊負責單線聯繫，習仲勛、劉全中、高天作、王秉衡、李彥倉等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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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中共中央和中共陝西省委的一係列指示的傳達和省立渭北中學的學潮，促使第三師範黨團組織作出了除掉訓育主任魏海的決定，並得到上級黨組織的同意。從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翌年一月，中共陝西省委先後多次接到中央關於發動農民暴動奪取政權的指示函件，並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月召開第二次省委全會，修改了第一次全會《兩個月工作迴顧及政治問題決議案》，將“準備總暴動”修改為“組織農民在農民協會旗幟下發動抗稅抗糧的部分暴動，以至總暴動”。三原渭北中學黨團組織，據此發動了驅逐反動校長楊少農的學潮。十二月十九日，中共陝西省委就渭北中學學潮特別指示三原縣委：“在三原城應用赤色恐怖以抵製白色恐怖，渭北中學學潮要堅決的領導，作積極的鬥爭，對楊某應指定同誌以非常的手段對付之，愈速愈好。”省委指示傳達後，渭北中學學生將楊少農驅趕出校。
三師訓育主任魏海記進步學生黑名單之事，引起中共三原縣委高度重視。縣委學生運動負責人武延俊在東關操場召集宋文梅、習仲勛、程建文開會，研究對策。他們即以省委對三原縣委指示信精神，作出採取非常手段除掉魏海的決定，同時提出了採用炸藥炸或放火燒死魏海的方法，報請上級組織批準。後來他們反覆考慮，如果使用炸藥，可能出現炸不了對方，反而炸傷自己的情況;放火燒房，極有可能引發大火，燒毀學校，造成大的損失和傷害，對大多數學生更為不利。遂請求黨組織改變計劃，採取投毒的方法毒殺魏海。行動方案得到了縣委負責人的同意，並指定由程建文執行。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六，程建文將一種叫“人緣巴豆”的毒藥投入三師教師灶的稀飯鍋內，部分教師餐後嘔吐腹瀉，輕微中毒。毒殺魏海未達到目的，反而行動暴露。地方反動當局當即派人追查。三師“毒殺案”在渭北以至全陝西地區反響強烈。習仲勛在數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因此受到審查，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說明。
“三師毒案”從它發生的原因和結果、可能性和現實性、動機和目的，似乎長期不為人民所理解，特別是對採取給教師飯鍋投放毒藥的鬥爭方式，還多有微詞。然而，任何事情的發生，都離不開特定的曆史條件和社會環境，當事人的思想行為也受其年齡、經曆和受教育程度的影響和局限。如果把這一事件放在大革命失敗以後蔣介石血腥鎮壓革命，瘋狂毒殺共產黨人的嚴酷形勢下去考察;如果透過發生在北方縣城的這一小事，看到年輕的政黨曾受“左”傾盲動主義嚴重影響，提出的革命方針就是全國暴動，武裝奪取政權，一時以紅色恐怖對抗白色恐怖的口號連天，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與爭取革命勝利的急性病相互交織，革命的英雄主義和冒險盲動情緒同時進發;如果穿越近七十年的曆史煙塵，看到事件的行為於僅是一群剛剛步入初級師範的十三四歲的熱血少年，人們就難以苛求他們做出更為周密、更為成熟、更為準確的舉動。相反，先輩們堅定的革命信念、勇敢無畏的鬥爭精神和果決的英雄壯舉，卻令人肅然起敬。
●係獄
已是清明時節，渭北高原的春季乍暖還寒。
“三師毒案”發生後，三原城頭烏雲翻滾，陰風陣陣。
先是被省立渭北中學驅趕出校的楊少農，勾結國民黨三原縣政府帶地方武裝包圍了渭北中學，逮捕了共產黨員八名，共青團員三名，進步學生十餘名。繼而反動當局向第三師範發動“圍剿”。
“三師毒案”發生後第三天早晨，學生剛剛起床，有的已開始吃早飯。悽厲的警笛聲、吵鬧聲在學校周圍響起，國民黨三原縣縣長帶軍警特務一百餘人將三師團團包圍。學生隻許進入，不許走出校門一步。接著將全校師生集中在一個大教室裏。習仲勛從其他同學傳說中得知，這是當局追查“毒殺案”，他轉而又想，黨團組織負責人宋文梅已經逃離學校，執行者程建文亦外出躲藏，因而心裏較為平靜地和同學們一起進入教師。幾名警察滿臉殺氣地站在室內和門口，空氣立刻緊張起來。
王藩臣板起麵孔訓話：“我諄諄告誡，苦苦忠告你們要安心上課，不要胡鬧，但有的人居然給先生鍋裏下毒，幸而中毒較輕，都已搶救過來了。”
縣長馬潤昌用恐嚇的口氣說道：“學校有壞分子搗亂，這裏的人都不許動，誰動就對誰不客氣。我們要叫幾位同學去縣府，把這件事研究研究。”說完即按魏海三月十二日記下的名單，將習仲勛和李彥倉、王秉衡、董子平(易正)、華嶽重(西峰)、劉繼鍔、高天作、劉全中、惠貞祥(得林)帶到國民黨縣政府。此時，已躲進三原民治高小的程建文也被三原當局逮捕，同時還帶走了民治學校學生數十人。第二天早飯時，中共三原縣委學運負責人武延俊也被捕押。
霎時間，三原城內崗哨林立，商市停歇，人心慌亂，一派陰森恐怖氣氛。
習仲勛等被帶入三原縣政府的當天，縣長馬潤昌即在縣政府二堂西廂房內親自對九人輪流審訊。馬潤昌審訊習仲勛時繞過毒殺案一事，用套供的方法問：年齡多大?什麽地方人?幾時投考第三師範?習仲勛一一作了迴答。馬潤昌又問道：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河道巷會議參加了沒有?
習仲勛迴答：不是共產黨員，也沒有參加什麽會議。
馬又詐問：“前麵被審同學都已供認，你還狡賴?”
習仲勛提出可以和供認的同學當麵對證。在審訊無結果的情況下，馬潤昌又以有嫌疑需要調查為由，將九人押入看守所。這是習仲勛一生三次係獄中的第一次。
三原反動當局對逮捕的民治小學的數十位小學生審訊後，便由該校校長出麵擔保釋放，隻講程建文一人在縣政府後院單獨關押，後送往西安模範監獄。他們將習仲勛等第三師範的學生視為共產黨重大嫌疑犯，給他們戴上腳鐐，押入縣看守所內，嚴加看管。在給習仲勛戴腳鐐時，一位押在同院內的馬鴻賓部逃兵，看到習仲勛年紀小，刑具沉重，就從自己褲子上撕下一塊布將鐵鐐裹上，使習仲勛極為感動。
武延俊被押入看守所後來，便成為組織指導獄中鬥爭的核心。他鼓勵大家說：“不要怕，當局沒有抓住我們任何證據，不會把我們怎麽樣。”一天，他單獨和習仲勛談話，鄭重宣布習仲勛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並說仍保留團籍，作為跨黨分子參加活動。從此，習仲勛的人生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三十九年後，在古城西安身受造反派圍攻的習仲勛，以樸素的語言和複雜的心情，說出了當年執著追求革命的心情：“我在獄中的一切行動，都聽武延俊的指示，他分配我幹什麽，如何幹，我都堅決地按他的吩咐執行。我那時隻是對舊社會不滿，並不懂得共產主義為何物，僅憑個人熱情鬧革命，完全靠自己的一股勇氣，而真正懂得一些革命道理，還是在獄中由於武延俊的幫助才取得的。”為了有利於團結鬥爭，保守秘密，他們成立了一個黨團員秘密小組，由武延俊負責單線聯繫，習仲勛、劉全中、高天作、王秉衡、李彥倉等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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