簫振瀛看著這些衣衫破爛、形體瘦肉的孩子，興許是動了惻隱之心，當即答覆說：“你們不要著急，待我給宋主席報告後，就釋放你們。”
武延俊、習仲勛從簫的話意分析，感到國民黨陝西當局對第三師範學生已無意深究，可望較快獲釋。
八月的一天，看守長來到獄中告訴說：簫處長準備親自帶領你們去見宋主席，見了宋主席，你們就苦苦哀告，宋主席會釋放你們的。稍後一天清晨，獄方給武延俊以外的九名三師學生下了腳鐐，並帶到了簫振瀛的住處，由簫帶領卻國民黨陝西省政府麵見宋哲元。簫在行前說：“你們見了宋主席後，他問到你們有無保人，你們就說有，迴來後，我就釋放你們。”說完簫振瀛先去省府，兩名法警帶習仲勛等人來到新城宋哲元辦公處門外等候。
宋哲元出來後先看了看每個人的手掌，然後高聲說道，過去總司令把路走錯了，以致使後來的青年誤入歧途，現在隻能迴頭是岸。又說，共產黨煽動無知的青年學生搗亂，擾亂社會秩序。你們年齡這麽小，不在學校好好讀書，鬧什麽學潮?蘇聯過去是我們的朋友，現在害我們，還留下共產黨胡鬧。我們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能把我們國家建設好。你們要好好學習，將來給國家做事。接著又問道，你們有保人沒有?
同學們迴說，有。
宋哲元最後說，好幾個月了，你們的父母日夜盼望你們迴來。現在就可以迴去安慰安慰家裏人了。說完擺了擺手，轉身走進了辦公室。宋哲元對第三師範學潮案處理如此寬容還有一個內部傳言。據說，那天宋哲元推門進入辦公室時，一陣風吹來，把擺放在案頭的一遝公文吹落在地。他撿起一看，見是關於三原省立第三師範的呈文。頗有些迷信的宋哲元，便認為此案“一風吹”是天意使然，因而即刻下令釋放學生。
這是習仲勛第一次見到國民黨的大人物。此刻，他們之間是國民黨軍政要員和一個“階下囚”的瞬間唔麵。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曾奉命捕殺共產黨人、圍剿革命武裝的宋哲元，當民族危難之際，出任國民黨第二十九軍軍長，率部轉戰山西、河北、察哈爾、熱河等省，在長征抗戰中堅持夜戰、近戰、血戰，屢戰屢勝。七七事變爆發之時，二十九軍守衛平津一線，宋不為日軍最後通牒所動，命令所部將士堅決抗日。軍事裁判處處長簫振瀛也在抗戰初期出任天津市市長，由此成為有名的抗日愛國將領。當宋哲元一九四0年病逝於四川綿陽之時，習仲勛已在抗日民主根據地擔任陝甘寧邊區分區書記，投身於民族解放戰爭的支援前線和後方建設。
習仲勛等人被帶迴軍事裁判處，早飯後又由監獄司書領到所謂“優待室”東邊的大房內。房中的桌上已放好了紙硯筆墨，司書說，每人必須寫一份保證書，方可以迴去。幾位同學商量後，即用統一口徑寫下：“我們年幼無知，一心嚮往師範，日後畢了業，可以當小學教員，牌子亮，掙錢多，不料因學潮而引起嫌疑，坐了幾個月監獄，以後再不念書，永為農夫。”
但是，當局並未履行無條件釋放的諾言，過了十幾天時間，仍沒有釋放的信息。習仲勛等即與看守長交涉，看守長迴答說，簫振瀛代表宋哲元去鄭州開會，走時沒有交代此事，因此他們不能做主放人。待簫返迴西安後，又把無條件放人的承諾變成了具保釋放。習仲勛叔父習宗仁聞訊專門從富平來到西安，尋到一家趙姓的同鄉以商輔具保。但是，在辦理出獄手續時，獄方又提出必須有兩家以上商輔擔保，隻好由趙姓同鄉刻了一個假商號的圖章，作為連環保，才算辦齊了出獄手續。為了避免節外生枝，習宗仁還特地買了三個大西瓜，送給了監獄的守員。
出獄前，習仲勛再次與尚不能立即獲釋的武延俊交談，聽取武對日後活動的意見。武延俊告訴習仲勛說，我的案子還未判決，三原近期的情況也不清楚。但我們在三原看守索的情況以及我介紹你入黨和作為跨黨分子的事情，宋文梅是了解的。出去以後可以與宋文梅直接聯繫。習仲勛望著這位介紹自己入黨的人和獄中鬥爭的“主心骨”，心中掠過一陣酸楚。
不料，他們此次獄中分手竟成為最後訣別。武延俊出獄後患嚴重精神病，在上海治病時投江身亡。幾十年後，習仲勛談起西安出獄時的情況曾說：“我們十個人在三原被捕同獄，而武在三原獄內又是我們九人公認的領導人，我們九人相繼出獄，隻留他一人的案情還未判決，當時還不知道前途如何，我們也不能多說什麽，就出獄了。”對武延俊的感念之情，可窺一斑。
●曆練中的抉擇
古城西安的早秋仍是熱浪襲人。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習仲勛正式獲釋，隨叔父迴到了家中。
此後的一年間，是習仲勛家中災禍迭起、橫遭不幸的日子。
因第三師範學潮被國民黨地方當局逮捕的學生中有五位富平籍學生，故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反響，特別是對中共富平黨團組織內部和學生家庭造成很大壓力。有個別學生的家長因不明原因，甚至找到在第一高小任校長的嚴木三，質問嚴給學生都講了些什麽，並施壓說，如果自己的孩子不能安全釋放，就沒個完等。複雜的形勢也使黨組織內一些同誌認識產生了一些分歧。受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影響極深、安分守己的習仲勛父親習宗德，則認為自己年少的兒子入獄，有悖於耕讀治家的門風，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加之四個多月中，舐犢情深，思兒心切，整日抑鬱不歡，終積鬱成疾。習仲勛迴到家時，父親的病一下好像輕了許多。心中由原來的憤懣埋怨情緒轉為理解和贊同。習仲勛迴憶說：“我父親是個老實農民，我被捕出獄後，當時還怕他指責我，他不但沒有怪怨我，還對我說，你還小呢，等你長大了再當共產黨的代表，為廣大窮人辦事就好了。一個農民當時能說出這樣的話，已經很不簡單了。”但是，這位正直的農民父親未能逃脫病魔的吞噬，於是年農曆十一月逝世，時年四十三歲。
正當壯年的習宗德突然病逝，對這樣一個十幾口人的家庭，猶如晴空霹靂。習仲勛的父親是全家當家人，他去世後，留下了體弱多病的妻子和六個年幼的子女。習仲勛年齡最大，僅十四歲。小女兒雁英才三個多月，尚在繈褓之中。還有同家生活的習宗仁夫婦及四個子女。習宗仁平時隻是下地做農活，從未照料過家事。習仲勛的姑母也因早年喪夫，攜孤寄住娘家，同時幫助照料一家大小的衣食生活。【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關中一帶將幼年喪父視作人生的一大不幸。父親的早逝，使一家人的生活和精神陷入極端困難和痛苦的境地，也使習仲勛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創傷，從此，他過早擔負了主管家政和撫養弟妹的義務。
迴到家中，習仲勛還有一樁更為急切的心事，就是能夠盡快地找到黨組織，聽到黨的指示。但是由於在獄中時屋內潮濕，不見陽光，他患上了嚴重的濕疹疔瘡，迴家後瘡麵發炎，出現膿腫，遂引發久燒不退。他不能下炕走路，有時下地隻能爬行。病痛交加，久日不愈，使他非常焦慮和痛苦，特別是失去組織聯繫，更感到像漂泊於遠方的遊子一樣寂寞和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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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延俊、習仲勛從簫的話意分析，感到國民黨陝西當局對第三師範學生已無意深究，可望較快獲釋。
八月的一天，看守長來到獄中告訴說：簫處長準備親自帶領你們去見宋主席，見了宋主席，你們就苦苦哀告，宋主席會釋放你們的。稍後一天清晨，獄方給武延俊以外的九名三師學生下了腳鐐，並帶到了簫振瀛的住處，由簫帶領卻國民黨陝西省政府麵見宋哲元。簫在行前說：“你們見了宋主席後，他問到你們有無保人，你們就說有，迴來後，我就釋放你們。”說完簫振瀛先去省府，兩名法警帶習仲勛等人來到新城宋哲元辦公處門外等候。
宋哲元出來後先看了看每個人的手掌，然後高聲說道，過去總司令把路走錯了，以致使後來的青年誤入歧途，現在隻能迴頭是岸。又說，共產黨煽動無知的青年學生搗亂，擾亂社會秩序。你們年齡這麽小，不在學校好好讀書，鬧什麽學潮?蘇聯過去是我們的朋友，現在害我們，還留下共產黨胡鬧。我們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能把我們國家建設好。你們要好好學習，將來給國家做事。接著又問道，你們有保人沒有?
同學們迴說，有。
宋哲元最後說，好幾個月了，你們的父母日夜盼望你們迴來。現在就可以迴去安慰安慰家裏人了。說完擺了擺手，轉身走進了辦公室。宋哲元對第三師範學潮案處理如此寬容還有一個內部傳言。據說，那天宋哲元推門進入辦公室時，一陣風吹來，把擺放在案頭的一遝公文吹落在地。他撿起一看，見是關於三原省立第三師範的呈文。頗有些迷信的宋哲元，便認為此案“一風吹”是天意使然，因而即刻下令釋放學生。
這是習仲勛第一次見到國民黨的大人物。此刻，他們之間是國民黨軍政要員和一個“階下囚”的瞬間唔麵。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曾奉命捕殺共產黨人、圍剿革命武裝的宋哲元，當民族危難之際，出任國民黨第二十九軍軍長，率部轉戰山西、河北、察哈爾、熱河等省，在長征抗戰中堅持夜戰、近戰、血戰，屢戰屢勝。七七事變爆發之時，二十九軍守衛平津一線，宋不為日軍最後通牒所動，命令所部將士堅決抗日。軍事裁判處處長簫振瀛也在抗戰初期出任天津市市長，由此成為有名的抗日愛國將領。當宋哲元一九四0年病逝於四川綿陽之時，習仲勛已在抗日民主根據地擔任陝甘寧邊區分區書記，投身於民族解放戰爭的支援前線和後方建設。
習仲勛等人被帶迴軍事裁判處，早飯後又由監獄司書領到所謂“優待室”東邊的大房內。房中的桌上已放好了紙硯筆墨，司書說，每人必須寫一份保證書，方可以迴去。幾位同學商量後，即用統一口徑寫下：“我們年幼無知，一心嚮往師範，日後畢了業，可以當小學教員，牌子亮，掙錢多，不料因學潮而引起嫌疑，坐了幾個月監獄，以後再不念書，永為農夫。”
但是，當局並未履行無條件釋放的諾言，過了十幾天時間，仍沒有釋放的信息。習仲勛等即與看守長交涉，看守長迴答說，簫振瀛代表宋哲元去鄭州開會，走時沒有交代此事，因此他們不能做主放人。待簫返迴西安後，又把無條件放人的承諾變成了具保釋放。習仲勛叔父習宗仁聞訊專門從富平來到西安，尋到一家趙姓的同鄉以商輔具保。但是，在辦理出獄手續時，獄方又提出必須有兩家以上商輔擔保，隻好由趙姓同鄉刻了一個假商號的圖章，作為連環保，才算辦齊了出獄手續。為了避免節外生枝，習宗仁還特地買了三個大西瓜，送給了監獄的守員。
出獄前，習仲勛再次與尚不能立即獲釋的武延俊交談，聽取武對日後活動的意見。武延俊告訴習仲勛說，我的案子還未判決，三原近期的情況也不清楚。但我們在三原看守索的情況以及我介紹你入黨和作為跨黨分子的事情，宋文梅是了解的。出去以後可以與宋文梅直接聯繫。習仲勛望著這位介紹自己入黨的人和獄中鬥爭的“主心骨”，心中掠過一陣酸楚。
不料，他們此次獄中分手竟成為最後訣別。武延俊出獄後患嚴重精神病，在上海治病時投江身亡。幾十年後，習仲勛談起西安出獄時的情況曾說：“我們十個人在三原被捕同獄，而武在三原獄內又是我們九人公認的領導人，我們九人相繼出獄，隻留他一人的案情還未判決，當時還不知道前途如何，我們也不能多說什麽，就出獄了。”對武延俊的感念之情，可窺一斑。
●曆練中的抉擇
古城西安的早秋仍是熱浪襲人。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習仲勛正式獲釋，隨叔父迴到了家中。
此後的一年間，是習仲勛家中災禍迭起、橫遭不幸的日子。
因第三師範學潮被國民黨地方當局逮捕的學生中有五位富平籍學生，故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反響，特別是對中共富平黨團組織內部和學生家庭造成很大壓力。有個別學生的家長因不明原因，甚至找到在第一高小任校長的嚴木三，質問嚴給學生都講了些什麽，並施壓說，如果自己的孩子不能安全釋放，就沒個完等。複雜的形勢也使黨組織內一些同誌認識產生了一些分歧。受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影響極深、安分守己的習仲勛父親習宗德，則認為自己年少的兒子入獄，有悖於耕讀治家的門風，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加之四個多月中，舐犢情深，思兒心切，整日抑鬱不歡，終積鬱成疾。習仲勛迴到家時，父親的病一下好像輕了許多。心中由原來的憤懣埋怨情緒轉為理解和贊同。習仲勛迴憶說：“我父親是個老實農民，我被捕出獄後，當時還怕他指責我，他不但沒有怪怨我，還對我說，你還小呢，等你長大了再當共產黨的代表，為廣大窮人辦事就好了。一個農民當時能說出這樣的話，已經很不簡單了。”但是，這位正直的農民父親未能逃脫病魔的吞噬，於是年農曆十一月逝世，時年四十三歲。
正當壯年的習宗德突然病逝，對這樣一個十幾口人的家庭，猶如晴空霹靂。習仲勛的父親是全家當家人，他去世後，留下了體弱多病的妻子和六個年幼的子女。習仲勛年齡最大，僅十四歲。小女兒雁英才三個多月，尚在繈褓之中。還有同家生活的習宗仁夫婦及四個子女。習宗仁平時隻是下地做農活，從未照料過家事。習仲勛的姑母也因早年喪夫，攜孤寄住娘家，同時幫助照料一家大小的衣食生活。【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關中一帶將幼年喪父視作人生的一大不幸。父親的早逝，使一家人的生活和精神陷入極端困難和痛苦的境地，也使習仲勛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創傷，從此，他過早擔負了主管家政和撫養弟妹的義務。
迴到家中，習仲勛還有一樁更為急切的心事，就是能夠盡快地找到黨組織，聽到黨的指示。但是由於在獄中時屋內潮濕，不見陽光，他患上了嚴重的濕疹疔瘡，迴家後瘡麵發炎，出現膿腫，遂引發久燒不退。他不能下炕走路，有時下地隻能爬行。病痛交加，久日不愈，使他非常焦慮和痛苦，特別是失去組織聯繫，更感到像漂泊於遠方的遊子一樣寂寞和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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