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高尾又來部雲，奉公使命，請先閱複文稿，以免臨時有誤限時，反為不便。餘以幹涉太甚，不允交閱。彼再三要求，且說你如不允，請見總長。餘乃請示總長，總長說時間侷促，免生枝節，即先給他閱看吧。豈知閱後又生問題，他說“除第五項外”這句，不是通牒原文，須照原文更正。餘說這是事實，並無不合。他說原文是“暫時脫離容後再說”，非照原文改正不可。秘書往還磋商，易稿數次，終不同意。直至黃昏，時限將到，仍未商妥，陸總長乃謂此事由我負責，即照原文，以後再議與否，要看那時情形，不必在此時文字上爭執。遂定稿繕正，由陸總長及餘並方秘書，親送至日使館，交與日使置益，已在午夜，時為五月九日十一時也。是時餘心感淒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
歸途與總長同車，他說前隨節俄館，俄財長維德為租借旅大問題，與楊欽差磋商不洽，後竟將條約擺在公案，令楊欽使簽字。楊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簽字。維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遜，驕橫無禮，其情形比這次兇狠得多，餘為傳譯，猶覺心悸。楊使氣憤填胸，年事又高，出門時在石階上滑跌，遂至不起。弱國外交，言之可嘆。
餘以商租事屬創舉，地方官恐不能明了，特召集吉奉兩省特派交涉員及警察長官來京，告以此次交涉之困難情形。日本提出內地雜居條件，本部以治外法權尚未收迴。外人內地雜居，此例一開，各國效尤，永無收迴治外法權之望，再三磋商，不得已而定商租耕地辦法。商租不是賣絕，又不同典租，必須定明年限，如何分利，均應照各地習慣，訂立租契。租契應由官製，發交各處應用，以期劃一。應貼印花收契張費等可由各省自定。至“服從中國警察法令”這八個字，爭了幾次，才得照允。此與主權有關，本部甚為重視，執行時不必節外生枝，亦不可隨便通融。至警察條例兩省諒均有規定，最好兩省大旨相同，以便執行時免生枝節。惟須切實執行，一次通融，即成慣例，務請諸位格外注意等語而散。
後來兩省照行，在張作霖時代，未聞發生問題，後張學良繼承父業，廢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畝商租者，以盜賣國土論。日本總領事以學良片麵取消兩國所定之協議，提出抗議，學良亦不理。適有日人在萬寶山，以商租田畝鄰近地上，商租一條地為開溝引水種稻田，地主自然不敢租與，日本竟派警察保護，開始挖溝。中國亦派警察阻止，彼此衝突。日本改派軍隊，我方亦改派軍隊，雙方就此開火，越鬧越大，尋至釀成九一八事變之原因。故九一八事變，實起因於萬寶山事件也。
總統以屈於最後通牒，變為國恥，發表告誡百僚書後，一時曾力圖振作，督促各部，於興利除敝應行建設之事，指示周詳，以期百廢俱舉，於國務會議時，時時警惕，憤懣之情，現於辭色。每次會議，必有新案提出討論，且令各部按照新案，剋期擬成計劃，付之實行。尤其對於軍事，格外注意，謂當歐戰之時，不能有外力援助，隻有自己努力進行，籌建煉鋼廠，添設鞏縣兵工廠，整頓各兵工廠，福建造船廠，又練模範團三混成旅。對於整理財政，發行國內公債，改革幣製（廢兩為元），整頓稅收，請各國退還庚子賠款，專辦學校，有已施行，有在籌備。各部亦振作精神，努力從事，一時頗有朝氣。
嗣以日本議院抨擊政府對華政策之失當，西報亦有誇獎袁總統以弱國外交，得此結果，總算勝利等語，遂漸生自滿之心。加以左右逢承，以為日本伎倆不過如此，隻要用心對付，不足為慮。且忽作奇想，以為環顧世界，除美國外，君主國多，日本與中國同處亞洲，種族相同，我改共和，與日本政體不同，易生隔閡，帝製自為之思想，從此醞釀於胸。加以張勳、倪嗣沖之流，常言地方民情與共和製度格格不入，楊皙子（度）等又以中國行共和製度尚早，引美顧問古德諾之話為證。項城受此浸潤之言，政事激生懈怠。
曾幾何時，朝氣又成暮氣矣，真是可惜。
北洋軍閥史話
六十七、馮、段離心離德
北洋係的基礎，建立在小站練兵時期，那時，袁把全部心力都用在建軍工作上，他躬親部署一切，如：軍隊的編製和調遣，將領的選拔和補充等。其後政治上袁的地位日高，北洋軍的發展也日大，袁自然不能兼顧北洋軍，於是馮段諸將的權力因之逐漸提高。
袁當總統後，精力分散到外交、財政、政黨方麵，軍事就付託給北洋係的大將手中。這時，“北洋三傑”的情況是：馮國璋外調南京，主持長江一帶的軍事；段祺瑞在中央統理全國軍事；王士珍卻退隱正定。段以陸軍總長身份，不但對北洋軍係獨攬大權，即對於全國軍事亦有統籌之權。段倚賴徐樹錚，徐有才氣，可是和北洋係的淵源不深。北洋軍的新生力量，多數是由段所培養和提拔，不過袁對軍事並不放鬆，所以便在總統府內設立軍事處以控製全國軍事。
段有段的個性，民國以後，袁段之間總有點心事，北洋係裏相傳有這麽一段故事：
袁稱帝以前，小站舊人早已恢複了跪拜禮，段祺瑞獨不肯，他對於其他問題倒無所謂，就反對在民國時代還要曲膝。馮國璋勸他說：“芝泉，你別任性吧，皇帝和終身總統有何區別？跪拜禮和脫帽鞠躬禮又何嚐不是一樣？”馮拉了段一齊到袁那兒去拜年，自己先跪下去，段見馮下跪，沒有辦法，隻得依樣畫葫蘆了。袁見了這兩員大將跪在自己麵前，倒有點不好意思，慌忙站起身來，嗬著腰說：“不敢當，不敢當！”
馮、段坐了一會，再至袁克定處，也行跪拜大禮，心中當然是十二萬分委曲，怎知這位大少爺卻端坐不動，受之泰然。段一肚子冤氣，怒沖沖地跑出來，埋怨馮說：“你看，老頭子倒還謙遜不遑，大少爺卻架子十足，哪裏拿我們當人！我們做了上一輩子的狗，還要做下一輩子的狗！”馮亦連連搖頭說：“芝泉，莫說你發怒，我亦忍耐不住，今後我跟著你走，我們不能再當一輩子狗了！”馮、段的不滿，後來有人傳給克定，埋怨他不該擺架子激怒了北洋的兩大將，怎知克定卻淡淡地說：“這正是我的安排，這兩個人都是老頭子養大的，現在他們都有點尾大不掉，我若不折折他們的驕氣，將來他們更不得了，難免不爬到我的頭上呢！”北洋軍人那一年都向袁行跪拜禮，袁在接受他們大禮時，總是喊著自己兒子的名字說：“你們快來還禮呀！”袁克定從不答應，儼然以未來儲君自任。
這是小過節，卻使北洋係的將領對袁離心；不過這還不是致命傷，最致命的，是他們逐漸感覺到袁不肯向他們說真話，又想解除他們的兵柄，他們覺得：“鳥還未盡而弓已藏，狡兔未死而走狗將烹！”既然老頭子已不把我們當作人了，我們又何必對他忠心呢！”
在“北洋三傑”中，王士珍比較最隨和，沒有個性，因此袁對王特別放心。民國成立後，王士珍就迴到正定原籍，不問民國政治。由於袁對段的倔強深感不滿，有意要排斥段，因此便有借重王的必要。民國3年春天，袁派長子克定乘專車到正定去迎王進京，王表示無意於再參加政治活動，袁克定說：“參不參加政治是一件事，父親邀請你去京談談又是一件事，如果你一天不啟程，我也隻好留在正定促駕，無顏麵迴北京了。”王被大公子這麽一逼，終於情不可卻地隨同袁克定來到民國時代的北京。袁立刻頒授王為陸軍上將，並且派為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坐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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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途與總長同車，他說前隨節俄館，俄財長維德為租借旅大問題，與楊欽差磋商不洽，後竟將條約擺在公案，令楊欽使簽字。楊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簽字。維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遜，驕橫無禮，其情形比這次兇狠得多，餘為傳譯，猶覺心悸。楊使氣憤填胸，年事又高，出門時在石階上滑跌，遂至不起。弱國外交，言之可嘆。
餘以商租事屬創舉，地方官恐不能明了，特召集吉奉兩省特派交涉員及警察長官來京，告以此次交涉之困難情形。日本提出內地雜居條件，本部以治外法權尚未收迴。外人內地雜居，此例一開，各國效尤，永無收迴治外法權之望，再三磋商，不得已而定商租耕地辦法。商租不是賣絕，又不同典租，必須定明年限，如何分利，均應照各地習慣，訂立租契。租契應由官製，發交各處應用，以期劃一。應貼印花收契張費等可由各省自定。至“服從中國警察法令”這八個字，爭了幾次，才得照允。此與主權有關，本部甚為重視，執行時不必節外生枝，亦不可隨便通融。至警察條例兩省諒均有規定，最好兩省大旨相同，以便執行時免生枝節。惟須切實執行，一次通融，即成慣例，務請諸位格外注意等語而散。
後來兩省照行，在張作霖時代，未聞發生問題，後張學良繼承父業，廢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畝商租者，以盜賣國土論。日本總領事以學良片麵取消兩國所定之協議，提出抗議，學良亦不理。適有日人在萬寶山，以商租田畝鄰近地上，商租一條地為開溝引水種稻田，地主自然不敢租與，日本竟派警察保護，開始挖溝。中國亦派警察阻止，彼此衝突。日本改派軍隊，我方亦改派軍隊，雙方就此開火，越鬧越大，尋至釀成九一八事變之原因。故九一八事變，實起因於萬寶山事件也。
總統以屈於最後通牒，變為國恥，發表告誡百僚書後，一時曾力圖振作，督促各部，於興利除敝應行建設之事，指示周詳，以期百廢俱舉，於國務會議時，時時警惕，憤懣之情，現於辭色。每次會議，必有新案提出討論，且令各部按照新案，剋期擬成計劃，付之實行。尤其對於軍事，格外注意，謂當歐戰之時，不能有外力援助，隻有自己努力進行，籌建煉鋼廠，添設鞏縣兵工廠，整頓各兵工廠，福建造船廠，又練模範團三混成旅。對於整理財政，發行國內公債，改革幣製（廢兩為元），整頓稅收，請各國退還庚子賠款，專辦學校，有已施行，有在籌備。各部亦振作精神，努力從事，一時頗有朝氣。
嗣以日本議院抨擊政府對華政策之失當，西報亦有誇獎袁總統以弱國外交，得此結果，總算勝利等語，遂漸生自滿之心。加以左右逢承，以為日本伎倆不過如此，隻要用心對付，不足為慮。且忽作奇想，以為環顧世界，除美國外，君主國多，日本與中國同處亞洲，種族相同，我改共和，與日本政體不同，易生隔閡，帝製自為之思想，從此醞釀於胸。加以張勳、倪嗣沖之流，常言地方民情與共和製度格格不入，楊皙子（度）等又以中國行共和製度尚早，引美顧問古德諾之話為證。項城受此浸潤之言，政事激生懈怠。
曾幾何時，朝氣又成暮氣矣，真是可惜。
北洋軍閥史話
六十七、馮、段離心離德
北洋係的基礎，建立在小站練兵時期，那時，袁把全部心力都用在建軍工作上，他躬親部署一切，如：軍隊的編製和調遣，將領的選拔和補充等。其後政治上袁的地位日高，北洋軍的發展也日大，袁自然不能兼顧北洋軍，於是馮段諸將的權力因之逐漸提高。
袁當總統後，精力分散到外交、財政、政黨方麵，軍事就付託給北洋係的大將手中。這時，“北洋三傑”的情況是：馮國璋外調南京，主持長江一帶的軍事；段祺瑞在中央統理全國軍事；王士珍卻退隱正定。段以陸軍總長身份，不但對北洋軍係獨攬大權，即對於全國軍事亦有統籌之權。段倚賴徐樹錚，徐有才氣，可是和北洋係的淵源不深。北洋軍的新生力量，多數是由段所培養和提拔，不過袁對軍事並不放鬆，所以便在總統府內設立軍事處以控製全國軍事。
段有段的個性，民國以後，袁段之間總有點心事，北洋係裏相傳有這麽一段故事：
袁稱帝以前，小站舊人早已恢複了跪拜禮，段祺瑞獨不肯，他對於其他問題倒無所謂，就反對在民國時代還要曲膝。馮國璋勸他說：“芝泉，你別任性吧，皇帝和終身總統有何區別？跪拜禮和脫帽鞠躬禮又何嚐不是一樣？”馮拉了段一齊到袁那兒去拜年，自己先跪下去，段見馮下跪，沒有辦法，隻得依樣畫葫蘆了。袁見了這兩員大將跪在自己麵前，倒有點不好意思，慌忙站起身來，嗬著腰說：“不敢當，不敢當！”
馮、段坐了一會，再至袁克定處，也行跪拜大禮，心中當然是十二萬分委曲，怎知這位大少爺卻端坐不動，受之泰然。段一肚子冤氣，怒沖沖地跑出來，埋怨馮說：“你看，老頭子倒還謙遜不遑，大少爺卻架子十足，哪裏拿我們當人！我們做了上一輩子的狗，還要做下一輩子的狗！”馮亦連連搖頭說：“芝泉，莫說你發怒，我亦忍耐不住，今後我跟著你走，我們不能再當一輩子狗了！”馮、段的不滿，後來有人傳給克定，埋怨他不該擺架子激怒了北洋的兩大將，怎知克定卻淡淡地說：“這正是我的安排，這兩個人都是老頭子養大的，現在他們都有點尾大不掉，我若不折折他們的驕氣，將來他們更不得了，難免不爬到我的頭上呢！”北洋軍人那一年都向袁行跪拜禮，袁在接受他們大禮時，總是喊著自己兒子的名字說：“你們快來還禮呀！”袁克定從不答應，儼然以未來儲君自任。
這是小過節，卻使北洋係的將領對袁離心；不過這還不是致命傷，最致命的，是他們逐漸感覺到袁不肯向他們說真話，又想解除他們的兵柄，他們覺得：“鳥還未盡而弓已藏，狡兔未死而走狗將烹！”既然老頭子已不把我們當作人了，我們又何必對他忠心呢！”
在“北洋三傑”中，王士珍比較最隨和，沒有個性，因此袁對王特別放心。民國成立後，王士珍就迴到正定原籍，不問民國政治。由於袁對段的倔強深感不滿，有意要排斥段，因此便有借重王的必要。民國3年春天，袁派長子克定乘專車到正定去迎王進京，王表示無意於再參加政治活動，袁克定說：“參不參加政治是一件事，父親邀請你去京談談又是一件事，如果你一天不啟程，我也隻好留在正定促駕，無顏麵迴北京了。”王被大公子這麽一逼，終於情不可卻地隨同袁克定來到民國時代的北京。袁立刻頒授王為陸軍上將，並且派為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坐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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