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軍應守條款：甲、清軍須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一律按兵不動；乙、清軍之火車，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不得往來作軍事上之行動，由駐漢英水師兵監視。
在這三天的停戰期內，葛福領事曾和在漢口英租界開會的各省代表大會接洽和平，和平方案有兩個：一個是全國性的，由袁世凱內閣代表清廷統治下的各省區，希望和一個能代表全部革命省區的人進行和談；另一個是局部性的停戰，由北洋軍在武漢的最高統帥馮國璋（這時馮還沒有離開漢口）與“黎軍門”進行以湖北地區為限的停戰談判。
十月十五日停戰期滿，雙方同意繼續停戰至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六時。在停戰期內，十月十八日袁世凱派出了唐紹儀為總理內閣大臣的全權代表，前往武漢與“黎軍門”或其代表人討論大局，而革命軍方麵也派遣伍廷芳為全權代表。
當袁派唐為全權代表時，楊士琦向袁說：“少川（唐的號）是廣東人，廣東人最講鄉誼。革命領袖孫文也是廣東人，伍廷芳也是廣東人，廣東人和廣東人碰頭，幾句廣東話一說，倒不可不提防一下呢！”袁笑著說：“杏丞（楊的號）你放心，我就請你和貴本家晳子（楊度）隨著少川南下吧。晳子是湖南人，革命軍方麵不少湖南人，讓湖南人和湖南人碰頭，說幾句湖南話吧。”楊度在東京時和孫中山先生很熟，又和黃興、宋教仁過從甚密，孫黃的認識還是楊的介紹，因此楊對和談是有影響力的。當時有一種理論，是說：革命事業非袁不易成功，袁不是曾國藩、胡林翼，革命黨人不要把他迫著走曾、胡這條路。今日大勢，不是革命黨和清廷的問題，而是革命黨和袁的問題，袁的問題一解決，革命就成功了，而袁的問題隻是條件問題，不是原則問題。
袁世凱的親信，清廷的和談特使唐紹儀於辛亥年十月廿一日抵達漢口，在大智門火車站下車。這時清軍的統帥還是馮國璋，馮雖然奉到命令調返北方，可是接替他的段祺瑞還未到達，馮國璋及英國領事、英國艦長、英國民團長等均在車站歡迎。唐紹儀和楊士琦即以英租界英國民團為宿舍，隨同唐一塊來的，還有隨員數十人和倫敦《泰晤士報》
駐北京特派員莫裏遜等。
唐紹儀到漢口後，原希望和黎元洪在英租界內會麵，可是革命軍方麵不同意，於是按照中國習慣，行客拜坐客，於廿二日正午唐紹儀由英國代理總領事和英國艦長陪同，渡江前往武昌織布局和黎會晤。雙方會談約半小時。由於革命軍方麵的和談代表伍廷芳尚在上海，於是雙方同意和談地點改在上海進行。
廿三日上午十時，唐紹儀等一行遂搭乘洞庭號輪船由漢口前往上海，武昌革命軍方麵也有和談代表胡瑛、王正廷同乘洞庭號前往。
廿四日清廷署理湖廣總督兼第一軍總統段祺瑞率領革職留任的布政使連甲、按察使祝書元等抵達漢口。第二天遂自馮國璋手中接替了第一軍的指揮權。
十月廿七日午後二時，南（革命軍）北（清廷）代表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廳舉行第一次會議。南方首席代表是伍廷芳，參贊是溫宗堯、王寵惠、汪兆銘、鈕永建；北方首席代表是唐紹儀，參贊是歐賡祥、許鼎霖、趙椿年、馮懿同。會議桌是一個長條案，伍、唐並位上座，雙方參贊左右列，武昌軍政府外交司長王正廷亦列席於伍、唐的對麵，但均無發言權。雙方坐定後，就互相查閱文件，同時宣布開會，首先由伍廷芳提議，自二十九日起停戰，所有鄂、晉、陝、魯、皖、蘇、奉等省一律實行，待清內閣迴電同意，然後和談才能正式進行；在和議進行中，如有擅自調動軍隊的，彼此均當從嚴懲處。伍補充這一提議，認為和談就是要和和氣氣地談，不能打打談談，一邊打一邊談，因為這樣便不是真正的和談。唐紹儀繼伍起而發言，他表示立即把伍的建議電達袁內閣，同時請伍亦立即電告武昌黎都督轉告各省查照。同時談到一段故事，就是汪兆銘在北京時曾電黃興談到促袁參加革命，黃複汪電告以倘袁果能參加革命，即可舉袁為第一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黃這封複電，汪曾交給楊度，楊度乃轉陳袁。袁表示：“大統領我不能做，應由黃興做。”因此可以證明袁內心傾向共和，不過身為清臣不能出口耳。於是唐作結論，認為當前和議所討論的，不是反對共和宗旨，而是先求如何達到和平。這第一次的會談就此結束。
和談開始後，南方代表（革命軍方麵）提出一個和談的先決問題，就是北方代表（清廷方麵）必須首先承認民主共和製的國體問題，這是革命的目的，如果不在這個基礎上談，則無和談的必要。唐紹儀把南方的“和談先決條件”打電報到北京，向袁內閣請示，並提出唐自己的看法。唐的看法是革命軍方麵對這個先決條件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因此如果拒絕便無法談下去，不如繞圈子談，就是把這個“國體”問題交給一個“臨時國會”去做表決，如此和談還可以談得下去。袁世凱接到唐的電報，乃向隆裕太後請示，隆裕則召集禦前會議討論，最後終於接受了唐的意見。有人說唐的意見根本就是袁的授意，因為袁的手法就是要假手於革命軍來結束清朝的統治，同時為自己“取而代之”留下餘地。
南方代表伍廷芳不滿意唐的答覆，唐再三解釋說：“這不過是形式問題和程序問題，這樣做法是蛻變，對於達到革命目的，並無衝突。”南方代表認為繞了一個彎路也勉強可以同意，因此乃進一步和北方代表討論如何召集“國民會議”以解決“國體問題”。
雙方協議由革命軍所占領的十四省和清政府統治的八省，每省各派代表三人，參加國民會議。國民會議的地點南方代表提議在上海，北方代表則表示必須向袁總理請示後才能決定。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六時段祺瑞正式照會駐漢口各國領事，宣布自現在防區撤退一百裏，以表示北洋軍對談和的誠意。撤軍時軍容整齊，秩序亦佳，所有撤退的隊伍，均整裝集合於所在地之原野，每一大隊分若幹排，成縱列形，伏地臥下。第一排開動，第二排起立前轉，第三排收拾槍彈、最後一排伏地，持槍實彈掩護，逐次如式退盡。中外人士圍觀的有數千人，均嘖嘖稱道。
清宣統三年（1912年）十一月十三日，就是中華民國元年元旦日、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這一天正是南北雙方和談代表在滬討論國民會議的組織問題。這個議題有兩點要討論：一是出席代表的產生，由革命軍所占領的十四省和清政府所統治的八省，各派代表三人組織之，這個問題北方代表唐紹儀已經接受；二是開會地點問題，南方代表伍廷芳提議在上海召開。北方代表唐紹儀表示要向袁內閣請示後才能答覆。唐請示的電報和孫大總統就職的電報同時到達袁的手上。袁聽說臨時政府已經成立，很生氣地說：“既然已經選了總統，那麽我坐在什麽位子上呢？算了吧！不必談和了。”他在一種不愉快的心情下，給唐紹儀一個指令，認為唐未經他許可就同意國民會議的代表權分配辦法，應視為無效。同時，這個辦法南方占14省對北方的八省，不待開會，北方已經處於絕對的劣勢了，因此他發電上海聲明不同意，同時譴責唐的越權行動。唐紹儀在此情形下，隻好引咎辭職。袁接受唐的辭職，同時電請伍廷芳北上直接談判。伍廷芳則請袁南下，雙方和談變成了電報往還，不得要領。
</br>
在這三天的停戰期內，葛福領事曾和在漢口英租界開會的各省代表大會接洽和平，和平方案有兩個：一個是全國性的，由袁世凱內閣代表清廷統治下的各省區，希望和一個能代表全部革命省區的人進行和談；另一個是局部性的停戰，由北洋軍在武漢的最高統帥馮國璋（這時馮還沒有離開漢口）與“黎軍門”進行以湖北地區為限的停戰談判。
十月十五日停戰期滿，雙方同意繼續停戰至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六時。在停戰期內，十月十八日袁世凱派出了唐紹儀為總理內閣大臣的全權代表，前往武漢與“黎軍門”或其代表人討論大局，而革命軍方麵也派遣伍廷芳為全權代表。
當袁派唐為全權代表時，楊士琦向袁說：“少川（唐的號）是廣東人，廣東人最講鄉誼。革命領袖孫文也是廣東人，伍廷芳也是廣東人，廣東人和廣東人碰頭，幾句廣東話一說，倒不可不提防一下呢！”袁笑著說：“杏丞（楊的號）你放心，我就請你和貴本家晳子（楊度）隨著少川南下吧。晳子是湖南人，革命軍方麵不少湖南人，讓湖南人和湖南人碰頭，說幾句湖南話吧。”楊度在東京時和孫中山先生很熟，又和黃興、宋教仁過從甚密，孫黃的認識還是楊的介紹，因此楊對和談是有影響力的。當時有一種理論，是說：革命事業非袁不易成功，袁不是曾國藩、胡林翼，革命黨人不要把他迫著走曾、胡這條路。今日大勢，不是革命黨和清廷的問題，而是革命黨和袁的問題，袁的問題一解決，革命就成功了，而袁的問題隻是條件問題，不是原則問題。
袁世凱的親信，清廷的和談特使唐紹儀於辛亥年十月廿一日抵達漢口，在大智門火車站下車。這時清軍的統帥還是馮國璋，馮雖然奉到命令調返北方，可是接替他的段祺瑞還未到達，馮國璋及英國領事、英國艦長、英國民團長等均在車站歡迎。唐紹儀和楊士琦即以英租界英國民團為宿舍，隨同唐一塊來的，還有隨員數十人和倫敦《泰晤士報》
駐北京特派員莫裏遜等。
唐紹儀到漢口後，原希望和黎元洪在英租界內會麵，可是革命軍方麵不同意，於是按照中國習慣，行客拜坐客，於廿二日正午唐紹儀由英國代理總領事和英國艦長陪同，渡江前往武昌織布局和黎會晤。雙方會談約半小時。由於革命軍方麵的和談代表伍廷芳尚在上海，於是雙方同意和談地點改在上海進行。
廿三日上午十時，唐紹儀等一行遂搭乘洞庭號輪船由漢口前往上海，武昌革命軍方麵也有和談代表胡瑛、王正廷同乘洞庭號前往。
廿四日清廷署理湖廣總督兼第一軍總統段祺瑞率領革職留任的布政使連甲、按察使祝書元等抵達漢口。第二天遂自馮國璋手中接替了第一軍的指揮權。
十月廿七日午後二時，南（革命軍）北（清廷）代表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廳舉行第一次會議。南方首席代表是伍廷芳，參贊是溫宗堯、王寵惠、汪兆銘、鈕永建；北方首席代表是唐紹儀，參贊是歐賡祥、許鼎霖、趙椿年、馮懿同。會議桌是一個長條案，伍、唐並位上座，雙方參贊左右列，武昌軍政府外交司長王正廷亦列席於伍、唐的對麵，但均無發言權。雙方坐定後，就互相查閱文件，同時宣布開會，首先由伍廷芳提議，自二十九日起停戰，所有鄂、晉、陝、魯、皖、蘇、奉等省一律實行，待清內閣迴電同意，然後和談才能正式進行；在和議進行中，如有擅自調動軍隊的，彼此均當從嚴懲處。伍補充這一提議，認為和談就是要和和氣氣地談，不能打打談談，一邊打一邊談，因為這樣便不是真正的和談。唐紹儀繼伍起而發言，他表示立即把伍的建議電達袁內閣，同時請伍亦立即電告武昌黎都督轉告各省查照。同時談到一段故事，就是汪兆銘在北京時曾電黃興談到促袁參加革命，黃複汪電告以倘袁果能參加革命，即可舉袁為第一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黃這封複電，汪曾交給楊度，楊度乃轉陳袁。袁表示：“大統領我不能做，應由黃興做。”因此可以證明袁內心傾向共和，不過身為清臣不能出口耳。於是唐作結論，認為當前和議所討論的，不是反對共和宗旨，而是先求如何達到和平。這第一次的會談就此結束。
和談開始後，南方代表（革命軍方麵）提出一個和談的先決問題，就是北方代表（清廷方麵）必須首先承認民主共和製的國體問題，這是革命的目的，如果不在這個基礎上談，則無和談的必要。唐紹儀把南方的“和談先決條件”打電報到北京，向袁內閣請示，並提出唐自己的看法。唐的看法是革命軍方麵對這個先決條件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因此如果拒絕便無法談下去，不如繞圈子談，就是把這個“國體”問題交給一個“臨時國會”去做表決，如此和談還可以談得下去。袁世凱接到唐的電報，乃向隆裕太後請示，隆裕則召集禦前會議討論，最後終於接受了唐的意見。有人說唐的意見根本就是袁的授意，因為袁的手法就是要假手於革命軍來結束清朝的統治，同時為自己“取而代之”留下餘地。
南方代表伍廷芳不滿意唐的答覆，唐再三解釋說：“這不過是形式問題和程序問題，這樣做法是蛻變，對於達到革命目的，並無衝突。”南方代表認為繞了一個彎路也勉強可以同意，因此乃進一步和北方代表討論如何召集“國民會議”以解決“國體問題”。
雙方協議由革命軍所占領的十四省和清政府統治的八省，每省各派代表三人，參加國民會議。國民會議的地點南方代表提議在上海，北方代表則表示必須向袁總理請示後才能決定。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六時段祺瑞正式照會駐漢口各國領事，宣布自現在防區撤退一百裏，以表示北洋軍對談和的誠意。撤軍時軍容整齊，秩序亦佳，所有撤退的隊伍，均整裝集合於所在地之原野，每一大隊分若幹排，成縱列形，伏地臥下。第一排開動，第二排起立前轉，第三排收拾槍彈、最後一排伏地，持槍實彈掩護，逐次如式退盡。中外人士圍觀的有數千人，均嘖嘖稱道。
清宣統三年（1912年）十一月十三日，就是中華民國元年元旦日、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這一天正是南北雙方和談代表在滬討論國民會議的組織問題。這個議題有兩點要討論：一是出席代表的產生，由革命軍所占領的十四省和清政府所統治的八省，各派代表三人組織之，這個問題北方代表唐紹儀已經接受；二是開會地點問題，南方代表伍廷芳提議在上海召開。北方代表唐紹儀表示要向袁內閣請示後才能答覆。唐請示的電報和孫大總統就職的電報同時到達袁的手上。袁聽說臨時政府已經成立，很生氣地說：“既然已經選了總統，那麽我坐在什麽位子上呢？算了吧！不必談和了。”他在一種不愉快的心情下，給唐紹儀一個指令，認為唐未經他許可就同意國民會議的代表權分配辦法，應視為無效。同時，這個辦法南方占14省對北方的八省，不待開會，北方已經處於絕對的劣勢了，因此他發電上海聲明不同意，同時譴責唐的越權行動。唐紹儀在此情形下，隻好引咎辭職。袁接受唐的辭職，同時電請伍廷芳北上直接談判。伍廷芳則請袁南下，雙方和談變成了電報往還，不得要領。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