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所陳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見，學界、軍界、紳界、商界各發議論，若任其處處各為一小團體，則意見不能融洽，或且發生瓜分之禍矣。
清政府現在雖無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頒明憲法信條十九條，大權將在人民之手。故以限製君權之君主立憲政體與國民欲取以嚐試而不論是否合宜之他種政體比較，則君主立憲實為經常之計。
餘愛中國之民，較之共和黨人主持急進者，有過之無不及。故我所兢兢者在改革之實行。明知所擔責任宏大，顧餘非為名譽權利起見，似欲為中國恢複秩序，意在有益於中國，使無波折耳。
故餘仍望和議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國者，務使其各黨滿意，恢複和平，建設一堅固之政府。餘知國民意見明通，當不願目睹其本國之破壞，故欲進共和黨人與之籌議方略，使終戰局，破除各種情意睽隔，而將從前種種不便於民者一概除去。
至各省紛紛獨立，餘視之與和議亦不甚睽隔，當時政府之權力，既不能行於各省省會，其省會中必有數人宣布近於獨立之政體，其實非全然獨立，有數省權尚在保守派之手，則跡近中立耳。其題目在推翻專製，其目的在保守治安，保護人民財產，愈言共和，愈見中立。故餘擬召集各省之人民，以研究此中國究應為何等政體之大問題。此問題既如此重大，故凡事應心平氣和論之，不可靠一時之熱忱。餘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為君主立憲政體，從前滿、漢歧視之處，自當一掃而空之。
尤有重大之問題則在保存中國，此不能不仰仗於各黨愛國者犧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國之分裂，及以後種種之惡果。故為中國計，須立刻設立堅固之政府，遲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險。餘願進步黨人思邦國應至何等地步，與餘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處置妥當也。
餘之誌願既如是宏大，必有誤解餘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擊，事非不知之，顧餘不因稍受波折，遂變更餘最高應當之職，蓋餘之作為，為完全保護中國免於分裂也。”
袁從歸隱洹上到臨危受命，再度出山，對他一生來說，是一個大轉捩點。這一轉捩對他亦好亦壞，他有過人的才智，一定可以使他把握這個千古未有的大變局，何況他在中外人士印象中，是一個亦新亦舊，半新半舊，可新可舊的人物，他掌握了北洋軍係的實力。因此，對於清廷和革命黨雙方，他都是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
人的際遇很微妙，袁在這以前隻是一個沒落王朝中的一個權臣，若清王朝繼續存在，他的功業最多也不過可望曾、左、胡、李，雖然他有野心，他也無法篡位；如今他置身於清王朝危亡的大變局中，這便給了他一個機會，使他可以無止境地發揮他的野心。天下事往往是這麽微妙，一個人的際遇就是這麽難以逆料。袁因為有太大的野心，因此使他一念之誤而落得千古罵名。
北洋軍閥史話
廿八、和談
武昌起義成功後，革命軍事實上迫切地需要一個統一的臨時中央政府，九月十九日黎元洪曾向獨立各省提出建議，請派代表到武昌開會。可是這個電報耽誤了八天才到上海，而九月廿一日蘇、浙、滬三地都督已邀請各省代表到上海開會，討論組織統一機構的問題，同時建議在中央機構未組成以前，先行推定伍廷芳和溫宗堯為革命軍的臨時外交代表。迨黎的電報到達上海後，各方麵為了尊重黎的意見，決定以武昌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並推舉鄂軍都督代行中央職權。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於十月初四日開會，決定每省派代表一人到武昌參加各省代表聯席會議，留代表一人在上海擔任聯絡工作。
各省代表到武昌後，於十月初十日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舉行革命軍各省區代表大會，公推譚人鳳為議長。這一次會議有一個幕後的，但卻是具有曆史性的決定，就是在十月十日通過一項決議：“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世凱反正來歸”。
原來十月初九日袁世凱派了朱其瑝到武昌，朱帶了一封汪兆銘的親筆函，這是汪寫給武昌首義的革命同誌函，希望南北達成和議，聯合一致要求清帝遜位，並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汪這封信恰巧在各省代表大會期中到達，於是大家便集中討論這個問題。
在討論過程中，部分代表認為清政府已經名存實亡了，今後“和平與戰爭”問題，不在於革命軍與清廷之間，而在於革命軍與袁世凱之間，倘如避免更多的流血，最好的方法是把袁拉到革命陣營來。袁的問題是要給他重大的酬報，他在清廷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所以要拉袁反清，則唯有許以比他在清廷更高的職位，因此如果袁真願以舉手之勞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民國，則革命軍唯有享以民國臨時大總統，才能引誘和打動得了袁。
袁世凱、汪兆銘的勾結，是民國成立前後，政海中一大公案。廿個月以前汪謀刺攝政王事泄入獄，震動了海內外，辛亥年袁再起組閣時，汪已獲釋。袁入京後即曾多次單獨和汪談話，兩人所談何事則非外人所可獲知，不過汪既是同盟會重要巨頭之一，又坐過監，其革命功績已世人皆知，無人會疑心汪對革命不忠，所以袁汪往還並不損於汪的盛名。袁汪勾結的高潮是汪兆銘和袁的長子克定結為異姓兄弟一事。這是在南北和議期間，時間是辛亥年十月初七日，這天下午五時袁在內閣總理官署見汪，密談一小時，又於當天晚上七時，在私邸設宴款汪。汪和克定先向袁四叩首，二人又相對叩首，然後世凱南麵坐，汪和克定北向立。袁徐徐而言：“你們兩人今後是異姓兄弟，克定長，當以仲弟視兆銘；兆銘年幼，應以兄長待克定。我老了，望你們以異姓兄弟之親逾於骨肉。”
汪和克定以極誠敬的口語說：“謹如大人命。”於是再向袁四叩首，一幕“義”結金蘭的禮儀告終。這父子三人由楊度等作陪，盡歡暢飲，汪雄於飲酒，袁父子也非弱者，這一晚真是杯盤狼藉，盡歡而散。
武昌和談曾有過兩次試探，都是由袁派蔡廷幹（耀堂）、劉承恩（浩春）到武昌向黎接洽，這兩次都得不到要領。在袁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後，才正式地接洽談和，請北京英國公使朱爾典電令漢口的英國領事葛福出麵，於十月初十日到武昌斡旋和平，先商雙方停戰。當時漢口方麵清軍還是馮國璋統率，他所開的短期停戰條件，竟稱革命黨為“匪黨”，並有“匪黨”須退出武昌城十五裏，“匪黨”軍艦之炮閂須卸下交與介紹人英領事收存等語，於是革命軍方麵也有：“滿軍須退出漢口十五裏以外，滿軍所有軍火應由介紹人英領事簽字封閉之”相答。
英領事葛福所提的局部正式停戰條件是：
一、範圍：武昌（革命軍）漢口（清軍）兩軍所占地不得變換；二、日期：自十月十二日上午八時起至十五日上午八時止，停戰三日；三、革命軍應守條款：甲、革命軍於停戰範圍日期內按兵不動；乙、革命軍之兵艦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不得行駛，並將機器卸交駐英水師官收存，但須於十五日上午六時轉交該艦收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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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現在雖無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頒明憲法信條十九條，大權將在人民之手。故以限製君權之君主立憲政體與國民欲取以嚐試而不論是否合宜之他種政體比較，則君主立憲實為經常之計。
餘愛中國之民，較之共和黨人主持急進者，有過之無不及。故我所兢兢者在改革之實行。明知所擔責任宏大，顧餘非為名譽權利起見，似欲為中國恢複秩序，意在有益於中國，使無波折耳。
故餘仍望和議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國者，務使其各黨滿意，恢複和平，建設一堅固之政府。餘知國民意見明通，當不願目睹其本國之破壞，故欲進共和黨人與之籌議方略，使終戰局，破除各種情意睽隔，而將從前種種不便於民者一概除去。
至各省紛紛獨立，餘視之與和議亦不甚睽隔，當時政府之權力，既不能行於各省省會，其省會中必有數人宣布近於獨立之政體，其實非全然獨立，有數省權尚在保守派之手，則跡近中立耳。其題目在推翻專製，其目的在保守治安，保護人民財產，愈言共和，愈見中立。故餘擬召集各省之人民，以研究此中國究應為何等政體之大問題。此問題既如此重大，故凡事應心平氣和論之，不可靠一時之熱忱。餘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為君主立憲政體，從前滿、漢歧視之處，自當一掃而空之。
尤有重大之問題則在保存中國，此不能不仰仗於各黨愛國者犧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國之分裂，及以後種種之惡果。故為中國計，須立刻設立堅固之政府，遲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險。餘願進步黨人思邦國應至何等地步，與餘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處置妥當也。
餘之誌願既如是宏大，必有誤解餘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擊，事非不知之，顧餘不因稍受波折，遂變更餘最高應當之職，蓋餘之作為，為完全保護中國免於分裂也。”
袁從歸隱洹上到臨危受命，再度出山，對他一生來說，是一個大轉捩點。這一轉捩對他亦好亦壞，他有過人的才智，一定可以使他把握這個千古未有的大變局，何況他在中外人士印象中，是一個亦新亦舊，半新半舊，可新可舊的人物，他掌握了北洋軍係的實力。因此，對於清廷和革命黨雙方，他都是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
人的際遇很微妙，袁在這以前隻是一個沒落王朝中的一個權臣，若清王朝繼續存在，他的功業最多也不過可望曾、左、胡、李，雖然他有野心，他也無法篡位；如今他置身於清王朝危亡的大變局中，這便給了他一個機會，使他可以無止境地發揮他的野心。天下事往往是這麽微妙，一個人的際遇就是這麽難以逆料。袁因為有太大的野心，因此使他一念之誤而落得千古罵名。
北洋軍閥史話
廿八、和談
武昌起義成功後，革命軍事實上迫切地需要一個統一的臨時中央政府，九月十九日黎元洪曾向獨立各省提出建議，請派代表到武昌開會。可是這個電報耽誤了八天才到上海，而九月廿一日蘇、浙、滬三地都督已邀請各省代表到上海開會，討論組織統一機構的問題，同時建議在中央機構未組成以前，先行推定伍廷芳和溫宗堯為革命軍的臨時外交代表。迨黎的電報到達上海後，各方麵為了尊重黎的意見，決定以武昌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並推舉鄂軍都督代行中央職權。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於十月初四日開會，決定每省派代表一人到武昌參加各省代表聯席會議，留代表一人在上海擔任聯絡工作。
各省代表到武昌後，於十月初十日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舉行革命軍各省區代表大會，公推譚人鳳為議長。這一次會議有一個幕後的，但卻是具有曆史性的決定，就是在十月十日通過一項決議：“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世凱反正來歸”。
原來十月初九日袁世凱派了朱其瑝到武昌，朱帶了一封汪兆銘的親筆函，這是汪寫給武昌首義的革命同誌函，希望南北達成和議，聯合一致要求清帝遜位，並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汪這封信恰巧在各省代表大會期中到達，於是大家便集中討論這個問題。
在討論過程中，部分代表認為清政府已經名存實亡了，今後“和平與戰爭”問題，不在於革命軍與清廷之間，而在於革命軍與袁世凱之間，倘如避免更多的流血，最好的方法是把袁拉到革命陣營來。袁的問題是要給他重大的酬報，他在清廷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所以要拉袁反清，則唯有許以比他在清廷更高的職位，因此如果袁真願以舉手之勞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民國，則革命軍唯有享以民國臨時大總統，才能引誘和打動得了袁。
袁世凱、汪兆銘的勾結，是民國成立前後，政海中一大公案。廿個月以前汪謀刺攝政王事泄入獄，震動了海內外，辛亥年袁再起組閣時，汪已獲釋。袁入京後即曾多次單獨和汪談話，兩人所談何事則非外人所可獲知，不過汪既是同盟會重要巨頭之一，又坐過監，其革命功績已世人皆知，無人會疑心汪對革命不忠，所以袁汪往還並不損於汪的盛名。袁汪勾結的高潮是汪兆銘和袁的長子克定結為異姓兄弟一事。這是在南北和議期間，時間是辛亥年十月初七日，這天下午五時袁在內閣總理官署見汪，密談一小時，又於當天晚上七時，在私邸設宴款汪。汪和克定先向袁四叩首，二人又相對叩首，然後世凱南麵坐，汪和克定北向立。袁徐徐而言：“你們兩人今後是異姓兄弟，克定長，當以仲弟視兆銘；兆銘年幼，應以兄長待克定。我老了，望你們以異姓兄弟之親逾於骨肉。”
汪和克定以極誠敬的口語說：“謹如大人命。”於是再向袁四叩首，一幕“義”結金蘭的禮儀告終。這父子三人由楊度等作陪，盡歡暢飲，汪雄於飲酒，袁父子也非弱者，這一晚真是杯盤狼藉，盡歡而散。
武昌和談曾有過兩次試探，都是由袁派蔡廷幹（耀堂）、劉承恩（浩春）到武昌向黎接洽，這兩次都得不到要領。在袁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後，才正式地接洽談和，請北京英國公使朱爾典電令漢口的英國領事葛福出麵，於十月初十日到武昌斡旋和平，先商雙方停戰。當時漢口方麵清軍還是馮國璋統率，他所開的短期停戰條件，竟稱革命黨為“匪黨”，並有“匪黨”須退出武昌城十五裏，“匪黨”軍艦之炮閂須卸下交與介紹人英領事收存等語，於是革命軍方麵也有：“滿軍須退出漢口十五裏以外，滿軍所有軍火應由介紹人英領事簽字封閉之”相答。
英領事葛福所提的局部正式停戰條件是：
一、範圍：武昌（革命軍）漢口（清軍）兩軍所占地不得變換；二、日期：自十月十二日上午八時起至十五日上午八時止，停戰三日；三、革命軍應守條款：甲、革命軍於停戰範圍日期內按兵不動；乙、革命軍之兵艦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不得行駛，並將機器卸交駐英水師官收存，但須於十五日上午六時轉交該艦收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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