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帝國主義與皖係軍閥的關係，已為研究民國史的學者所熟知。以段祺瑞為首的皖係軍閥，在其控製北京政府期間（1916.6—1920.8），中國表麵上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實際處處依賴於日本，直接或間接受其操縱。日皖勾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乘機得以在華大肆擴張其侵略勢力，這個特定的國際環境下的產物。在此期間，日本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大力支持皖係軍閥。段祺瑞所謂的“武力統一”，對南方護法各省連年發動戰爭，力圖消滅以孫中山為代表反對北洋軍閥勢力的護法運動，就是由日本拿錢供給武器在幕後給予支持的。雙方的關係，正如皖係軍閥的代表人物徐樹錚所說：“我北軍勢力的消長，與日本寺內內閣利害相通”
（見《徐樹錚密電》第2頁）。據日本大藏省統計，僅寺內內閣任內（1916.10—1918.
9）日本新成立的對華借款總額為38645日元，“與寺內內閣成立時我國對華借款約一億二千元日元比較，僅二年時間，增加了三倍”（見鈴木武雄《西原借款資料研究》
第353頁）。段祺瑞為了換取日本的實力支持，隻要給錢，給軍火武器，什麽國家主權、民族利益都可以廉價拍賣，從鐵路、礦山、工廠到各種稅收，都被皖係作為各種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擔保，日本為此在華獲得種種特權利益（其具體史實可參閱拙著《皖係軍閥與日本》一書）。日皖之間的關係，可視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一個典型事例。
2、與日皖關係相比，日本與奉係張作霖的關係卻微有不同。日奉之間早有勾結。1920年直皖戰後，張作霖企圖控製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積極向日本靠攏，他親自對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其今後在北方政局中的價值，極願取代垮台的皖係地位，對日“採取真正的親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認為：“張是想依靠日本伸張勢力，而我們在東三省的發展需要好好待張，我們雙方的利益是不謀而合的”（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9卷第135—138頁）。日本支持奉係，更多的是從維護其所謂“滿蒙特殊利益”
這一基本點出發的。日本曆來把中國東北地區看作它的勢力範圍，不容歐美各國介入，視張作霖為其在東三省的代理人，對奉係逐鹿中原的野心，並不熱心支持。日本內閣對奉係的政策曾於1921年5月17日作出如下規定：“對張作霖整頓與充實東三省的內政和軍備，以在該地區確立並鞏固其勢力，帝國可以直接或間接予以援助。但對其為達到對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國的幫助，則帝國不採取進一步給予支持的態度”，日本“援助張作霖的宗旨，不是對張個人，乃因其掌握滿蒙實權援助之，用以鞏固我之對滿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正是從這一基本點出發，日本對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雖奉係遭到失敗，還是保持不幹預與不介入的立場。1924年奉係將領郭鬆齡倒戈反對張作霖，率兵由關內打迴奉天，張作霖統治地位岌岌可危，郭軍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直接威脅到日本的侵略利益。日本在奉天駐軍立即出麵幹與，致使郭鬆齡兵敗被殺，使張得以轉危為安。日本在直奉戰爭和郭鬆齡反奉這兩次事件中所以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基本原因即在於此。1928年奉係軍閥麵對北伐軍的勝利進軍，軍事上連遭失敗，此時張已成為日本維護其“滿蒙特殊利益”的障礙（張如敗退東三省，有可能導致北伐軍進兵關外），日本關東軍遂陰謀策劃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為日本直接侵占東三省鋪平道路。在這裏日本與張作霖奉係的關係，與日皖關係相比，表現的又有所不同。
3、在北洋軍閥中，直係軍閥與英美的關係表現得若明若暗，較為隱蔽，不像日皖、日奉間那樣公開露骨。但英美支持直係，以抵製日本在華勢力的擴張，卻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在皖係統治時期，當直皖兩派軍閥發生尖銳矛盾和鬥爭時，在華英美報刊的輿論，是公開支持直係吳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張，反日反皖立場非常鮮明。直皖戰爭，直係戰勝皖係，英美在華報刊記者，興高采烈，對吳佩孚是一片讚揚之聲，吹捧吳為“中國一國中之英雄”，“乃中國軍人中之唯一愛國者”。前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上書北京政府，對吳在宣皖戰後召開國民大會的主張表示支持，認為“舍此而外，別無他法”（見《晨報》1920年8月27日）。無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國家，已把吳佩孚看成是它們在中國執行對華政策的合適人選，而直係也總是把英美視作自己的同盟者。直係控製下的北京政府成立後，財政拮據，在英美的撮合下，1922年8月英、美、法、日四國銀行團會議議定給予直係北京政府一個五百萬美元分期借款，由四國駐華公使各自報請本國政府。日本公使小幡酠認為這個決定偏袒直係，建議政府拒絕這個決議。由於日本政府的反對，借款被否決了。英美兩國雖為促成這筆借款，多方進行活動，日本始終以不給中國任何黨派以援助為藉口，拒絕改變反對借款的立場。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對英美所支持的直係軍閥的敵視態度。但英美與直係的關係，表現得並不如日皖、日奉關係那樣公開露骨。
帝國主義列強對北洋各派軍閥勢力的支持與否，是根據其在華切身利益得失為轉移，這類事情在當今的國際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三、民國初年北洋軍閥的統治，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上充滿了新和舊的矛盾與衝突。激化的階級矛盾，政治上的劇烈動蕩，是這一時期的特點。在此時期，中國無論南方或北方，長期處於軍閥戰亂之中。據1932年出版的《四川內戰詳記》一書統計，從民國初年至1932年，四川軍閥混戰478次，平均每月兩次戰爭，規模較大的戰爭，波及鄰近的滇、黔、陝、鄂四省。四川一省如此，全國各地頻繁爆發的大小軍閥混戰，雖無統計資料，但以此類推，即可想見一斑。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地方農業經濟即封建主義經濟的大量存在，二是帝國劃分勢力範圍的侵略政策。民國初年，全國百分之九十為農業人口，地區之間交通不便，聯繫也不密切，除沿海地區外，內地各省均處於封團狀態，各地區均可自給自足地獨立存在，這就為大小軍閥提供了割據一方的客觀條件。他們在一省或一地區，閉關自守，稱王稱霸，成為獨立王國，將其統治的地盤，視作個人私產，甚至形成世襲封建家族式的統治，如奉係之在東北地區。
北洋軍閥在政治上極力維護和強化封建統治秩序，其結果必然導致社會各類矛盾的激化。頻繁的戰亂，嚴重的搜括與掠奪，加以自然災害，造成農村經濟的破產。廣大破產農民一部分成為軍閥擴軍的兵源，但鋌而走險者，也比比皆是，以原始的反抗方式，相互結成武裝團體，由最初的打家劫舍，發展到攻城占地，成為民國初年遍地“匪患”，兵匪不分的奇特社會現象。統治者為了強化自己的鎮壓手段，遂購買洋槍洋炮發展武裝力量。同時，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又不時地以武力發動戰爭，搶奪其他軍閥所占有的地盤。大軍閥相互間為爭奪對中央政權的控製，不時爆發戰爭；地方上的小軍閥為兼併地盤，不斷挑起武裝衝突。這就是民初軍閥連年混戰的社會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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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徐樹錚密電》第2頁）。據日本大藏省統計，僅寺內內閣任內（1916.10—1918.
9）日本新成立的對華借款總額為38645日元，“與寺內內閣成立時我國對華借款約一億二千元日元比較，僅二年時間，增加了三倍”（見鈴木武雄《西原借款資料研究》
第353頁）。段祺瑞為了換取日本的實力支持，隻要給錢，給軍火武器，什麽國家主權、民族利益都可以廉價拍賣，從鐵路、礦山、工廠到各種稅收，都被皖係作為各種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擔保，日本為此在華獲得種種特權利益（其具體史實可參閱拙著《皖係軍閥與日本》一書）。日皖之間的關係，可視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一個典型事例。
2、與日皖關係相比，日本與奉係張作霖的關係卻微有不同。日奉之間早有勾結。1920年直皖戰後，張作霖企圖控製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積極向日本靠攏，他親自對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其今後在北方政局中的價值，極願取代垮台的皖係地位，對日“採取真正的親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認為：“張是想依靠日本伸張勢力，而我們在東三省的發展需要好好待張，我們雙方的利益是不謀而合的”（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9卷第135—138頁）。日本支持奉係，更多的是從維護其所謂“滿蒙特殊利益”
這一基本點出發的。日本曆來把中國東北地區看作它的勢力範圍，不容歐美各國介入，視張作霖為其在東三省的代理人，對奉係逐鹿中原的野心，並不熱心支持。日本內閣對奉係的政策曾於1921年5月17日作出如下規定：“對張作霖整頓與充實東三省的內政和軍備，以在該地區確立並鞏固其勢力，帝國可以直接或間接予以援助。但對其為達到對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國的幫助，則帝國不採取進一步給予支持的態度”，日本“援助張作霖的宗旨，不是對張個人，乃因其掌握滿蒙實權援助之，用以鞏固我之對滿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正是從這一基本點出發，日本對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雖奉係遭到失敗，還是保持不幹預與不介入的立場。1924年奉係將領郭鬆齡倒戈反對張作霖，率兵由關內打迴奉天，張作霖統治地位岌岌可危，郭軍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直接威脅到日本的侵略利益。日本在奉天駐軍立即出麵幹與，致使郭鬆齡兵敗被殺，使張得以轉危為安。日本在直奉戰爭和郭鬆齡反奉這兩次事件中所以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基本原因即在於此。1928年奉係軍閥麵對北伐軍的勝利進軍，軍事上連遭失敗，此時張已成為日本維護其“滿蒙特殊利益”的障礙（張如敗退東三省，有可能導致北伐軍進兵關外），日本關東軍遂陰謀策劃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為日本直接侵占東三省鋪平道路。在這裏日本與張作霖奉係的關係，與日皖關係相比，表現的又有所不同。
3、在北洋軍閥中，直係軍閥與英美的關係表現得若明若暗，較為隱蔽，不像日皖、日奉間那樣公開露骨。但英美支持直係，以抵製日本在華勢力的擴張，卻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在皖係統治時期，當直皖兩派軍閥發生尖銳矛盾和鬥爭時，在華英美報刊的輿論，是公開支持直係吳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張，反日反皖立場非常鮮明。直皖戰爭，直係戰勝皖係，英美在華報刊記者，興高采烈，對吳佩孚是一片讚揚之聲，吹捧吳為“中國一國中之英雄”，“乃中國軍人中之唯一愛國者”。前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上書北京政府，對吳在宣皖戰後召開國民大會的主張表示支持，認為“舍此而外，別無他法”（見《晨報》1920年8月27日）。無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國家，已把吳佩孚看成是它們在中國執行對華政策的合適人選，而直係也總是把英美視作自己的同盟者。直係控製下的北京政府成立後，財政拮據，在英美的撮合下，1922年8月英、美、法、日四國銀行團會議議定給予直係北京政府一個五百萬美元分期借款，由四國駐華公使各自報請本國政府。日本公使小幡酠認為這個決定偏袒直係，建議政府拒絕這個決議。由於日本政府的反對，借款被否決了。英美兩國雖為促成這筆借款，多方進行活動，日本始終以不給中國任何黨派以援助為藉口，拒絕改變反對借款的立場。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對英美所支持的直係軍閥的敵視態度。但英美與直係的關係，表現得並不如日皖、日奉關係那樣公開露骨。
帝國主義列強對北洋各派軍閥勢力的支持與否，是根據其在華切身利益得失為轉移，這類事情在當今的國際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三、民國初年北洋軍閥的統治，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上充滿了新和舊的矛盾與衝突。激化的階級矛盾，政治上的劇烈動蕩，是這一時期的特點。在此時期，中國無論南方或北方，長期處於軍閥戰亂之中。據1932年出版的《四川內戰詳記》一書統計，從民國初年至1932年，四川軍閥混戰478次，平均每月兩次戰爭，規模較大的戰爭，波及鄰近的滇、黔、陝、鄂四省。四川一省如此，全國各地頻繁爆發的大小軍閥混戰，雖無統計資料，但以此類推，即可想見一斑。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地方農業經濟即封建主義經濟的大量存在，二是帝國劃分勢力範圍的侵略政策。民國初年，全國百分之九十為農業人口，地區之間交通不便，聯繫也不密切，除沿海地區外，內地各省均處於封團狀態，各地區均可自給自足地獨立存在，這就為大小軍閥提供了割據一方的客觀條件。他們在一省或一地區，閉關自守，稱王稱霸，成為獨立王國，將其統治的地盤，視作個人私產，甚至形成世襲封建家族式的統治，如奉係之在東北地區。
北洋軍閥在政治上極力維護和強化封建統治秩序，其結果必然導致社會各類矛盾的激化。頻繁的戰亂，嚴重的搜括與掠奪，加以自然災害，造成農村經濟的破產。廣大破產農民一部分成為軍閥擴軍的兵源，但鋌而走險者，也比比皆是，以原始的反抗方式，相互結成武裝團體，由最初的打家劫舍，發展到攻城占地，成為民國初年遍地“匪患”，兵匪不分的奇特社會現象。統治者為了強化自己的鎮壓手段，遂購買洋槍洋炮發展武裝力量。同時，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又不時地以武力發動戰爭，搶奪其他軍閥所占有的地盤。大軍閥相互間為爭奪對中央政權的控製，不時爆發戰爭；地方上的小軍閥為兼併地盤，不斷挑起武裝衝突。這就是民初軍閥連年混戰的社會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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