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非常崇拜曾國藩“起自團練，創辦湘軍”的治軍方法，並加以發展，在袁世凱手下網羅了一批忠於他的親信、心腹、死黨。其中有的原來就是袁的親友、同鄉或家中用人的子弟，如袁乃寬、張鎮芳。有的畢業於清末李鴻章所創辦的北洋武備學堂，被袁委以重用。如號稱北洋“三傑”的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以及段芝貴、曹錕、李純、王占元、陸建章、楊善德、盧永祥、鮑貴卿、張懷芝等均出身於這一學堂。有的是吸收提拔肯於為袁賣命的淮軍舊軍官弁，如薑桂題、張勳、倪嗣沖、孟恩遠等。有的是出身於袁氏所創辦的各類軍事學堂，如新建陸軍之初，即設“隨營軍事學堂”，分由馮國璋、段祺瑞、王士珍任步兵、炮兵、工程等學堂總辦，培養新軍幹部。嗣後，1902年在保定設“北洋隨營將弁學堂”，1905年設北洋軍醫、軍械、經理（訓練軍需官）各後勤軍需學堂。1906年設“保定軍官學堂”，訓練北洋新軍擴軍後的軍事骨幹。袁世凱規定“此後訓練新軍，所有軍中委用人員，應先盡曾習武備暨曾帶新軍者選擇委用”、“迨成軍後，遇有官弁出缺，仍先盡學堂畢業之員選充”（見《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04，兵3）。袁用人的標準是任人唯北洋派是親。北洋六鎮新軍的鎮、協、標各級統兵官，幾乎是清一色的北洋係，絕少外省武備學堂畢業生或外省留日學生。故北洋六鎮的軍事骨幹，多是袁氏的門生故吏，視袁為衣食父母。這些人依靠袁的栽培提拔，迅速升任為握有兵權實力的協統、鎮統或總兵、提督等要職。在文職人員中也是如此，如朱家寶、齊耀琳、孫寶琦、張錫鑾、趙秉鈞、楊士錡等都是投靠袁世凱而被重用。經袁“保薦”、“密保”、“特保”等形式向清廷推薦，在短短幾年裏，由知縣、候補道“破格擢用”為各省巡撫和各部侍郎等要職。而徐世昌更是由袁的一個幕僚，飛速地升任為清政府巡警部尚書、東三省總督、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內閣協理大臣，進入清朝的統治中樞。他們依靠袁世凱的引薦保奏，得以升遷，榮獲高官厚祿，名義上是朝廷的官員，實際同袁榮辱與共，帶有濃烈的封建人身依附關係。至清末，以袁為首的北洋軍閥軍事政治集團，基本上控製了直隸、山東、江蘇、安徽、河南、東三省等省區及中央一些部院的實權，成為清末一大政治勢力。
1908年袁世凱遭監國載灃等皇族親貴的猜疑被罷官隱居河南，但由於其親信爪牙的維護，使清政府對其也莫可奈何。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袁世凱得以東山再起，並進而篡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成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大總統。他憑藉的就是這一軍事政治集團的實力。嗣後，在北洋軍閥集團勢力控製下的北京政府曆屆總統、執政、大元帥、國務總理、各部總長，各省督軍、省長、鎮守使等軍政大員，多出自這個集團。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中國成為列強激烈爭奪的對象，隨著歐美日本等國在華投資的增加，它們企圖控製中國的貪婪欲望也在不斷加強。
古老的中華帝國，麵臨空前的民族危機。當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深深地刺激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後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這些新的因素，對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也必然產生一定的作用和影響，因此它與湘淮軍集團相比，又具有一些不同的特點。
一、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從清末政治勢力的發展變化源流來看，其本源是李鴻章洋務派的繼續。清末洋務派有三個特點：一是掌握清政府官辦近代工業實權，二是掌握軍事勢力，三是政治上經濟上與外國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當權派。洋務派這三個特點，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不僅全部加以繼承，並有所發展，它除有著清末湘淮係集團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顯著的政治特點，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朝野上下為之震動。麵對國內外動蕩的局勢，清朝統治層內部一些人，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見。軍隊是國家統治的重要工具，因此要求改革軍隊的唿聲最高。清廷也連發上諭，認為改練“新軍”是自強的“關鍵”，“救時第一要義”。袁世凱遂以新建陸軍為班底，開始經營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借清政府推行“新政”之際，行擴張自己軍事政治勢力之實。練新軍、設巡警、興學堂、行立憲，這一切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新事物，無不為袁所利用，被當時朝野視為“新政之首腦”。其政治勢力，也像滾雪球似地越滾越大，終於成為清末可以左右朝政的一大政治派係。究其原因，是這一時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中國經濟和政治方麵所產生的影響，還比中國原有的自然經濟和小商品經濟要強大得多。這種新的因素，滲透影響及於清末社會各個方麵，當然也包括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這個集團處處標榜一個“新”
字，與湘淮係近代軍閥相比，具有明顯的資本主義色彩。
1905年以後，以中國同盟會為代表的革命運動迅速發展，資產階級上層的立憲運動也逐漸高漲起來。袁世凱看出沒落的清王朝沒有出路，“不立憲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認定立憲即是抵製革命所必需，又與整個北洋軍閥集團的發展有重大利害關係，遂幡然變計，連上奏摺，侈談立憲。這在客觀上促成袁與立憲派的結合。1906年鄭孝胥，張謇、湯壽潛在上海組成“預備立憲公會”，聯合各省立憲派，要求清政府實行憲政。袁世凱極力拉攏他們，對預備立憲公會的活動，給予大力支持，並籠絡立憲派中獨樹一幟的楊度，舉薦他為西太後和皇族親貴講解立憲問題。因此，國內立憲派視袁為憲政運動的中堅，甚至在報上讚揚他是“開明之巨手”。辛亥革命時北洋軍閥集團能夠竊取全國政權，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鎮這樣一支新式軍隊外，得到國內立憲派的支持，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二、中國當時的社會性質和民國初年列強在華侵略勢力的影響，決定北洋軍閥集團在政治上不僅是封建勢力的代表，同時又與帝國主義勢力有著一定的聯繫。特別是1916年以後，這個集團的各個派係，大多有著帝國主義的背景與後台，有的甚至完全淪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然而曆史的發展和變化是極其複雜的，北洋各派係與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關係，所表現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與帝國主義密切勾結，公開露骨地出賣國家利益；有的雙方關係則表現得比較隱蔽。這是由於雙方的政治利益和出發點有所不同，當時具體的國際國內環境有所不同而決定的。帝國主義各國從其在華侵略利益出發，視其需要，並不是絕對地支持某一派軍閥。而各派軍閥有時因帝國主義列強的對華侵略，引起中國人民強烈的反抗和鬥爭，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對其主子的侵略要求，也不是百依百順毫無抵製的。現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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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袁世凱遭監國載灃等皇族親貴的猜疑被罷官隱居河南，但由於其親信爪牙的維護，使清政府對其也莫可奈何。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袁世凱得以東山再起，並進而篡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成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大總統。他憑藉的就是這一軍事政治集團的實力。嗣後，在北洋軍閥集團勢力控製下的北京政府曆屆總統、執政、大元帥、國務總理、各部總長，各省督軍、省長、鎮守使等軍政大員，多出自這個集團。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中國成為列強激烈爭奪的對象，隨著歐美日本等國在華投資的增加，它們企圖控製中國的貪婪欲望也在不斷加強。
古老的中華帝國，麵臨空前的民族危機。當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深深地刺激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後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這些新的因素，對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也必然產生一定的作用和影響，因此它與湘淮軍集團相比，又具有一些不同的特點。
一、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從清末政治勢力的發展變化源流來看，其本源是李鴻章洋務派的繼續。清末洋務派有三個特點：一是掌握清政府官辦近代工業實權，二是掌握軍事勢力，三是政治上經濟上與外國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當權派。洋務派這三個特點，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不僅全部加以繼承，並有所發展，它除有著清末湘淮係集團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顯著的政治特點，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朝野上下為之震動。麵對國內外動蕩的局勢，清朝統治層內部一些人，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見。軍隊是國家統治的重要工具，因此要求改革軍隊的唿聲最高。清廷也連發上諭，認為改練“新軍”是自強的“關鍵”，“救時第一要義”。袁世凱遂以新建陸軍為班底，開始經營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借清政府推行“新政”之際，行擴張自己軍事政治勢力之實。練新軍、設巡警、興學堂、行立憲，這一切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新事物，無不為袁所利用，被當時朝野視為“新政之首腦”。其政治勢力，也像滾雪球似地越滾越大，終於成為清末可以左右朝政的一大政治派係。究其原因，是這一時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中國經濟和政治方麵所產生的影響，還比中國原有的自然經濟和小商品經濟要強大得多。這種新的因素，滲透影響及於清末社會各個方麵，當然也包括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這個集團處處標榜一個“新”
字，與湘淮係近代軍閥相比，具有明顯的資本主義色彩。
1905年以後，以中國同盟會為代表的革命運動迅速發展，資產階級上層的立憲運動也逐漸高漲起來。袁世凱看出沒落的清王朝沒有出路，“不立憲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認定立憲即是抵製革命所必需，又與整個北洋軍閥集團的發展有重大利害關係，遂幡然變計，連上奏摺，侈談立憲。這在客觀上促成袁與立憲派的結合。1906年鄭孝胥，張謇、湯壽潛在上海組成“預備立憲公會”，聯合各省立憲派，要求清政府實行憲政。袁世凱極力拉攏他們，對預備立憲公會的活動，給予大力支持，並籠絡立憲派中獨樹一幟的楊度，舉薦他為西太後和皇族親貴講解立憲問題。因此，國內立憲派視袁為憲政運動的中堅，甚至在報上讚揚他是“開明之巨手”。辛亥革命時北洋軍閥集團能夠竊取全國政權，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鎮這樣一支新式軍隊外，得到國內立憲派的支持，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二、中國當時的社會性質和民國初年列強在華侵略勢力的影響，決定北洋軍閥集團在政治上不僅是封建勢力的代表，同時又與帝國主義勢力有著一定的聯繫。特別是1916年以後，這個集團的各個派係，大多有著帝國主義的背景與後台，有的甚至完全淪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然而曆史的發展和變化是極其複雜的，北洋各派係與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關係，所表現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與帝國主義密切勾結，公開露骨地出賣國家利益；有的雙方關係則表現得比較隱蔽。這是由於雙方的政治利益和出發點有所不同，當時具體的國際國內環境有所不同而決定的。帝國主義各國從其在華侵略利益出發，視其需要，並不是絕對地支持某一派軍閥。而各派軍閥有時因帝國主義列強的對華侵略，引起中國人民強烈的反抗和鬥爭，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對其主子的侵略要求，也不是百依百順毫無抵製的。現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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