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路遠便站在門口等我,抬頭看月亮,低下頭來,羞羞怯怯地看腳下燦爛的雛ju。我們踏在月白的街道上,我搭訕道:“我叫詹克明。我當救護員。我太太是個殯儀經紀。”陳路遠答道:“哦,我是個建築師。太太沒工作。有4個孩子,剛從加拿大迴流迴來。”才沒幾步,便到了他家。


    他家門口有支染血的大鐵枝。


    我略一停步。他隻看了鐵枝一眼,便引我進入花園,若無其事。我恃著高他幾乎一個頭,70公斤175公分的身材,也無所謂,便隨他進去。


    門半虛掩,撲麵是熟悉的腥膻氣睞。他推開了門,門後是一池塘鮮血。


    “你要進來嗎?沒關係,他們都死了。”


    客廳還亮著燈,電視正在播無聲的粵語片,鐳射唱機轉動,傳來了巴赫大提琴無伴奏一號組曲。陳路遠側耳聽著,現著光輝寧靜的、基督徒一樣的神情:“多麽美麗的音樂。多麽接近宗教,像歌德教堂、古埃及金字塔,讓人往上望、往上望——生命轉瞬即逝。你喜歡巴赫的音樂嗎?”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瘦小女子還張著眼,像在看電視,有一種童稚的專注神情,端端正正地坐著,腦漿沿額角流下,穿一件家常運動衣,都濕了,染著血,像流了一身汗。


    “對不起,嚇著了你。要喝杯咖啡嗎?”


    我站在那裏,全身冰涼,不由自主地跨了一步。血淹了我的運動鞋,腳尖涼涼膩膩。我說:“還是不了。我想我要報警。”


    陳路遠淺淺地笑起來。“不用急,我弄了咖啡。喝一杯才去報警吧。反正我都在。”又低下頭,道:“對不起,麻煩你了。孩子在樓上,要不要去看看?”我急道:“不用了。”忽然心慌意亂,問:“白老鼠呢?”陳路遠道:“不得不如此。”


    也不知有沒有答著我的話,又側身道:“你聽聽。巴赫的音樂,來迴反覆,痛苦不堪,又不得不如此。你到過阿姆斯特丹的新教堂嗎?我在那裏聽風琴奏巴赫的音樂。


    在歐洲,事物長久而寧靜。迴到香港——發覺我三年前建的公寓房子,已經拆掉——你喜歡巴赫的音樂嗎?“我忙道:”哦,我聽kenny g.我先走了。“他站在血塘中,還是十分有禮道:”對不起,我滿腳是血,還是不送了。孩子不知死掉沒有,我上去看看。“便揚手叫我走。


    我發狂地奔跑,在門口絆著了鐵枝,“啪”的跌在地上,一路是血。一路的腳印,點點開著,如雪中紅蓮。


    “有些事情發生了。事情發生了。發生了。”


    報警的人有點神經錯亂,大概嚇著了。我剛收到同僚林佳又升職的消息,區指揮官的職位我無望了。他們說,是由於本地化政策。我獨自在夜裏吸一口煙,跳望維多利亞港的景色——殖民地將永遠消失,像我妻維利亞,不得不永遠消失。現在她會在尼波裏某個糙原小屋的火爐之旁吧,天氣已經涼了。但香港是沒有季節,不容迴顧思索的。如今想來,維利亞離開我已經整整6個年頭,期間我竟然沒有想起過她。就隻在今夜……


    淩晨12時31分抵達現場。法醫、攝影師還未到達,救護員初步證實5個傷者已經死亡。報警者是鄰居,紅著眼,軍裝督察跟他道:“伊雲思總督察來了。你仔細跟他說一說。”年輕男子便跟我說:“他隻是說,有些事件發生了。他沒有說,我做了一件事。好像一切跟他沒有關係一樣。”他臉容非常憂愁。


    疑犯還在廚房裏,督察說。警察到達時他正在煮咖啡,現在在喝咖啡:“就像一切跟他沒有關係一樣。”督察說。沒有上手銬,因為他沒有武器,而且非常安靜。


    我一皺眉,便上二樓視察命案現場。


    “孩子分別是三、四、六、七歲,二男二女,六歲及七歲女兒在這房間。”督察推開了門。大女孩伏在桌上,正在畫畫,腦後被硬物劈成星狀。小女孩正在床上玩玩具熊,手還抱著血熊,頸部被斬至幾乎脫落。房中央是一塘血,血中有斷指,屍體應該是受害後再移至床上。


    “3歲及4歲的兒子在這裏。我還以為他們在睡覺。”督察推開了另一度房間門。此時攝影師及法醫官到了,正在嚓嚓地拍照。兩個兒子伏在床上,還蓋著被,隻是牆上一大片鮮血,腦後亦呈星狀,骨頭碎裂。“兇器呢?”督察答:“疑犯已經包好在膠袋裏麵,還標了箋,上寫‘兇器:鐵枝一枝,刀一把。”“先送他到精神科檢查,才下口供。”“yes sir.”


    我在滿室血汙的房間站了一站:當了警察三十多年,第一次感到血的腥膻與昏濁。我很渴望可以喝一點威士忌酒。窗外有藍光,微微閃動。我大叫:“把警號關掉,蠢材!”軍裝遙遙地應道:“yes sir.”但仔細一看,原來是藍藍的月光靜靜隱著殺機。我非常的蒼老及疲倦,便微微地打了一個顫。我大吃一驚:我知道我老了。我原來老早已經忘記恐懼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與恐懼,而且孤獨。


    我想我要離開這個殖民地了。殖民地將不複存在。


    精神科初步診斷疑犯精神正常,有輕微憂鬱傾向及患了點傷風。他在警局一直不肯說話,而距離48小時合法拘留隻有10小時,疑犯家人都在加拿大,隻有死者在港有個民兄。據此人說,謀殺案發生前兩天,銀行突然多20萬現金轉帳,案發後翌日收到陳路遠寄給他的信,囑他用了20萬元安排死者及4個子女的葬禮:“我恐怕有很長時間不能再見你了。”信上寫道。


    陳路遠非常瘦削而且安定,靜靜地看著我。我開腔道:“案發後你在廚房喝藍山咖啡。你喜歡藍山咖啡?”他毫無所動地看著我,就像有誰,有什麽,在他裏麵死了。我心頭一動,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示意警員出去預備咖啡,我又掏出了在現場搜出的照片。一間鄉村房子,大概在加拿大,陳路遠一家和一隻大牧羊犬站在園子裏的照片,全都笑著,連牧羊犬也張著嘴,附和著。陳路遠略略低頭,看了看照片,又不知看到什麽遠處去了。警員送來了咖啡及攜來了耳筒鐳射唱機及喇叭。咖啡香彌了一室昏黃。鐳射唱機播著案發時他聽著的巴赫大提琴無伴奏一號組曲。我點了一支煙,就深深地陷入沉思與靜默之中。


    “你喜歡巴赫的音樂?”陳路遠沒有迴答。“我想你不願意再說的了。多麽好。


    你知道嗎?我下了班不說話,有時在蘭桂坊喝整個黃昏的酒,光聽人家在吵。不說話是一種奢侈。“陳路遠看著我了,不知在聆聽,還是在想。


    “我太太,她叫做維利亞。我們剛在德布連結了婚我便帶她來了香港。你去過愛爾蘭嗎?那是個美麗而憂愁的地方。糙原上有馬,春天時滿地開了野ju。我們的兒子叫大衛兒,眼底帶綠,像愛爾蘭的糙原。”


    “維利亞一直不喜歡香港,或許因為我有一個中國女子。一次我醉後竟然透露迷戀上背上紋了一隻孔雀的中國女子。翌日迴家我發覺維利亞伏在床上,痛得滿臉通紅,掀開氈子,才見得她背上紋了一隻大孔雀,血跡還未幹透。我跪在地上求她原諒。”


    “但沒有用。你知道,我是個警察。我是英國人。我無法拒絕殖民地的誘惑。”


    “她迴去過愛爾蘭。我帶著大衛兒到她姐姐處找她,我什麽也沒有說,她隻是抱著大衛兒在哭。”


    “又迴到了香港。斷斷續續很多年。大衛兒開始獨自上學,交小女孩朋友。維利亞走了,在米蘭寄來了一張明信片,要離婚。”


    “她後來跟了一個義大利人。她去義大利前跟我做最後一次愛。背上的孔雀已經毀掉,她原來優美的背部灼了難看的疤痕。我一邊做愛一邊流眼淚。她隻說:義大利人對我很好,遠比你對我好。我這樣比較幸福。請原諒我。我不能再背這愛情十字架。”


    “她走後我開始很沉默。”


    “生命裏麵很多事情,沉重婉轉至不可說。我想你明白。正如我想我明白你。”


    他便靜了下來,好像我是主控官而他是冷血的多重謀殺犯——人的靈魂的幽暗,沉重婉轉至不可說,而且無所謂道德。他愛維利亞不比我愛趙眉愛得更多或更少,但他毀了她美麗的背、她的愛意,和她的前半生,而我卻殺了趙眉、明明、小二、小遠和小四,及大白老鼠。


    演員下了舞台,疲倦而憔悴。


    我隻是無法背這愛情十字架。


    但趙眉真的怕。中英談判觸礁,港元急劇下瀉,市民到超級市場搶購糧食。趙眉從醫院撲來找我,還穿著護士製服,隻在我懷中哭道:“住不下去了。讓我們結婚,離開香港。”她的白帽在我麵前晃動如蝴蝶。別著白帽的竟是一支一支的發夾,無端端地生長著,像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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