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舊唐書?曹確傳》：“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逾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82]《舊唐書?輿服誌》：“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黃。”
[83]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87—788頁。
[84]《冊府元龜》卷五百零五：“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壬申，詔曰：……通財鬻貨，生民常業。關梁之設，襟要斯在。義止懲奸，無取苛暴。近代拘刻，禁禦滋章。……非所以綏安百姓……其潼關以東，緣河諸關，悉宜停廢。其金銀綾絹等雜物，依格不得出關者，不得須禁。”
[85]白壽彝、王毓銓：《說秦漢到明末官手工業和封建製度的關係》，《曆史研究》1954年第5期。
[86]《論鹽鐵表》：“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蠲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
[87]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版，第65頁。
[88]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9—90、84頁。
[89]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6頁。
[90]《唐六典》卷二十：“凡建標立候，陳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以三賈均市。”
[91]《全唐文》卷三十二，玄宗詔書：“自今已後，其所賃店鋪，每間月估不得過五百文。”
[92]《唐會要》卷八十四：“(天寶)十三載，計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幹元三年，計戶一百九十三萬一千一百四十五。”
[93]《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
[94]《舊唐書?第五琦傳》：“穀價騰貴，餓殣死亡，枕藉道路。”
[95]《新唐書?食貨誌》：“晏之始至也，鹽利歲才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
[96]《舊唐書?劉晏傳》：“故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得其術矣。”
[97]《新唐書?劉晏傳》：“劉晏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製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拿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僨而振，晏有勞焉。”
[98]《太平廣記?郭使君》：“是時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輸數百萬於鬻爵者門，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
[99]《新五代史?郭廷魯傳》：“益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
[100]《陸宣公集》：“往者納絹一匹，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匹，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
[101]劉玉峰：《唐代工商業形態論稿》，齊魯書社2002年版，第259—270頁。
[102]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74頁。
[103]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77頁。
[104]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
[105]語出《朱子語類?論兵》。
[106]《宋會要?職官》：“普……廣營邸店以規利，太祖知其事，每優容之。”
[107]《任將》：“太祖之置將也……富之以財……”
[108]全漢升：《中國經濟史研究》，稻鄉出版社1990年版，第459—463頁。
[109]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下冊)》，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110]薑錫東：《宋代商人和商業資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56頁。
[111]《司馬文正公文集?邇英奏對》：“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果如其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盜蜂起，遣繡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極而為盜耶?此言豈可據以為實!”
[112]青苗法起源於唐朝中後葉，王安石在當鄞縣知縣時予以試驗，取得奇效，實施變法時便將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
[113]《宋史?食貨誌》：“後帝複言：‘市易鬻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
[114]王孝通：《中國商業史》，上海書店1984年版，第137頁。
[115]《晁氏客語》：“司馬溫公作相，以李公擇為戶部。公擇文士，少吏才，人多訝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於利，舉此人為戶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貪吏望風掊刻之心也。’”
[116]《宋史?蔡京傳》：“榷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嚐齎持數十萬緡，一旦化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縊死。”
[117]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36頁。
[118]安格斯?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伍曉鷹、馬德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7頁。
[119]黃仁宇：《明代的漕運》，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228頁。
[120]濱下武誌：《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係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朱蔭貴、歐陽菲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1頁。
[121]保羅?甘迺迪：《大國的興衰》，陳景彪等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7頁。
[122]參見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
[123]約翰?巴羅：《我看幹隆盛世》，李國慶、歐陽少春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4頁。
[124]參見斯當東：《英使謁見幹隆紀實》，葉篤義譯，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
[125]費爾南?布羅代爾：《文明史綱》，肖昶等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頁。
[126]吳承明：《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127]趙岡、陳鍾毅：《中國經濟製度史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頁。
[128]張光直：《中國青銅器時代(二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5頁。
[129]城市與人口：明清兩代，中心城市的規模及人口總量從來沒有超過兩宋的汴京與臨安，歐洲的城市發展路徑恰恰相反，據羅茲曼的計算，在1500年前後，歐洲最大的4個城市是米蘭、巴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人口在10萬～15萬之間，到1800年，巴黎人口超過58萬，倫敦則達到了86.5萬。參見安格斯?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伍曉鷹、馬德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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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舊唐書?輿服誌》：“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黃。”
[83]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87—788頁。
[84]《冊府元龜》卷五百零五：“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壬申，詔曰：……通財鬻貨，生民常業。關梁之設，襟要斯在。義止懲奸，無取苛暴。近代拘刻，禁禦滋章。……非所以綏安百姓……其潼關以東，緣河諸關，悉宜停廢。其金銀綾絹等雜物，依格不得出關者，不得須禁。”
[85]白壽彝、王毓銓：《說秦漢到明末官手工業和封建製度的關係》，《曆史研究》1954年第5期。
[86]《論鹽鐵表》：“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蠲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
[87]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版，第65頁。
[88]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9—90、84頁。
[89]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6頁。
[90]《唐六典》卷二十：“凡建標立候，陳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以三賈均市。”
[91]《全唐文》卷三十二，玄宗詔書：“自今已後，其所賃店鋪，每間月估不得過五百文。”
[92]《唐會要》卷八十四：“(天寶)十三載，計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幹元三年，計戶一百九十三萬一千一百四十五。”
[93]《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
[94]《舊唐書?第五琦傳》：“穀價騰貴，餓殣死亡，枕藉道路。”
[95]《新唐書?食貨誌》：“晏之始至也，鹽利歲才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
[96]《舊唐書?劉晏傳》：“故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得其術矣。”
[97]《新唐書?劉晏傳》：“劉晏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製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拿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僨而振，晏有勞焉。”
[98]《太平廣記?郭使君》：“是時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輸數百萬於鬻爵者門，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
[99]《新五代史?郭廷魯傳》：“益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
[100]《陸宣公集》：“往者納絹一匹，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匹，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
[101]劉玉峰：《唐代工商業形態論稿》，齊魯書社2002年版，第259—270頁。
[102]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74頁。
[103]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77頁。
[104]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
[105]語出《朱子語類?論兵》。
[106]《宋會要?職官》：“普……廣營邸店以規利，太祖知其事，每優容之。”
[107]《任將》：“太祖之置將也……富之以財……”
[108]全漢升：《中國經濟史研究》，稻鄉出版社1990年版，第459—463頁。
[109]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下冊)》，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110]薑錫東：《宋代商人和商業資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56頁。
[111]《司馬文正公文集?邇英奏對》：“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果如其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盜蜂起，遣繡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極而為盜耶?此言豈可據以為實!”
[112]青苗法起源於唐朝中後葉，王安石在當鄞縣知縣時予以試驗，取得奇效，實施變法時便將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
[113]《宋史?食貨誌》：“後帝複言：‘市易鬻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
[114]王孝通：《中國商業史》，上海書店1984年版，第137頁。
[115]《晁氏客語》：“司馬溫公作相，以李公擇為戶部。公擇文士，少吏才，人多訝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於利，舉此人為戶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貪吏望風掊刻之心也。’”
[116]《宋史?蔡京傳》：“榷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嚐齎持數十萬緡，一旦化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縊死。”
[117]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36頁。
[118]安格斯?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伍曉鷹、馬德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7頁。
[119]黃仁宇：《明代的漕運》，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228頁。
[120]濱下武誌：《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係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朱蔭貴、歐陽菲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1頁。
[121]保羅?甘迺迪：《大國的興衰》，陳景彪等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7頁。
[122]參見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
[123]約翰?巴羅：《我看幹隆盛世》，李國慶、歐陽少春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4頁。
[124]參見斯當東：《英使謁見幹隆紀實》，葉篤義譯，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
[125]費爾南?布羅代爾：《文明史綱》，肖昶等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頁。
[126]吳承明：《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127]趙岡、陳鍾毅：《中國經濟製度史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頁。
[128]張光直：《中國青銅器時代(二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5頁。
[129]城市與人口：明清兩代，中心城市的規模及人口總量從來沒有超過兩宋的汴京與臨安，歐洲的城市發展路徑恰恰相反，據羅茲曼的計算，在1500年前後，歐洲最大的4個城市是米蘭、巴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人口在10萬～15萬之間，到1800年，巴黎人口超過58萬，倫敦則達到了86.5萬。參見安格斯?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伍曉鷹、馬德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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