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療程以後，她可以下床走動了，長久堵塞的腸胃通了。她變得非常開心——她總是很容易就變得非常開心，她對他說：“吳凱，我一拔掉管子我們就去西湖邊喝茶。”她還想著去上班，因為那段時間單位裏特別忙。她還想著等空下來去旅遊，她認真地看報紙，看介紹好玩地方的文章。可是這樣的日子也沒有持續太長。她身上的管子越插越多，化療一個接一個療程，可是頭發越來越少，身上的腫塊越來越多，事實上臨床經驗早已證明：化療根本就不可能徹底治療晚期胃癌。
醫生們已經無計可施。在外科病房住了兩個多月後，他把她轉到了腫瘤科。再後來，他把她轉到省中醫院，在那裏，她又住了五個月。
其實根本就不用騙她。她早就知道了。有一天，乘護士和醫生不在，她偷偷跑到醫生辦公室裏，找到了自己的病曆。病曆的第一頁，赫然寫著“胃癌晚期”。她迴到病房，看起來比以前更加平靜。後來她在病床上告訴他，你的負擔已經夠重了，我不能再給你壓力。
她說：“吳凱，你對我這麽好，我沒有遺憾。當然，如果能讓我多活幾年，我會很滿意。讓我看看跳跳再長大一點……”
他每次新搜到一種治療腫瘤的方法，都在第一時間告訴她。於是，當有人來看她，她就開心地告訴他們，已經有一種新的治療手段了，她會好起來的。可是事實證明那些方法對她沒有作用。那是他最難過的時候，他不知道該如何向她解釋。但是她好像知道他的心事，他不說起，她也不再提起所謂的新療法。
在整個治療過程中，她幾乎沒有哼過一聲。隻有當房間裏隻剩他一人，她才會說：“吳凱，我疼死了。”
2002年初，癌細胞轉移到她的腦部。所有的麻醉藥物都已經沒有用了，疼痛一陣接著一陣襲擊她，想把她摧毀，她的每一天仿佛都隻是為了忍受疼痛而存在。她忍著，一聲不吭，有時實在忍不住，痛得快休克了，她才會說：“醫生，給我打一支杜冷丁吧!”她有頑強的求生欲望。
“她經常痛昏過去，有一次，我以為她去了，”說到這裏，他把腦袋別向窗外，他的聲音中有一絲輕微的顫抖，“那天我看她情況還好，和護士有說有笑的，就跑出去交費，等我迴來，發現她昏死在那裏，醫生正在緊急搶救……”他忽然說不下去了，開始掩麵而泣，哭聲被壓抑著，好像嘴巴被什麽東西塞住了，很久都沒法開口說話。
我認識他多年，這是我每一次看見他哭泣。在他最難的日子裏，他都不曾這樣。在大家的印象中，他是一台一絲不苟運行的堅強的機器。我不知道該說什麽，也不知道怎樣安慰他。我看見他的兩個肩膀都開始抖動起來。
“我不在的時候，她想著想著，突然和護士說了一句：‘真是苦了吳凱!’一下子就昏過去了!”
她轉到浙二醫院腫瘤病房以後，他開始二十四小時陪著她。她每天都要連續掛藥水，一直掛到後半夜。他小心看著，一直等到藥水掛完，然後躺在病床邊的椅子上小睡。早晨五點剛過，搞衛生的阿姨就來了，動靜很大。他睡得很少，睡得很淺。有時她讓出一塊地方給他。他怕壓到她身上的管子，每次都不肯躺過去。
有一天半夜，她起來上洗手間，沒有像往常一樣叫他。經過多次化療以後，她已經非常虛弱，身上又插了很多管子，一個人走路是那麽危險，每次上洗手間都要人扶著，一點點挪過去。可是那一次，她一個人晃晃悠悠地站起來了。她輕手輕腳的，盡量不發出聲音。
他還是醒了。當他衝過去抓住她的時候，她正在向下倒。
你為什麽不叫我呢?他問她。
不忍心吵醒你。她說。
她知道自己可能不行了。她記得別人給過他們的每一點幫助，怕她不能再幫他記住那些事，就讓他拿起紙和筆，把她說的話記下來：
某某家的房子快要裝修好了，你要記住送禮物……
某某和某某快要結婚了，不要忘了迴禮……
某某的孩子明年考上大學，你一定要去祝賀，他曾經幫過我們……
吳凱說到這裏的時候，又喝了一口水。他要求我不要把剛才說的事寫出來。這些事我都還沒做呢，寫出來不大好。他說。
“黃暢文人緣很好，領導、同事、朋友都喜歡她。她的同事，聽說可以用活的癩蛤蟆治病，就想方設法去找。那時已經是冬天了，癩蛤蟆都躲起來了，他們借了一台水泵，找到一口池塘，把水抽幹，從淤泥裏捉了一批癩蛤蟆。”他說。
諸暨的小姑父、小姑媽——為了讓吳凱和黃暢文能專心治療，他們接過了撫養跳跳的擔子——有時會帶孩子過來看她。真想好好地抱抱她啊，可是她一點力氣都沒有，她讓孩子久久地趴在自己的身上。她對他說：“吳凱，不要給孩子很多錢，要讓她獨立自主，要教她好的品質，改掉壞的習慣，給她最好的教育……”
她身上通了很多管子，進的和出的。仍然嘔吐不停，什麽都不想吃。有很多痰，不停地吐啊吐，一會兒就吐滿一盆。有一天，她說想喝可樂。他買了給她喝。可樂從她嘴裏進去，很快就從另一根管子流出來。她說：“可樂真好喝啊!”她過的是純粹的嘴癮，可是這已經是她唯一的享受了。
實在太痛了。肚子，脖子，腦袋……全身都是徹骨的痛。有些病人就是這樣活活痛死的。為了止痛，他們決定孤注一擲，去做了伽馬刀手術。幾天後出現了可怕的後果：她什麽也看不見，什麽也聽不到了。這是多麽殘酷的打擊。
可是她仍然什麽事也沒發生似的，有說有笑。被踐踏被搶奪的生命表現出來的是驚人的生存意誌和高尚的情懷。她對他說：
“吳凱，我聽不見你說話，也看不到你了……你不要難過，我們可以換一種方法交流。”
他緊握著她的手。
“我說句話，如果說對了，你就在我的手心打個勾，如果說錯了，你就打個叉。”
他在她的手心打了個勾，表示同意。
“好，那我們開始吧，”她說，“跳跳在不在這個房間裏?”
他在她的手心打了叉。
“明天能不能讓小姑父帶他過來?”
他打勾。看她臉上露出會心的笑容，他心都碎了。
2003年4月29日下午，她開始變得意識模糊。隻有出的氣。心電監護器上顯示她的心跳越來越慢。
“趕緊搶救啊，醫生!”他大聲叫喚著。醫生做了最後的努力。
“沒有辦法了。”醫生說。
“一定要搶救啊!”他叫著。哪怕能讓她延緩一口氣也好。
“一點辦法都沒有了。”醫生非常堅決地告訴他。
她的心跳越來越慢，終於停止。她在醫院煎熬了十個月，鬥爭了十個月，最後沒有等到奇蹟。
對於未來的生活，她曾有一些計劃：把城西的房子賣掉或者租掉，住到錢塘江畔去;再買一輛車，夫妻每人開一輛;每年出去旅遊一次;買一台等離子電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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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們已經無計可施。在外科病房住了兩個多月後，他把她轉到了腫瘤科。再後來，他把她轉到省中醫院，在那裏，她又住了五個月。
其實根本就不用騙她。她早就知道了。有一天，乘護士和醫生不在，她偷偷跑到醫生辦公室裏，找到了自己的病曆。病曆的第一頁，赫然寫著“胃癌晚期”。她迴到病房，看起來比以前更加平靜。後來她在病床上告訴他，你的負擔已經夠重了，我不能再給你壓力。
她說：“吳凱，你對我這麽好，我沒有遺憾。當然，如果能讓我多活幾年，我會很滿意。讓我看看跳跳再長大一點……”
他每次新搜到一種治療腫瘤的方法，都在第一時間告訴她。於是，當有人來看她，她就開心地告訴他們，已經有一種新的治療手段了，她會好起來的。可是事實證明那些方法對她沒有作用。那是他最難過的時候，他不知道該如何向她解釋。但是她好像知道他的心事，他不說起，她也不再提起所謂的新療法。
在整個治療過程中，她幾乎沒有哼過一聲。隻有當房間裏隻剩他一人，她才會說：“吳凱，我疼死了。”
2002年初，癌細胞轉移到她的腦部。所有的麻醉藥物都已經沒有用了，疼痛一陣接著一陣襲擊她，想把她摧毀，她的每一天仿佛都隻是為了忍受疼痛而存在。她忍著，一聲不吭，有時實在忍不住，痛得快休克了，她才會說：“醫生，給我打一支杜冷丁吧!”她有頑強的求生欲望。
“她經常痛昏過去，有一次，我以為她去了，”說到這裏，他把腦袋別向窗外，他的聲音中有一絲輕微的顫抖，“那天我看她情況還好，和護士有說有笑的，就跑出去交費，等我迴來，發現她昏死在那裏，醫生正在緊急搶救……”他忽然說不下去了，開始掩麵而泣，哭聲被壓抑著，好像嘴巴被什麽東西塞住了，很久都沒法開口說話。
我認識他多年，這是我每一次看見他哭泣。在他最難的日子裏，他都不曾這樣。在大家的印象中，他是一台一絲不苟運行的堅強的機器。我不知道該說什麽，也不知道怎樣安慰他。我看見他的兩個肩膀都開始抖動起來。
“我不在的時候，她想著想著，突然和護士說了一句：‘真是苦了吳凱!’一下子就昏過去了!”
她轉到浙二醫院腫瘤病房以後，他開始二十四小時陪著她。她每天都要連續掛藥水，一直掛到後半夜。他小心看著，一直等到藥水掛完，然後躺在病床邊的椅子上小睡。早晨五點剛過，搞衛生的阿姨就來了，動靜很大。他睡得很少，睡得很淺。有時她讓出一塊地方給他。他怕壓到她身上的管子，每次都不肯躺過去。
有一天半夜，她起來上洗手間，沒有像往常一樣叫他。經過多次化療以後，她已經非常虛弱，身上又插了很多管子，一個人走路是那麽危險，每次上洗手間都要人扶著，一點點挪過去。可是那一次，她一個人晃晃悠悠地站起來了。她輕手輕腳的，盡量不發出聲音。
他還是醒了。當他衝過去抓住她的時候，她正在向下倒。
你為什麽不叫我呢?他問她。
不忍心吵醒你。她說。
她知道自己可能不行了。她記得別人給過他們的每一點幫助，怕她不能再幫他記住那些事，就讓他拿起紙和筆，把她說的話記下來：
某某家的房子快要裝修好了，你要記住送禮物……
某某和某某快要結婚了，不要忘了迴禮……
某某的孩子明年考上大學，你一定要去祝賀，他曾經幫過我們……
吳凱說到這裏的時候，又喝了一口水。他要求我不要把剛才說的事寫出來。這些事我都還沒做呢，寫出來不大好。他說。
“黃暢文人緣很好，領導、同事、朋友都喜歡她。她的同事，聽說可以用活的癩蛤蟆治病，就想方設法去找。那時已經是冬天了，癩蛤蟆都躲起來了，他們借了一台水泵，找到一口池塘，把水抽幹，從淤泥裏捉了一批癩蛤蟆。”他說。
諸暨的小姑父、小姑媽——為了讓吳凱和黃暢文能專心治療，他們接過了撫養跳跳的擔子——有時會帶孩子過來看她。真想好好地抱抱她啊，可是她一點力氣都沒有，她讓孩子久久地趴在自己的身上。她對他說：“吳凱，不要給孩子很多錢，要讓她獨立自主，要教她好的品質，改掉壞的習慣，給她最好的教育……”
她身上通了很多管子，進的和出的。仍然嘔吐不停，什麽都不想吃。有很多痰，不停地吐啊吐，一會兒就吐滿一盆。有一天，她說想喝可樂。他買了給她喝。可樂從她嘴裏進去，很快就從另一根管子流出來。她說：“可樂真好喝啊!”她過的是純粹的嘴癮，可是這已經是她唯一的享受了。
實在太痛了。肚子，脖子，腦袋……全身都是徹骨的痛。有些病人就是這樣活活痛死的。為了止痛，他們決定孤注一擲，去做了伽馬刀手術。幾天後出現了可怕的後果：她什麽也看不見，什麽也聽不到了。這是多麽殘酷的打擊。
可是她仍然什麽事也沒發生似的，有說有笑。被踐踏被搶奪的生命表現出來的是驚人的生存意誌和高尚的情懷。她對他說：
“吳凱，我聽不見你說話，也看不到你了……你不要難過，我們可以換一種方法交流。”
他緊握著她的手。
“我說句話，如果說對了，你就在我的手心打個勾，如果說錯了，你就打個叉。”
他在她的手心打了個勾，表示同意。
“好，那我們開始吧，”她說，“跳跳在不在這個房間裏?”
他在她的手心打了叉。
“明天能不能讓小姑父帶他過來?”
他打勾。看她臉上露出會心的笑容，他心都碎了。
2003年4月29日下午，她開始變得意識模糊。隻有出的氣。心電監護器上顯示她的心跳越來越慢。
“趕緊搶救啊，醫生!”他大聲叫喚著。醫生做了最後的努力。
“沒有辦法了。”醫生說。
“一定要搶救啊!”他叫著。哪怕能讓她延緩一口氣也好。
“一點辦法都沒有了。”醫生非常堅決地告訴他。
她的心跳越來越慢，終於停止。她在醫院煎熬了十個月，鬥爭了十個月，最後沒有等到奇蹟。
對於未來的生活，她曾有一些計劃：把城西的房子賣掉或者租掉，住到錢塘江畔去;再買一輛車，夫妻每人開一輛;每年出去旅遊一次;買一台等離子電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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