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一個上午，晴天，我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在清泰街附近的小巷裏轉來轉去，找尋一家又一家的幼兒園，向他們打聽古舊書店的人。有好幾次，我迴轉到清泰街488號。那道斷壁靜靜地立在初夏的太陽下，反射出暗淡的光。此刻，我說不定是古舊書店最後的見證人之一呢。
我一位報社同事早年曾跟隨他的伯父到過古舊書店多次，與嚴寶善先生相熟。據他所說，嚴寶善先生鑑別起古籍舊書來很有一套，他閉著眼睛翻一翻，聽聽紙張的聲音就可以知道書印刷的朝代。你向他講一本古籍的名字，他隨後就可以告訴你這本書的所有特點，目前收藏在哪家圖書館或者私人家裏。現在，像他這樣的人肯定是越來越少了。
臨近中午，我在茅廊巷農貿市場的人群中轉悠時，被一陣孩子的喧鬧聲吸引。這也許就是我所要找的那家幼兒園!我一陣驚喜。在幼兒園東側的一道樓梯的入口處，我發現了一隻木板釘起來的信箱，上麵用毛筆寫著：
嚴衙弄8幢東四樓
杭州古舊書店倉庫
樓梯很長，筆直地通往三樓。我走到拐角處時，樓下的吵鬧聲聽不見了。再轉一個彎，我便看見了那扇鐵柵欄門，上麵掛著一把巨大的彈子鎖。整個樓層一片寂靜。
透過鐵門，我看見裏麵的走廊上還裝著一扇較小的鐵柵欄門，虛掩著，門樑上掛著一件青布長衫。
我有點忐忑不安，仿佛立在一座古老的荒廢的院門前。但是我還是敲響了那扇鐵門。
一位穿長衫的老先生從小鐵門後麵閃出來，用一種疑慮的目光打量我。
“這是古舊書店嗎?”我問。
老先生點點頭，問我找誰。
“我找嚴寶善先生。”我說。
他說嚴老還沒來上班，叫我下次再來。他一說完就想轉身。
“能否把門開一下，”我趕緊喊道，雙手緊緊攥住柵欄門，“我想進去看一些舊書。”
老先生又一次迴過頭來，說他們正在搞內部整理，不對外開放。
我再次懇求讓我進去，我說：“我馬上就出來。”
先生盯著我看了一會兒，他的麵容是和善的，但是那目光仿佛從遙遠的年代裏射過來。我避開了他的目光。他拿了一把鑰匙走過來，和我麵對麵站著。然後他的手從柵欄裏伸出來，“哢嚓”一聲把門打開了。
我側著身子進去，跨進那扇小鐵門。前麵是一條長長的走廊，我看見走廊上擺著一張灰黑色的木桌，桌上擺著兩本線裝《漢書》。
老先生指著這套舊書說：“已經不全了。”
這使我想起解放前後，那些家道中落的豪門富家把家中的古籍舊書當作廢紙出售的情形，它們有的被送進了造紙廠和扇子廠，還有很小的一部分則被嚴寶善這樣的掠販家(藏書家中的一類，其餘四類是考訂家、校讎家、收藏家、鑑賞家)購走，才得以幸存下來。1953年，嚴寶善從某書肆購得一批從清鹹豐同治年間蘇鬆太道吳煦後裔家中流出來的古籍，其中有很多太平天國戰爭時期的珍貴史料，這些史料後來被史學界稱為“吳煦案”。但其中有些也已缺失了。
老先生尾隨著我走進一間倉庫，裏麵擺著一排排木架子，木架子上全是些破舊的線裝書，上麵積滿了塵土，整個房間有一股濃重的舊書與灰塵的味道，使人鼻子發癢。經曆了無數曆史煙塵的這些古籍，如今靜靜地坐在這裏，與研究它們的先生們相伴，它們今後的去向又是哪裏呢?我尋找了它們這麽久，如今麵對麵了，然而感覺依然是那麽遙遠。
老先生一直跟著我，這使我非常不好意思。我在倉庫裏待了一會兒就出來了。我提了一些問題，但他每每都是三緘其口。
我向先生告辭。先生送我出來，我大概剛走下三級樓梯，就聽見身後傳來“哢嚓”一聲，門又被重重地鎖上了。
古舊書店倉庫底下是幼兒園，這是非常有意味的：一種是那麽年輕，另一種則是那麽古老。然而你肯定不知道哪一種的生命更為長久一些。
迴來途中，我又一次經過了清泰街488號。清泰街改建以後，這裏將成為繁華都市中的黃金地段，它潛在的經濟效益將吸引許許多多具有經濟眼光的人。古舊書店迴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那批古籍舊書是要貼錢的。
一切都在不斷地變。晚上我們睡覺，天明醒來發現空氣已經不一樣了。在晚清以前，古典文獻是每位學子的基礎課程，現在則成了陽春白雪，成了少數學者的研究對象。我想起了嚴寶善先生，這位上半個世紀就已成長起來的博學之士，說不定已是杭州最後一位真正的民間藏書家了。有一天，當他從那個近於封閉的圈子裏走出來，在喧鬧的街上低頭疾走的時候，又有誰能認出他，並且理解他的內心呢?當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後，當時間將他和他的那些“書友”們統統淹沒的時候，還有誰會記起他們嗎?
1995年7月
【溫馴的抽象生活】
——讓-菲利普·圖森和我們
一、杭州
2001年11月24日下午兩點，我走進杭州國大雷迪森廣場酒店的旋轉門，一眼就看見了讓-菲利普·圖森。
進酒店之前，因為時間還早，我在武林廣場逗留了一會兒。人們在廣場上朝各個方向走著。我在一隻花壇的邊沿坐下，讓時間悄悄流逝。這是一個最平常不過的白天，沒有太陽，有點冷，與往常不同的是，這個白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一個我關注已久的比利時小說家、電影導演——讓-菲利普·圖森。也許還等待別的什麽。究竟是什麽，我自己也不知道。
眼前的圖森完全不同於我想像中的圖森。他是那麽高大，和我握手的時候不得不俯視著我。因為謝頂和臉上的皺紋，他顯得比實際年齡要蒼老。是啊，他今年已經四十四歲了。不過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了他。不變的是他的目光，那麽溫馴，還有他的若有若無的淺笑，這些使他看來像一頭綿羊。辦好入住手續，我們魚貫走入電梯。到了十樓，我們又魚貫而出。進了房間，圖森說，他要睡一會兒，累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練習寫作的時候，圖森正在法國崛起。羅伯·格裏耶稱它的小說為“敘事體的抽象派藝術”，他的三部小說代表作《浴室》《先生》《照相機》分別出版於1985、1986、1989年。世紀將盡時，他的小說進入了我的視野。1997年初，我從廣州博爾赫斯書店郵購了《浴室·先生·照相機》的中譯本。這是一本詭異、獨特的小說，簡潔而深奧，你從中仿佛看到了本質的東西，可是又什麽都沒看到。它們讓我深深地著迷。
圖森在休息。我們圍坐在隔壁的房間裏，商量圖森浙江之行的日程安排。(介紹一下我們吧：詩人兼民謠歌手楊一，他是圖森中國之行的“三陪”，已經陪了二十多天了;出版策劃人陳侗和魯毅，他倆三天前專程從廣州來到上海，開始一路陪同圖森;小說家黑城，還有就是我，是圖森浙江之行的義務接待者。我們都是圖森小說的忠實讀者。)我們圍坐著抽菸，菸灰缸放在中央的地毯上。每隔一段時間，我就站起來，跨過菸灰缸，拎起水壺給大家倒水。後來，朋友阿強和黃石敲門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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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位報社同事早年曾跟隨他的伯父到過古舊書店多次，與嚴寶善先生相熟。據他所說，嚴寶善先生鑑別起古籍舊書來很有一套，他閉著眼睛翻一翻，聽聽紙張的聲音就可以知道書印刷的朝代。你向他講一本古籍的名字，他隨後就可以告訴你這本書的所有特點，目前收藏在哪家圖書館或者私人家裏。現在，像他這樣的人肯定是越來越少了。
臨近中午，我在茅廊巷農貿市場的人群中轉悠時，被一陣孩子的喧鬧聲吸引。這也許就是我所要找的那家幼兒園!我一陣驚喜。在幼兒園東側的一道樓梯的入口處，我發現了一隻木板釘起來的信箱，上麵用毛筆寫著：
嚴衙弄8幢東四樓
杭州古舊書店倉庫
樓梯很長，筆直地通往三樓。我走到拐角處時，樓下的吵鬧聲聽不見了。再轉一個彎，我便看見了那扇鐵柵欄門，上麵掛著一把巨大的彈子鎖。整個樓層一片寂靜。
透過鐵門，我看見裏麵的走廊上還裝著一扇較小的鐵柵欄門，虛掩著，門樑上掛著一件青布長衫。
我有點忐忑不安，仿佛立在一座古老的荒廢的院門前。但是我還是敲響了那扇鐵門。
一位穿長衫的老先生從小鐵門後麵閃出來，用一種疑慮的目光打量我。
“這是古舊書店嗎?”我問。
老先生點點頭，問我找誰。
“我找嚴寶善先生。”我說。
他說嚴老還沒來上班，叫我下次再來。他一說完就想轉身。
“能否把門開一下，”我趕緊喊道，雙手緊緊攥住柵欄門，“我想進去看一些舊書。”
老先生又一次迴過頭來，說他們正在搞內部整理，不對外開放。
我再次懇求讓我進去，我說：“我馬上就出來。”
先生盯著我看了一會兒，他的麵容是和善的，但是那目光仿佛從遙遠的年代裏射過來。我避開了他的目光。他拿了一把鑰匙走過來，和我麵對麵站著。然後他的手從柵欄裏伸出來，“哢嚓”一聲把門打開了。
我側著身子進去，跨進那扇小鐵門。前麵是一條長長的走廊，我看見走廊上擺著一張灰黑色的木桌，桌上擺著兩本線裝《漢書》。
老先生指著這套舊書說：“已經不全了。”
這使我想起解放前後，那些家道中落的豪門富家把家中的古籍舊書當作廢紙出售的情形，它們有的被送進了造紙廠和扇子廠，還有很小的一部分則被嚴寶善這樣的掠販家(藏書家中的一類，其餘四類是考訂家、校讎家、收藏家、鑑賞家)購走，才得以幸存下來。1953年，嚴寶善從某書肆購得一批從清鹹豐同治年間蘇鬆太道吳煦後裔家中流出來的古籍，其中有很多太平天國戰爭時期的珍貴史料，這些史料後來被史學界稱為“吳煦案”。但其中有些也已缺失了。
老先生尾隨著我走進一間倉庫，裏麵擺著一排排木架子，木架子上全是些破舊的線裝書，上麵積滿了塵土，整個房間有一股濃重的舊書與灰塵的味道，使人鼻子發癢。經曆了無數曆史煙塵的這些古籍，如今靜靜地坐在這裏，與研究它們的先生們相伴，它們今後的去向又是哪裏呢?我尋找了它們這麽久，如今麵對麵了，然而感覺依然是那麽遙遠。
老先生一直跟著我，這使我非常不好意思。我在倉庫裏待了一會兒就出來了。我提了一些問題，但他每每都是三緘其口。
我向先生告辭。先生送我出來，我大概剛走下三級樓梯，就聽見身後傳來“哢嚓”一聲，門又被重重地鎖上了。
古舊書店倉庫底下是幼兒園，這是非常有意味的：一種是那麽年輕，另一種則是那麽古老。然而你肯定不知道哪一種的生命更為長久一些。
迴來途中，我又一次經過了清泰街488號。清泰街改建以後，這裏將成為繁華都市中的黃金地段，它潛在的經濟效益將吸引許許多多具有經濟眼光的人。古舊書店迴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那批古籍舊書是要貼錢的。
一切都在不斷地變。晚上我們睡覺，天明醒來發現空氣已經不一樣了。在晚清以前，古典文獻是每位學子的基礎課程，現在則成了陽春白雪，成了少數學者的研究對象。我想起了嚴寶善先生，這位上半個世紀就已成長起來的博學之士，說不定已是杭州最後一位真正的民間藏書家了。有一天，當他從那個近於封閉的圈子裏走出來，在喧鬧的街上低頭疾走的時候，又有誰能認出他，並且理解他的內心呢?當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後，當時間將他和他的那些“書友”們統統淹沒的時候，還有誰會記起他們嗎?
1995年7月
【溫馴的抽象生活】
——讓-菲利普·圖森和我們
一、杭州
2001年11月24日下午兩點，我走進杭州國大雷迪森廣場酒店的旋轉門，一眼就看見了讓-菲利普·圖森。
進酒店之前，因為時間還早，我在武林廣場逗留了一會兒。人們在廣場上朝各個方向走著。我在一隻花壇的邊沿坐下，讓時間悄悄流逝。這是一個最平常不過的白天，沒有太陽，有點冷，與往常不同的是，這個白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一個我關注已久的比利時小說家、電影導演——讓-菲利普·圖森。也許還等待別的什麽。究竟是什麽，我自己也不知道。
眼前的圖森完全不同於我想像中的圖森。他是那麽高大，和我握手的時候不得不俯視著我。因為謝頂和臉上的皺紋，他顯得比實際年齡要蒼老。是啊，他今年已經四十四歲了。不過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了他。不變的是他的目光，那麽溫馴，還有他的若有若無的淺笑，這些使他看來像一頭綿羊。辦好入住手續，我們魚貫走入電梯。到了十樓，我們又魚貫而出。進了房間，圖森說，他要睡一會兒，累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練習寫作的時候，圖森正在法國崛起。羅伯·格裏耶稱它的小說為“敘事體的抽象派藝術”，他的三部小說代表作《浴室》《先生》《照相機》分別出版於1985、1986、1989年。世紀將盡時，他的小說進入了我的視野。1997年初，我從廣州博爾赫斯書店郵購了《浴室·先生·照相機》的中譯本。這是一本詭異、獨特的小說，簡潔而深奧，你從中仿佛看到了本質的東西，可是又什麽都沒看到。它們讓我深深地著迷。
圖森在休息。我們圍坐在隔壁的房間裏，商量圖森浙江之行的日程安排。(介紹一下我們吧：詩人兼民謠歌手楊一，他是圖森中國之行的“三陪”，已經陪了二十多天了;出版策劃人陳侗和魯毅，他倆三天前專程從廣州來到上海，開始一路陪同圖森;小說家黑城，還有就是我，是圖森浙江之行的義務接待者。我們都是圖森小說的忠實讀者。)我們圍坐著抽菸，菸灰缸放在中央的地毯上。每隔一段時間，我就站起來，跨過菸灰缸，拎起水壺給大家倒水。後來，朋友阿強和黃石敲門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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